其他国家在面对经济新常态时动用了哪些“工具包”？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新常态归纳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当下的明确判断。那么，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答案是肯定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一书中选登的《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基于国际经验的几点思考》一文向读者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时，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它的发展。
    在一定时期内，假如依据一定的制度安排使这一生产要素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生产力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而如果任何一个方面，无论是人的因素（指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还是物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抑或是制度安排，不能基本匹配，则必然出现生产力发展的停滞。
    已经经历过经济减速阶段的国家是否有可供借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我们可以怎样借鉴他国经验？
    书中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列举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都经历过类似的经济减速趋势，并为了摆脱这一处境而做出过巨大努力。
    出台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以及与其相配套的科教投资战略是这些处于转型期国家普遍选择的发展战略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之时，提出了新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传统工业先后进行了高新技术改造，并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业，向现代化新型工业过渡。在经过十多年的产业转型后，到1984年，德国的工业增长得到恢复，机械、化工、电气、汽车制造业成为工业的支柱。
    人口战略也是其中一些国家的选择。日本和韩国是实施人口战略的典型国家。日本在转型前后都面临着年轻人减少和老年人持续增加的问题，只是日本政府直到1990年才开始重视生育水平问题，在这之后日本制定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由于未能很好地预判人口形势，提前制定并及时实施预防人口老龄化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通过财政支持、法律保障、信息交流等多种渠道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建立良好有序的市场环境以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能动作用，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也是十分必要的战略选择。
    在宏观调节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两大工具。在这方面，是否有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
    书摘
    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
    ——基于国际经验的几点思考（节选）
    文/陈江生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产出，因而在经济增速换挡时期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
    日本、韩国和美国在转型期间都十分重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不同的效果。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后，为刺激经济恢复景气，日本政府从扩大财政预算规模入手，扩大国债发行额度，同时增加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投资的财政支出。依靠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日本促进了有效需求的释放，带来了1976—1979 年期间平均5％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发达国家。但是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政府的宏观调节政策出现了失误，当时日本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实行金融缓和政策，于是产生了过剩的流通资金。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继续增加财政预算，扩大内需。不合时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得日本经济泡沫逐渐形成。
    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由于韩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内需逐渐成为驱动韩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力量。为了刺激消费，增强内需，2001 年韩国政府提出了“健全的消费是经济复苏之路”的口号，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与此同时，韩国银行也多次调低商业银行隔夜拆借利率和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调节贷款利率，提高大企业贷款上限，刺激企业投资。除此之外，韩国政府也两次追加财政预算，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农村水利设施的改造等。经过政府的种种努力，韩国逐渐形成出口和内需联合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在应对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时，采取了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节政策。在财政政策上，美国一度增加公共投资建设同时实施大规模减税。1933 年，罗斯福政府设立公共工程局，拨款33 亿美元用于公用事业建设和公共设施完善。同年设立的临时机构民用工程署使四百多万人在各式各样的工程中获得了工作。1935 年，美国又成立了工程振兴局及其联合机构，对失业的人展开救济及提供工作。自1933 年起，美国政府多次调整税收政策，改善收入分配，大规模减少普通民众的赋税，同时适当增加对高收入者的征税，目的在于缓解社会矛盾，提高国内需求。在货币政策上，美国在此阶段采取了连续降息的货币政策，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实体经济逐渐得到复苏。
    （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 年3 月下）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任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