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向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无数哲学家和作家都曾对此有过深入的讨论，当然讨论的方式不尽相同，哲学家偏向于用概念，而作家偏向于用情节。无数文学作品之中，有无数的人物死去，死法各有千秋，死亡却是唯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之于作品，是不是全能的上帝呢？毕竟他可以决定一个人物如何生，也可以让他如何死。人物之死，对于作家来说是为了完成他作品的需要。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作家提到写他笔下某个人物死去，是如何的痛哭流涕，又是如何的恋恋不舍。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
    最有名的例子应该是福楼拜，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朋友去看福楼拜，没想到却目睹了他失声痛哭的场面，朋友摇着他的肩膀问：“什么事使你哭得这样伤心？”福楼拜悲痛万分地说：“包法利夫人死了！”他的朋友不解，问他：“哪一个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指着桌上一堆几寸厚的书稿说：“就是我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呀！”朋友这才明白他在为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死而伤心，因而劝他说：“你既然不愿让她死去，就写她活过来嘛！”福楼拜无可奈何地说：“写到这里，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可，没有办法呀！”
    很多人可能不解：既然把人物写死这么痛苦，为何还非得如此？但写作就是这样残酷，心痛归心痛，人物却非得死不可。在这段逸闻中，福楼拜提到“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可”，这一点在王安忆的创作理论中也经常出现。有一次，陆星儿正开始写长篇《精神科医生》，与王安忆讨论：“我不断向她质疑，为什么事情是这样，不是那样。等她回答了我，她的答案且又成为我下一个问题，格式依然是为什么是这，而不是那。她的材料和组织在我逻辑推理的追迫下，露出一个一个破绽，几乎散了架。”回到《包法利夫人》一书上，这本书可以经得起王安忆逻辑推理的追迫，到了那一步了，顺应小说的逻辑，包法利夫人非死不可。不死，这部作品也不能成立。
    这样看来，作者也不是全能的上帝，他必须经受小说逻辑的制约。但作者为笔下人物之死而痛苦流涕，在我自己在写小说后，是亲身经历过的。我记得有一回我把小说写完，扔到一边冷却了几天，再次打开进行修改，便能以一个读者的心态去看。两万字的篇幅，看到那一句“晚上十点零八分，他停止了呼吸”，心态平和，顺畅地看向下一句，不做丝毫停留，当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句子而已。可我知道前几天我写到这一句时，抑制不住悲痛。从来写人物铁石心肠，采用的都是“你怎样的命运与我何干”的疏远态度来写，虽然心中有很多情感，也要冷处理。但写到这个人物时，那张脸在写的时候一直浮现，怎么也难以平复下来，说是哀痛也不为过。
    有些太近的人，写起来好难狠下心来，尤其是激动时更不敢写，直到沉下去不动声色才能继续。他一点点地在我笔下生长，他的每一个细节，他的内心活动，他的沉默与呼吸，渐渐地都能被我感知到。但他也一点点地靠近死亡，我知道他要死，可不是突然地，而是慢慢地，在那个奔赴死亡的过程中，粘附了太多的经历，积攒了太多的情感，只到死亡的那一瞬间出现，我一下不舍了。但写作有一项铁规似的，任你如何不舍，他都必须接受他的命运，你毫无办法。在那一刹那间，我理解福楼拜的痛苦和无奈。
    作家是非常需要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沈从文有个写作上的经验，“贴着人物走”。也就说是，你对笔下的人物要能感同身受，要找到他的性格逻辑，才能写好。我记得在读《包法利夫人》时，其中有个细节写包法利夫人坐在屋中，焦急地等待情人的到来，可是怎么等情人都没有出现，那一刹那间我感觉自己被吸入了包法利夫人的内心黑洞之中：焦急、烦躁、不安，还有绝望……那种感同身受让我害怕，我赶紧从其中跳出来。我相信福楼拜写到这里时，可能也经历了这种瞬间。
    任何人物的死亡，只是提到一两句某日某日某日因某事而死，读者看来都无感受，一旦有了细节，丰富的、杂乱的细节，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再去看，那种在场感和疼痛感，便会把你拽进去，切身地体会到他们的感受。但与此同时，写作者自己会面临这样的风险：俯瞰深渊，很容易也坠入深渊。这时，要的就是决绝和冷却，又一次恢复到“你怎样的命运与我何干”的疏远态度，这也算是自我保护吧。小说虽如植物生长，但当它已经扎根发芽伸枝展叶开花结果之时，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不要逗留，不要沉溺。毕竟，下一部小说还等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