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现代都市。
    这是现代人共同体验到的绝望。
    “无论如何，只有一条阴暗、孤寂的隧道，那就是我的隧道。”这句话如谜语般被悬设在中篇小说《隧道》（又译《地道》）的卷首，又在后文中出现。它来自主人公卡斯特尔的内心独白。事实上，整篇小说的叙事者仅此一人，胡安•巴布罗•卡斯特尔，画家、单身汉、杀人犯、一个不可救药的神经症患者。我们随着他的独白进入故事，如同缓慢行进在一条狭长幽暗的隧道中。
    隧道的意象，不啻为现代生活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在地下隧道中穿行，是今天大多数都市人的日常体验。感受一下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地铁吧。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面无表情，步调一致地在地下通道中挪动前行。每一个人都只能被人流裹挟着走，被吸入一趟趟严格按时间表运行的列车中。列车在暗黑的地道中穿行，除了广告图像，窗外没有风景；车里的陌生人们你挨我我挨你，彼此无间却心隔千里，唯有的交流就是一句“下吗？”……我们就这样孤独地在公共的隧道和自己内心的隧道中滑行，通往各自的目的地。
    现代社会必然是人与人更加高密度的集合，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是远离了田园牧歌的故乡和纷繁复杂的宗亲关系的游魂。“人与人的联系，除了赤裸裸的利害以外，除了冷酷的‘现金交易’以外，再没有别的了。”《共产党宣言》对此早已洞若观火。在这个越发繁华也越发冷漠的世界里，谁会关心陌生人的孤独和焦虑呢？谁会在乎别人心中的隧道呢？
    《隧道》里的卡斯特尔坦承说，曾经确有一个能理解他的人，然而恰恰就是这个人，死在他的刀下。这一切缘起于一次画展。在他展出的一幅作品中，画面左上方留有一个小窗户，透过这扇窗，能看到一个眺望大海的女人。在他看来，这一细节传达的是一种“急切的、绝对的孤独感”，然而无论是评论家还是普通观众都没有注意到他所认为的这个关键部分，只有一个人在画前长久驻足，凝视那个小窗户里的景色。这是一个陌生的姑娘。卡斯特尔在她的目光里发现了知音。这是令孤独的艺术家多么欣慰的事啊！
    艺术可以是情感交流的手段。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艺术始于一个人意图向他人传达自己体会过的情感，并在心中重新唤起这份情感，再以某种外在标志表达出来之时。”那个隐秘的小窗户将两颗孤独的心灵相接通。从此，没有当场向姑娘吐露心迹的卡斯特尔陷入了迷狂中，他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读来令人哑然失笑的估算，一心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的这个知音。当他们终于再次相遇，开启的却并非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而是一次以男方杀害女方为终局的畸恋，是最初的感动和激情被画家的心魔一次次摧残终至双双毁灭的悲剧。
    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当灵魂的存在逐渐被淡忘、宗教对心灵的统治渐渐式微的时候，人类开始认识不清自己。弗洛伊德对意识掩盖之下究竟有何物的发现、对“本我—自我—超我”的界定，尽管都是科学假说，却不失为对人类精神认识上的伟大创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隧道》中杀人犯的病态心理形成的原因，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要在他的本能欲望里寻找。在卡斯特尔的自述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关于恋母情结的蛛丝马迹，找到他的肉欲和死亡冲动。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他所有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继弗洛伊德之后，研究者们发现，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并不是普适性的，病态心理的形成事实上也与特定的社会条件相关。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尼就在其名著《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精准地剖析了现代社会的神经症患者是处于怎样的内心冲突中的。在她看来，在这么一个鼓励竞争和个人成功的社会里，心理紊乱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两种病态倾向：无时无刻不在的焦虑，以及针对所有人的敌意。这两种倾向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神经症患者的孤独感和严重的安全感的缺失—一方面，他需要依赖别人，另一方面，由于病态的敌意，他又不可能信任任何人。我们在《隧道》中看到的这个疯狂的卡斯特尔就是如此。在寻找那位观画知己的过程中，他的胆怯、软弱和没有自信，通过他的自述表露无遗。他长久地在急切找寻和自怨自艾中徘徊。然而他对自己疯癫行为的解释读上去又都是合理的，都符合现代社会的这个神圣词汇：理性。他又坦白说，“总的来说，人类总是让我觉得可恶。”“我总是不带好感地甚至是带着憎恶地看人的，我尤其讨厌群聚的人；我从来都忍受不了夏天的海滩。”众里寻她千百度，当玛丽亚终于向他走来时，他却用审问犯人的方式与她谈起了恋爱。他始终怀疑玛丽亚在欺骗他的感情，竟至于用“婊子”的字眼来辱骂这个柔弱女子。他的分析是这样的：玛丽亚背着自己的盲人丈夫与他恋爱，证明她是一个不贞的女人；玛丽亚在爱他的同时不愿舍弃夫君，还是证明她是一个不忠的女人；玛丽亚老往她表兄的庄园那里跑，而她的表兄是个有名的风流公子，这证明玛丽亚与她的表兄也有奸情……他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红颜知己玛丽亚是个不要脸的妓女。
    这种将爱的对象扭曲至极的“恋爱”，实在与我们在古典作品中和《知音》杂志上读到的催泪恋爱相差太大。他真的爱她吗？用霍尼的理论来看，这种爱如果能称为爱，也只是病态的爱，是一种爱的错觉，“他这种自己觉得是发自内心的爱，很可能只不过是对某种仁慈所产生的感激，或只不过是由某个人、某种情景所唤起的希望和温情。”卡斯特尔对玛丽亚这位观画知己的需要，或许并非真正爱的需要，而是安全感的需要，是抵御焦虑的需要。这种需要永不知足，渐至演化成病态的嫉妒：他不断地害怕失去对玛丽亚的占有，深深地陷入醋意的怒火中，竟至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潜入玛丽亚的卧房，将她捅死在血泊中。
    《隧道》初版于1948年的阿根廷。作者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2011）不是精神科医生，在当时也不算名作家，而是一个从物理学研究转行文学创作的怪才。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却在当时的阿根廷文坛引起了轰动，后被奉为拉美文学所谓“心理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尽管萨瓦托本人从未认同过这一“主义”的标签。一路苦读拿到理学博士学位，背负本国前辈的厚望赴法国居里研究所深造，萨瓦托本可以成为蜚声国际的科学家，却在经历了个人的精神危机后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转行写作。这在当时的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真正活出了自己。蜚声国际、振兴拉丁美洲科学，真的是他渴望的生活吗？这样的成功，是被他人建构的欲望，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写作和画画，才是他想用生命去实践的事业，无关名与禄，尽管用现实的眼光来看，他的确凭借写作得以蜚声国际。
    事实上，对于萨瓦托的文学事业来说，他在数理科学方面的深厚积养绝不是浪费。一方面，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赋予他的写作一种高度的冷静和准确性，他笔下的心理活动读来有如严谨的公式推导，令人叹服；另一方面，他在自然科学的山峰攀登所达到的高度，无疑有助于他对现代性和人类命运作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另外，寓居巴黎期间与一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畅饮神聊的经历，也使得他在探索潜意识活动方面具备了优势，从而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尚未具备现代意识的西语作家。
    在那个时代，借着残存的古文化遗产展现地方特色、面对欧美文学界卖弄异域风情已经不是拉美作家的主要任务了。《隧道》的故事发生在阿根廷都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现代都市。主人公的心灵独白，也曾道出了经历世界大战之后的人类共同体验到的绝望：在创作那幅画作之前，卡斯特尔曾读到，在一座集中营里，一个钢琴家饿得不行了，忍辱求食，结果被强迫吞下一只老鼠，而且是一只活老鼠！他由此觉得，这个世界如此恐怖，一切都没有意义。《隧道》的故事会让我们产生同样的感觉：美好的事物，温馨的感情，一切都终归于毁灭和虚空；人心之晦暗，犹如一条长长的孤独的隧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要读者悲观厌世。萨瓦托曾这样定义自己的写作目标：“我的小说作品，不管是好是坏，总是试图检验人性的终极矛盾：孤独和死亡，希望和失望，对权力的渴望，对绝对性的找寻，存在的意义，上帝的在场和不在场。”在他看来，被绝对理性所分裂的现代人，应当回归到原来的完整状态，这正是现代小说家的终极使命：“把启蒙主义者造出的那个虚无幻象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他后来的小说和思想随笔同样影响深远，成为打进那条幽暗的《隧道》尽头的温馨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