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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商榷问题 第一，谢文认为周公旦制礼作乐时王官就按照风雅颂的分类来汇编诗了(18)，并用郑玄《诗谱序》及孔颖达《毛诗正义》中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没有例证，这样的说法揣测的成分更多一些。其是否是按风雅颂的分类来汇编诗的，还有待考证。 第二，谢文以西周宣王时期正考父校《商颂》于周太师的例子，来说明《商颂》完本一直在周太师处留存，并认为《诗》中《商颂》作品只是择取了《商颂》完本中的小部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王官增益《周颂》而删削《商颂》。此种推测有不大合理之处。据考证，宣王时期，《颂》未被合并入《诗》，此时《周颂》与《商颂》应当也是各自独立的。《商颂》作为前朝文献，应作保存，但似乎不大可能被应用于典礼仪式。因为“颂”乃宗庙祭祀，歌功颂德的作品，周礼可以承续商礼，周乐可以承续商乐，但颂诗内容应当是必须更易的。现存《商颂》五篇大多是祭祖歌，哪有在自己的宗庙祭祀别人的祖先的道理呢?又哪有在自己祖先的宗庙里歌颂别人祖先功德的道理呢?《商颂》作为文献被保存，且应该不会进入周代的祭祖仪式，所以也就不存在汇编颂诗删此而增彼的情况。 注释： ①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刘丽文《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说》，《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马银琴《再议孔子删〈诗〉》，《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②谢炳军：《删〈诗〉说及其意图阐释——兼论走出删〈诗〉说的困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谢炳军《再议“孔子删〈诗〉”说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徐正英、刘丽文、马银琴商榷》，《学术界》2015年第6期；谢炳军《〈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中州学刊》2016年第2期。 ③《左传·昭公十七年》。 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 ⑤《大戴礼记·春秋繁露》，四部丛刊初编经部，中华书局，1985年，第65页。 ⑥赵逵夫：《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文史》2009年第2期。 ⑦董治安：《先秦文献与文学研究》，齐鲁书社，1994年，第60页。 ⑧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第215-216页。 ⑨赵逵夫：《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文史》2009年第2期。 ⑩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第216页。 (11)谢炳军：《再议“孔子删〈诗〉”说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徐正英、刘丽文、马银琴商榷》，《学术界》2015年第6期。其文曰：“在王朝、诸侯国广为流传之诗未必入《诗》。如祭公谋父之诗《祈招》、清华简芮良夫之诗以及《左传》一些仅言‘某人赋某诗’的‘某诗’而未标明‘《诗》曰’者，皆王朝、诸侯国广为流传，并成为赋诗断章之共享资源，故史官录而存之。”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267页。 (13)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14)参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下册，中西书局，2012年，第132页。“本篇(《周公之琴舞》)与《芮良夫毖》形制、字迹相同，内容也都是诗，当为同时书写。《芮良夫毖》首简背面有篇题‘周公之颂志(诗)’曾被刮削，字迹模糊。该篇题与其正面内容毫无联系，疑是书手或书籍管理者据《周公之琴舞》的内容概括为题，误写在‘芮良夫毖’的简背，发现错误后刮削未尽。竹简篇题本为检取方便而加，篇题异称不足为怪，《周公之琴舞》又称《周公之颂志(诗)》的可能性很大。” (15)王小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诗六义原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66页。“同以乐教为中心相区别，到东周，各国教育都进入了以德教为中心的时代。” (16)谢炳军：《〈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中州学刊》2016年第2期。 (17)徐正英、马芳：《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复旦学报》2014年第1期。 (18)谢炳军：《〈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中州学刊》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