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一届斯拉夫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日本京都大学中村唯史教授就“苏联文学中的‘世界一体性’理想”作主旨发言，受到广泛欢迎与热烈讨论。 受《中国社会科学报》委托，笔者在上海会议期间就开始对中村唯史教授进行采访。由于时间关系，加之俄文是我们之间唯一能够沟通的语言，同时辅助以手写汉字，所以进展有些缓慢，后续采访于2017年12月笔者赴京都大学短暂访学期间才得以完成。 访谈受制于俄文的逻辑力量与语言经验。对于双方来说，俄文是“他者”，在这种特殊的语境下，我们要表述自己本民族的思想以及完成对于“他者”的阐释与评论，这一过程本身虽然艰难却充满乐趣。至于说到绘声绘色的采访效果，那简直是无法获得同时也是无法营造的——因为在俄文的语境里很难轻盈和飘浮。 苏联文学中的“世界一体性”理想 田洪敏：作为一名日本学者，是什么因素使得您对俄语文学产生兴趣的？如果今天回头看，逆向寻找所谓选择的“合理性”，或者说“给自己一个形而上”的结论，就自己的选择会得出什么精神层面的论断呢？ 中村唯史：我的父亲虽然是个建筑师，可是他很喜欢苏联文学和苏联电影，自己也写俳句，我的叔叔还翻译了很多苏联文学作品。或许家庭环境对我也有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吧。但我的第一篇论文写的是契诃夫，记得当时的题目好像是《天空和飞鸟在契诃夫作品中的象征意义》，论文是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选题算是运用了符号学理论。 田洪敏：巧合的是，您现在的研究似乎也对天空这样的母题感兴趣。 中村唯史：我青年时代的模糊想法是，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抬头看天空呢？我高中时就喜欢读契诃夫，特别是他的剧作《三姐妹》。剧中对外省闭塞状况感到苦恼的小女儿伊琳娜，梦想着移居莫斯科，那不仅是对莫斯科的憧憬，也是从自身生存的“现在—此处”中脱离的希求。 我的青春时代恰好是冷战持续稳固存在着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当时虽然处在经济发展的巅峰期，却正在陷入社会、思想的闭塞状态。我在漫谈中常常听到友人发出这样的感叹：“世界的历史已经完结了。从此世界被铁幕分开的两个部分就这样各自分离。”这是因为核战争威胁而引起的感慨。而在俄罗斯历史上，19世纪90年代也是这样一个终结感、闭塞感强烈的时代。契诃夫笔下的众多人物没有“现在”、没有“此处”的生存状况和“该向何处去”的希求吸引着我，或许正是这样的因素在我的选择中起了作用。而且我觉得这就是您说的“逆向”记忆，或者说精神记忆的典型例子。 田洪敏：您研究的苏联文学中的“世界一体性”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特别是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历史的图景中研究这个问题。您最初思考这个问题的契机是什么？ 中村唯史：我开始思考苏联文学“一体性”的问题，是在读了苏联女诗人奥尔嘉·别尔戈利茨（1910—1975）的抒情散文《白天的星星》之后。这是在苏联文学多种诗歌题材迅速发展的阶段，在历史内涵的关联中描绘列宁格勒保卫战死者的记忆。这篇作品在日本连载和刊行的当时，不仅唤起了批评家，而且还有普通读者的巨大反响。其中作者述说了“死者的思想在我的言语中复活”、“过去与现在”、“死者与生者”，特别是“现实与表象之间的阻隔会有消失的瞬间”等，我们发现这并非哲学意义上纯粹的唯物论，而是有着柏格森（1859—1941）式的诘问。事实上，别尔戈利茨在自传中明确表示，她从年轻时就是热烈的共产主义追随者，同时熟读了柏格森哲学以及尼古拉·洛斯基（1870—1965，俄罗斯思想家、哲学家，宗教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著作。 田洪敏：在上海会议中，您提交的论文是关于苏联文学中“天空与大地”的空间解读。您在文中指出：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天地彼此交叉融合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文学作品中并非特例。除了您在文章中提到的分析，您是如何理解 “天空”在其他俄罗斯文学文本中的表现的？ 中村唯史：俄罗斯文学中的自然，我认为总的来说是“拟人的”。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应答和照应是非常自然的。诸如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自然，高尔基的诸多短篇中描写的自然都是典型的例子。我在报告中论述的尤里·卡扎科夫（1927—1982）的《红鸟》、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1938—1980）的《他没有从战场上回来》中的“天空”，就是这一传统的延长线上的作品。《红鸟》准确地传递了一个我们习惯称之为“苏联文学”的语言与思想特征。这种语言与思想是隐藏于苏联文学中的一股暗流：在一个物理意义上似乎封闭的空间里，实际上人们的内心却是无限开阔与无限上升的，万物的规则本也是逝者飞于天空，生者立于土地，当他们在某个时刻彼此对视的时候——世界就是永恒。在很多苏联文学作品中，生者与死者的关系转变为天空与大地的关系，甚至爱情也并非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与这个世界的离索或者拥抱的情绪，这种文学上的宽广思想很吸引我。这种苏联文学美学观与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强调人与人的关系的文学思考显然是不一样的。今天的读者大概认为苏联时期人们的生活一定是厚重的、封闭的，但是不要忘记人们的思想却是上升的、轻盈的，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仰望天空，这种文学情绪一直吸引着我。简单地说，那个时代的人们相信奇迹的存在，当然，您也可以引用文学理论中的神秘主义或者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加以解释。 您应该还记得《战争与和平》 吧，负伤的安德烈看到的也是高邈的、公正仁慈的天空，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不应该将苏联文学看作经典文学的对立存在，实际上在美学意义上，我们可以找到俄罗斯文学的“一体性”。 田洪敏：对的，比如在莱蒙托夫的叙事诗中也有“我”在负伤之后仰望天空这样的描写。“一体性”在文学文本中分析会比较具体一些，但是如果将其置于东方哲学语境中就完全是另一个图景了。对于这一点，针对您的读者群，您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是“学术准备”吗？ 中村唯史：我的确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思考过“一体性的世界观”。从这一立场来说，我不赞同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一体性”观念和俄罗斯哲学的“一体性”作直接的、脱离历史的比较和对照。但是我认为，比如日本20世纪前半叶的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哲学等，确实与尼古拉·洛斯基的哲学在构造意味上相似。然而那是通过对西欧近现代哲学的导入，再构造日本本国文化传统的思考——这不是他们所做的类似尝试的结果吗？这是不是日本自己的独创性哲学呢？这里面存在着日本知识界对于自身文化追问的趋向，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一体性”问题，不应脱离时间、形而上地去考察，最终应当历史性地去考察，所以我还是不愿意将其完全脱离文学而置于一个纯粹历史或者哲学的层面去思考。这里要特别强调思考对于日本学界的重要作用，只有不停地思考，才能恢复文学研究的尊严。 田洪敏：您曾在会议报告中指出，苏联文学中的“一体性”问题也有白银时代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或许也可以找到从白银时代到苏联文学的“过渡空间”，有益于我们理解20世纪俄罗斯文学，或者说是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作为“一体性”来观照？ 中村唯史：刚才谈到的奥尔嘉·别尔戈利茨，可以认为是苏联时期白银时代诗歌传统的一个继承者。她受尼古拉·洛斯基哲学的影响，爱读曼德尔施塔姆，对安娜·阿赫玛托娃也有个人信仰，而通过苏联初期 “从日常生活到生存意识”美学思想的转换等，可以看到白银时代和苏联初期在文学、思想上有明显的连续性，并非时间上的人为断裂，而是后来的自然脱落。如果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做整体性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