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剧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7年演出
    
    剧作家曹禺（摄于上世纪40年代）
    根据曹禺经典名剧改编的话剧《北京人》，将作为《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社庆大戏以及2018北京人艺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重要演出，于3月30日至4月1日在首都剧场首演。
    曹禺写戏，特别讲究作品的独特性，所谓一戏一格，绝无雷同，这从根本上反映出了作家丰厚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对人生百态的所思所想所痛所感。任何一个事件的起源和发生，每一个带有性格色彩的人，都有可能在曹禺的心中沉淀、梳理、吸收，经过对人的生存和死亡的思考，而酝酿一场心灵的风暴，于是便有了他笔下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
    于1941年在重庆抗建堂公演的《北京人》，被公认为是曹禺全部作品中写得最成功的一部戏，虽然从剧情的冲突和矛盾的设置上，远不及在它之前的《雷雨》和《日出》，有那么多精彩绝妙的人物和故事，更没有《原野》中那种最原始的复仇、大悲大离的恨与爱，《北京人》倒是更如俄国契诃夫的戏剧，剧中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在等待，在老去，在沉闷忧郁的环境中，全剧氤氲流淌着淡淡的哀愁，容易使人想到无奈，想到死亡，更想到了对于前途和人类光明的憧憬。
    曹禺写《北京人》时正迷恋契诃夫
    旧时，戏剧圈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说法：演万先生的《雷雨》是挣钱的戏，一个剧团揭不开锅，没饭吃了，那就排《雷雨》，一准儿有票房；而《北京人》太温，是关门戏，不上座，演出准赔。此说法不无道理，就连曹禺本人也坦言道：演《雷雨》可以轰动，演《日出》可以成功，而演《北京人》就很难成功。
    事实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鲜见剧团演出《北京人》，而在舞台上所看到的往往是前面所提及到的三部曲。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还是和《北京人》的整体写作风格有最直接的关系，须承认，这部戏在写作上并没有观众所期望的所谓“悬念、高潮、矛盾冲突”。曹禺当年在创作《北京人》时，正迷恋着契诃夫，他感觉到，戏剧的冲突未必都是那种正面的交锋，而契诃夫的几部戏如《海鸥》《三姊妹》《樱桃园》，并没有人物间激烈的冲突，而是表现着人在精神上的苦闷和对前途的希望。
    当年，曹禺坐在江安茶馆中望着眼前那个纷乱流动的世界，站在江安城外的长江边，望着一路东去的滔滔江水，他深刻地感觉到人的所有冲突都是来自于内心，悲也罢喜也罢，都是来自于人的精神。他要写一部未必有重大的戏剧冲突和悬念的作品，而是要去写人的醒悟，写人物在命运的动荡中所悟道的东西。
    《北京人》诞生在四川江安。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自南京迁徙至长沙，为躲避日寇飞机的不断轰炸，学校被迫入川，逆江而上，1939年4月最终落脚在距重庆200多公里的江安。
    江安很美，依山傍水，小巧秀丽，全县的地形犹如一片长长的柳叶，浩瀚的长江水将这片小小的柳叶裁成了南北两半。正是在长江南岸的这块土地上，在城中十字街西面的文庙，当年则聚集了一大批戏剧界的名人雅士，余上沅、曹禺、张骏祥、马彦祥、吴祖光、黄佐临、洪深、焦菊隐等人均在此授课或是导戏。那时候，曹禺一有空闲就常常去坐茶楼，边喝茶边观察周围所流动着的鲜活形象，劳作一天的脚夫，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均成为茶楼的座上客，同时也都成为了曹禺对现实中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体验与观察的对象。
    曹禺所住的“迺庐”，本是当地开明绅士张迺赓的家，张迺赓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中华革命党，曾在杨森的手下带过军队，做过旅长。后来他回到江安，被选为县参议会议长。这位地方开明绅士的儿子叫张安国，当时担任中共江安县委书记。由于曹禺蜚声在外，全国的许多学校剧团和专业剧团都在演出曹禺的戏，一是仰慕曹禺的才气，再者也是为了让他安心创作，有关方面则特意把曹禺安排住进了张迺赓家，曹禺同张迺赓老先生交情甚笃。
    曾是江安国立剧专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的方琯德回忆说：“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19岁的青年，正在做他的学生。曹禺也不过30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剧中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斗争充满了希望。”
    “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
    曹禺创作《北京人》时深深迷恋着契诃夫，对契诃夫于淡淡离愁中所刻意表达的一种对精神的苦闷、对憧憬人生未来的写作风格大为欣赏，认为这是在创作上更高一层的对精神灵魂的表达，有“冗繁削尽留清瘦”般的精致。
    比之曹禺的前几部戏，《北京人》的剧情并不是很复杂——北平，摇摇欲坠的大户曾家，看上去虽然是显现出了衰微，却依然不失昔日的繁盛。家中主事的大少奶奶思懿，自命知书达理，笑脸相迎，却虚伪狡谲。大少爷曾文清终日无所事事，还沾染上了抽大烟。姑爷江泰官场失意，赋闲寄居在岳丈家中，整日牢骚满腹。最可怜的是愫方姑娘，自来到曾家，岁月风雨的煎熬，令她韶华不在，而老太爷曾皓却死死地拽着她，不愿让她出嫁。思懿的儿媳瑞贞，十六岁时便被送进了这座樊笼，夫妻间同床异梦，形同路人。曾皓行将就木，奄奄一息，唯一的希望是能守住那口已经反复漆了十五年的寿木，但因无力偿债，棺材也被人争抢了去。看着这个没落衰朽的曾家大宅，瑞贞决定冲出这个家庭。愫方也怀着一丝惆怅，更是带着几分对新生命的向往，离开了曾家……
    就是这样一部发生在北平城中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故事，借助剧中几个人物对自身命运的倾诉，70多年来，岁月载着中国无数的剧团一遍遍地以各种艺术手法去诠释去演绎，以思想的新与旧，以死亡与新生作为对比，去向观众展示北京人对未来的追求，实际上这也是在展示着人类对光明的理想与追求。
    在1941年的全民抗战期间，曹禺为什么写了这样一出戏？他后来谈到说：“我为什么要写《北京人》呢？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我当时常常看到周围的人，看他们苦着，扭曲着，在沉下去，百无聊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感到他们在旧社会中所感到的黑暗。我想好人应该活下去，要死就快快地死吧，不要缠着还要活下去的人。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在《北京人》中把袁任敢写成人类学教授是有意义的，他不仅研究北京猿人，还研究人类学。剧中映出过猿人的影子，我想到罗丹雕塑的思想者的塑像，浑身是肌肉，很有力量。剧中袁任敢说：那时候的人，敢喊就喊，敢爱就爱，他们是非常活泼的。我借袁任敢说出这样的话，我希望有一种没有欺诈、没有虚伪、没有陷害的世界。当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感到旧社会生活的不合理，需要把这种沉闷的空气炸开。”
    曹禺还说：“我在写这个戏时，想到一个人应该像北京人那样活着，要恨就恨，要爱就爱，而不能像愫方、瑞贞、曾霆他们那样，被社会捆住，他们应该有希望。他们的腿和脚虽然已被埋在腐烂的泥坑里，他们的眼睛还在追寻着光明，我相信他们是肯迈出来的。至于江泰和曾文清这些人，土已经埋到他们的胸口，是没有救的人。”
    凡看过《北京人》演出的观众，难免会被剧中所渲染着的那种沉闷悲苦的基调所左右——压抑、苦楚、没有出路、最终曾家走向衰亡……整台演出自始至终，令观剧者扼腕怜惜，悲从中来，这分明是曹禺笔下的一出精彩的悲剧。有人说《北京人》是作者的一首低回婉转的挽歌，是一出缠绵悱恻的悲剧，是对封建社会的一首天鹅之歌。但是曹禺绝不这样看，他说：“这些说法我都不同意，我觉得《北京人》是一出喜剧。正如我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喜剧一样，《罗》剧中不少人死了，但却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所以是喜剧。我觉得喜剧是多种多样的。喜剧都是使人发笑的，使人感到人性的可笑，行为的乖谬和愚蠢。我说《北京人》是喜剧，因为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这难道不是喜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