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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力于解构世界文学体系中的西方文学、文化中的霸权因素时，亦有颠倒复制既有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思想陷阱存在。我们固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体系有所反思，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可能仍然无法真正得到落实。这种呈现中国文学主体性的两难困境，不能不迫使我们追问：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是否只能在“自我-他者”的二元结构中得以发生？如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创作和研究中策略性地凸显一种间性伦理和对话精神？那么，开启别样的资源与视野，就成为当下“中国-世界”文学创作和研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应中国经济崛起与中国进入全球国际秩序引发的身份焦虑，中国文化如何在世界中想象、设定自我位置的问题被再度激活。在文学创作、研究领域，通过策略性地讲述中国故事，我们可以在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关键历史节点上，重新提炼和盘点中国文学、文化的精神资源，在全球价值体系的交集中，以文学为价值载体去开拓异质文明之间的跨文化对话空间，进而发挥中国文学的感召力与使命感。 中国文学的世界思想贡献作为一个时代性议题，其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的“世界之中国”。他如此界定这一历史转捩点的特质：“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次年，作为对时代命题的回应，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论证“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该论述可能直接开启了十多年后的五四新文学。新的文化建设方案中，已经预设了旧的价值。1904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专科，标志着文学学科意识在中国的萌芽。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专业化、制度化，内在地暗隐着一个舶来的学科在中国本土的跨文化转换过程。换句话说，文学在20世纪中国是一个动词，它是20世纪中国在与他者文明对话中，对自身的全球处境的观察、省思与协调。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规划与构建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西方列强自近代以来对中国的殖民掠夺，使中国文学坚定地把自身的书写实践纳入一种对抗本土的传统价值体系和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反话语类型中。这事实上又是中国文学以民族国家尺度参与、测绘世界文学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