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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俄罗斯文学研究现状 田洪敏：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俄罗斯的情形吗？ 中村唯史：我是在东京大学毕业之后有机会交流到莫斯科学习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92年，苏联刚刚解体。我记得自己也和俄罗斯人一样到处排队买东西，比如在莫斯科的第一家麦当劳排队三小时买一个汉堡。在回日本的飞机上，一个俄罗斯人知道我是日本人，一定要和我做生意，说自己了解资本主义、了解商品经济，我们合作一定会赚钱。我很难为情地说，可惜我不了解资本主义、不了解商品经济。 田洪敏： 因为我第一次去俄罗斯，是在中央黑土带，算是文学意义上的“外省”，我在那里遇到了很严格很保守的教授，也受到了某些“外省”思想的影响。所以我很想知道，研究俄罗斯文学对您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指的是精神世界，或者说是人格的影响。 中村唯史：要说“影响”，简单地说就是俄罗斯文学或者德国文学是“我的”，而其他国别文学，比如法国或者英国文学不是“我的”。 如果说一定要有自己的人文立场或世界观，或者说文学是不是影响了我，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比如我自己虽然并非世界一体性观点的追随者，但是我同情那个时代的人们，他们让我充满兴趣。我喜欢那个时代的人，我对他们有好感，也有亲近感，我想要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他们，我想建立这样的诗学体系。 田洪敏：那么俄苏文学在日本的影响如何？ 中村唯史：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一段时间无产阶级作家很流行，这也是当时日本文学的一种趋势。战后日本城市、乡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战时出版检查制度了。不过因为当时世界形势的影响，我们都特别喜欢阅读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法捷耶夫的作品。到了70年代后期，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转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加上日本经济忽然间腾飞，这时就很难再说俄苏文学有什么影响了。比如我们很难分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您认为《静静的顿河》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吗？或者换言之，究竟什么是美学的、什么是历史的，也很难分清。但我认为，苏联文学有自己的美学。 不过您知道，俄罗斯文化很重视文学的作用，而日本的文化传统从来是不重视文学的，认为这不是男人该做的活儿。日本民间有句话，筷子是两根，钢笔却只有一支，也就是说文人是没有什么用的。我喜欢的日本作家，也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二叶亭四迷就曾经悲愤地说，文学不是大丈夫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日本，大概从本质上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主观上不会刻意要去影响他人吧，他们比较甘于自己的身份。 田洪敏：日本俄罗斯文学研究学界现状如何？研究者是以何种方式开始或者继续自己的研究的，可以进行粗略的分类吗？ 中村唯史：遗憾的是，似乎不能说是乐观的。如今的日本，文学的社会意义自身在缩小，俄罗斯文学的读者数量也不多。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在的19世纪文学，苏联解体后的现代文学被较多地翻译了，但日本读者却对苏联文学所知不多，虽然研究本身还是很活跃。现在的日本毕竟还是信息时代，因此将文学置于当时的媒体环境、历史状况的联系中去考察的“社会学方法”研究很是盛行。 至于在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思想上有什么区别，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比较偏重在地缘政治环境中研究文学，也比较多地受到美国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都很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经常会在他们那个中心查找资料，一般也很少会失望；至于说到京都大学，可能还是传统一些、本土化一些，因为整个京都大学的人文学科传统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不过从本质上说，日本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没有方言的区别大。 近年来，日本公立大学的人文学科缩水得厉害。加上信息时代，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写，不必通过编辑或者批评家来确认作品的价值，这就使得人文学科研究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 田洪敏：好像听起来很不景气的样子。 中村唯史：全世界的人文环境都在衰落吧？20世纪80年代可能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时期，现在是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笼统地说是结构上的解体吧——没有中心了。人文环境恰好是和“一体性”相关的，但是这个中心没有了，文学、哲学的中心没有了，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文学者应该建立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世界。80年代的确有很多读者，不过应该也有不好的文章；现在读者没那么多，但不证明没有好的文章。 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在京都一家大约可容纳两百人的剧院放映了一些十月革命的老电影，我有幸去做讲解，剧院也坐满了，虽然很多都是老年人。这个算不算是文学艺术的影响呢？ 研究俄罗斯文学也应保留“日本味道” 田洪敏：和国际斯拉夫学界的交流怎么展开？ 中村唯史：您参加过世界斯拉夫大会吗？年轻一代或许并不完全了解英文的学术性，但是他们很努力地在用英文表述。我很担心，如果世界文学或者研究者都对强势文化趋之若鹜——笼统地说，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自己的文学观点。我愿意保留一点自己本民族的文学及文化特性，否则人们的交流就会陷入同一性。 所以，见到那么多学者只是采用英文材料，这个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如果英文材料只是作为单一的权威资料来源总是不大好的。很多年轻学者的学术英语并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们都努力地在学术会议上用英文发言或者说只是“宣读”自己的发言稿，我认为这还是有些遗憾的。 田洪敏：其实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中国学界。在采用外国材料和使用外语研究资料方面，英文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同时欧美的观点也常常成为左右学术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考量，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问题。那么在日本研究俄罗斯文学，有没有一种“日本味道”呢？ 中村唯史：我在文化上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很希望能保留一点“日本味道”。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经常讨论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诗歌翻译中会有并非翻译理论的问题，比如误译等，我个人觉得这恰好是日本文化本身的一种表现，是将外国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大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文学再生的一种表现。所以，我还是很赞成翻译在保留原文准确的基础上，能够带有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东西。翻译错误，从某种程度上恰好也是文学的新鲜东西。如果世界文学都是英语国家的翻版，我会很怀疑。 中国的情形如何呢？比如说中国读者喜欢什么样的日本文学？ 田洪敏：这个很难确认，不过学界和普通读者群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很多年轻读者除了喜欢村上春树或者东野圭吾，也愿意宣称喜欢三岛由纪夫或者太宰治。 中村唯史：是吗？这我倒是有些吃惊的，因为三岛由纪夫或者太宰治在日本文学中也是比较特殊的作家，应该很难理解吧，虽然他们的确很流行。我自己比较喜欢坂口安吾和石川淳的作品。中国作家我很喜欢老舍的作品，很幽默，很有趣。其实我对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也很有兴趣，那个时候张艺谋的电影我都看过。对于中国文学，我们这一代还是有些了解的，余华的作品也读过很多。 田洪敏：除了研究者的身份，您是否也搞创作？ 中村唯史：读书的时候比较热衷，但我后来告别了文学创作，大概发现自己没有这样的天分。不过现在我还是经常写诗，写现代诗——我的父亲写俳句——我也写诗歌体的短篇小说，在小范围内的朋友圈传阅。你前面问俄罗斯文学对于我是否有影响，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我想他们在其一生中从未怀疑过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要不要继续写下去，这几乎不应该是个问题。我发现苏联作家卡扎科夫的文字也比较伤感，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作家和诗人，所以您说，这算不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呢？ 田洪敏：那么您在创作时会受这些俄罗斯诗人或作家的影响吗？或许，算是向他们致敬？ 中村唯史：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我们都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是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我们却很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所以我可能潜意识里将写诗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特征吧。作为一个日本人在写作，这对于我来说也很重要。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