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宗福先是在深秋一个雨天的下午。在闵行区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结束后他要解手。走去咖啡馆洗手间后立即又返身出来，说“没法上”。我问“是不干净吗？”他摆手道“我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于是他建议回他家。一路上，他告诉我，因为年轻时治疗哮喘曾被迫大剂量使用激素整整八年，使得他身体免疫功能完全坏了。重度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肿瘤……“你能想到的毛病，我都有。”他说。作家陈村说宗福先是个极自律的人，大热天所有男人都赤膊时、喝酒时所有宾客都失态时，宗福先是维持衬衫纽扣纽到第一粒的人。我想于宗福先，注意着装以及饮食自律，大概也有养生的实际考虑。走在通往小区的路上，我身边的宗福先，头发纹丝不乱，衬衫领子熨烫整齐，质地良好的外套与毛衣颜色协调。小小的个子，不苟言笑，是个非常体面的老先生，也是个并不特别惹人注目的老先生，但在1978年，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名字，曾经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是话剧《于无声处》的作者。
    这部讲述“四五事件”的话剧于1978年9月22日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彩排，是宗福先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这部工人业余戏剧爱好者们自编自演的剧，起初并不起眼，经过口口相传越来越热，10月12日《文汇报》长篇通讯报道。11月7日，上海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讲到了《于无声处》。11月13日，剧组赴北京演出，并为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专场演出，前后一个多月，观众6万多人。同时全国各地有两千七百多个剧团演出了这个剧。那些日子里，朋友们调侃宗福先，“中国电视荧屏上现在只有两个男主角，一个是西哈努克，一个是你宗福先。”
    我在闵行的这间咖啡店里问宗福先：“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他不看着我，而是看着窗外说了两个字“惶恐”。
    他说，也就前后20天的时间，他忽然从一个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学习班”的学员，变成坐在京城和中央首长同席的人。忽然之间，那些报纸上电视上可望不可及的大人物和名流都在他身边了。国家领导人和他谈话，夏衍邀请他去自己家做客，戏剧大师曹禺也特意在家见他并表示对年轻人的赞赏。如阿里巴巴一声咒语，忽然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高山往边上一退，腾出了一条道路直通天际。如果是个长袖善舞的人，面对这条道路会怎样？
    但宗福先说，他当时心里满脑子想的是：“宗福先啊宗福先，从今以后，终其一生，你都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他告诉相熟的记者，他觉得这部话剧真的还不够成熟，还有许多问题。但是似乎谁也没有听到他的发言，也似乎谁也不要听他的发言，走到哪里，都是流着眼泪看戏的人，观众的掌声和鲜花胜似海浪，一波一波簇拥着他，推着他往前。他告诉我，那时，他真的害怕。他觉得世界上所有暴发户和类似暴发户的东西都不会有好下场。他一遍一遍告诉别人，这部戏还是一部稚嫩的业余的创作。事实上，在排练这部戏时，因为摸不清政治风向，主创人员还互相嘱托将来“万一谁进去了，在外面的人要来送牢饭”。谁知道这部戏在京演出和开幕式当天，中共北京市委会正式宣布四五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谁能料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一天，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为《于无声处》颁奖。
    宗福先说，“后来我终于放弃了，也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我想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共有两部《于无声处》”。
    “一部是我们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作的，那部由工人戏剧爱好者自编自演的、各方面质量还不错的、上海文艺界老师也认可的《于无声处》；还有一部是1978年进京后的、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于无声处》。前一部属于我们，后一部属于1978年那个时代。”
    人们看戏时流下的眼泪，不仅仅是为这部戏的剧情或艺术感染力而流，更是为自己而流，为不平而流，为时代而流。十几年的光阴，于人类历史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就几乎已决定了他的一生。
    从1978往前推12年，1966年，本应高中毕业的宗福先，因为常年生病，作为留级生刚刚从初中毕业。善良的老师知道送他去上山下乡等于送他去死，因此让他进了上海热处理厂。但厂里的人保干部，在知道他有哮喘后，把他的材料退回学校。老师为了保证宗福先能有劳保，鼓励他一定要坚持过半年试工期，绝对不要被工厂辞退。体重只有84斤的宗福先，被人保干部别有用心地分在全厂最脏最累最苦且高温有毒的车间：盐浴车间。试工半年期间，他不敢请假，不敢住院，只能靠大剂量激素撑过了满师，劳保保住了。他的身体彻底坏了。
    但就像他说的，福祸相依。一场大病，让宗福先在1972年有了八个月的病假。他利用这段时间一边喷药一边写作。写了一部36万字反映工厂生活的小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不到三百个员工的厂里，有七十几个人要被揭发批判点名，不是说坏人只有百分之五么？他把困惑写下，然后冒冒失失请作家茹志鹃过目。茹志鹃很热情地看了，并告诉他，虽然“你不懂写作，但语言生动”，经她的鼓励和朋友推荐，1973年他去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学习业余剧本创作。当时所有的同学都是各个厂的一线工人，大家都很兴奋地向老师交出习作。宗福先也写出了几十万字的练习。1978年，宗福先终于完成了自己第一部作品，就是《于无声处》。当他把它交付出去的一刻，这部戏就不再属于他了——如同一个有自己顽强意志和独特使命的生命，这部戏改变了宗福先一生，也改变了和这部戏有关的所有人的命运。
    但这部戏没有办法颠覆构成现实的那点人性。
    1978年，宗福先从北京回上海时，他的名气已抵巅峰。回到上海后，他被推荐去大学读研究生，但在那个什么都需要组织批准的年代，领导批示说：宗福先以在工厂里劳动为好。
    他坐视读书梦想瞬间粉碎。
    像当年无数的人面对无数的不公一样。他没有吭声。1978年，“四人帮”已经粉碎，高考已经恢复，宗福先已经有名，但他还是不能自主自己的命运。甚至他自己的父亲，还在被监督劳动，并没有分享到儿子的光荣和焦虑。
    宗福先说：“如果不经历这一切，我只是一个温顺的听话的小绵羊，备受呵护，因为有病，应该还挺娇纵，按部就班读书上班，绝对不会了解我自己小康生活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他说：“我本来以为世界就是巨鹿路上的那种，生活的规则就是我们家的那种。直到进入工厂，进入社会，才知道我之前习得的一切规矩和法则，不是世界的全部，甚至只是这个世界上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种。”
    他说，“你问我们怪不怪父亲，我们家人从来不怪父亲。父亲也从不后悔。1978年平反回家后，父亲还申请入党。”
    他说：“你问我会不会觉得抵达巅峰以后，接下去的人生寂寞。我想我只是时代浪潮里的一分子，向上或者向下，由我，但更取决于时代。所有的事情都是福兮祸之所倚，反之亦然。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
    到宗福先家了。他上洗手间的时候，让我在书房等候。书房干干净净的，西面一整面墙都是书橱，其中一半是中外戏剧选集，一半都是旧书，显然是作家历年珍藏。书桌对面靠墙放一张书桌，电脑屏幕下，放一沓稿纸。台灯下，是一具巴金先生的黑色手模。
    等宗福先走过来后，他打开书橱门给我看他藏书部分的精华，包括：苏联文学《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礼节性的访问》《高尔基：文学书简》、高尔基三部曲、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还有那个年代青年几乎人手一本的《牛虻》。宗福先特意给我看书架中央一本厚厚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集》，还有《西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告诉我，这些都是在他年轻时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书。
    1950年代，当他还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时，就被医生宣布要休学。母亲带他遍访名医，一次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他当场疾病发作。他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在喘气，双手紧紧支撑在长条椅子上不让自己倒下。当他抬头，只见不相识的大人纷纷围过来，口中连声说：“作孽作孽，长不大的、长大不的……”
    那一刻，他不觉自怜。他只觉得备受侮辱。后来，哮喘发展为气胸，他的左肺被压缩百分之九十，医生下发病危通知书，宣布这个孩子不能继续学业。他太怕成为废人，他太想诉说，他满腔斗志、但又备感孤独。那一刻，他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未来他不仅会长大，而且会成为一个手可摘星辰的人。当时，做中学语文老师的妈妈，为了鼓励病榻上的孩子，亲授史太公的《报任安书》。读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小小少年，听到这里，竟然浑身战栗。
    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他并非孤独。在疾病之外还有另一种力量，同样令人无法抗拒也不能自持的，是文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