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任何游戏一样，推理小说也有自己的规则，英国作家——恰好也是位天主教神父——罗纳德·诺克斯将它归纳为“十诫”，包括偶然的发现，莫名的预感，隐藏的线索和迄今未知的毒药等等。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读者与侦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对破案解谜加深参与感的公平性。在一战至二战期间的推理小说黄金时代，阿加莎·克里斯蒂、奈欧·马什、多萝西·L.塞耶斯都靠相似的模式满足了公众无限的胃口。
    当男性推理小说家们执着于打造华丽的战场和英雄主义时，女作家们着眼于细节和琐碎，但正如艾利克斯·玛伍德所说：“罪犯会趁你不备，一点点渗透进你的生活，由内而外地瓦解你。”因为这种不知不觉间地被消解和被征服，所以写推理小说的女人更危险。
    
    奥希兹女男爵
    《红花侠》
    匈牙利裔的英国作家，她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下第一部侦探小说《皇帝烛台》，却惨遭失败。十九世纪初期，奥希兹将自己曾经创作的故事《红花侠》改编为戏剧，在英国伦敦西区剧院演出。同时她也将同名小说投给了12家不同出版社。《红花侠》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以波西·布拉肯尼为蓝本，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皇室和贵族也纷纷遭受牵连，波西爵士化身红花侠，一次次援救受难贵族将他们送去国外。每次解救成功，就留下一朵红色的繁笺花作为标记。他成了贵族们的希望和新革命政府的目标。最初，这部开启了蒙面侠和留下身份标识先河的作品，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都没能一鸣惊人，但戏剧在伦敦的演出长达四年，打破了许多舞台剧的记录，演出的范围也逐渐扩展至其他国家。也因为舞台剧的成功而带来了小说的庞大销量。小说终于成功后，奥希兹将它写成了系列作品，其中第一部系列作品《复仇》最受欢迎。奥希兹还尝试过其他音乐剧，但都不如《红花侠》成功。《红花侠》直到今天，仍在舞台上上演，并一再被演绎，曾七度被搬上银幕。其中最受称赞的，要数1982年克里夫·唐纳导演的电视电影版本。
    
    约瑟芬·铁伊
    《时间的女儿》
    约瑟芬·铁伊原名伊莉莎白·麦金托什，虽与阿加莎和多罗西齐名推理小说三女杰，却无视小说规则，也无法在她俩的“侦探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她的一生只有8部作品，但也可以说，她的一生有8部经典。她的作品几乎打破了所有戒律，颠覆类型的惯例，挑衅读者的期待，铁伊沉浸在这样的喜悦里，《时间的女儿》就是例证。书名出自谚语“时间是真相的女儿”，它以戏中戏的结构探讨了历史的谜题。腿受伤了的探长阿兰格兰特决定将调理身体的时间花在解答英国史上的不解之谜上：国王理查三世是否真的在塔楼里处死了两位王子？将理查三世定义为恶毒的驼背怪物的，是莎士比亚，铁伊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在《萍小姐的失踪》中，她借人物之口称《理查三世》为“一出愚蠢的戏剧”，对一个好人的诽谤。这对侦探小说而言似乎有些危险，毫无疑问也违反了运用直觉的禁令，然而在同期小说家的作品中，铁伊的小说贡献了最大的诚意：在MWA（美国犯罪作家协会）票选的史上百部推理小说中《时间的女儿》排名第四，而CWA（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称之为世界最佳推理小说。她很早且成功地体现了一名作家不为可预见的流行创作的自觉性。约瑟芬的笔名第一次用于第二部作品《一先令蜡烛》，书中的受害者——一名女演员——将她的全部财产捐给了英格兰国家信托基金，而铁伊本人也是这么做的。“我是一枚相机。那种侦探们别在领带上的间谍相机。”铁伊的这句座右铭也是对她的最好解读。
    
    多萝西·L.塞耶斯
    彼得·温西勋爵系列小说
    塞耶斯的处女作《谁的尸体》与阿加莎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齐名，被认为是英国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揭幕之作。作品以玩世不恭的富家少爷彼得勋爵为主角，在去参加古书拍卖的路上，彼得接到母亲的电话，一位建筑家朋友的浴室里出现了一具无名尸体，尸体赤裸裸的，只戴了一副眼镜。在当时，以福尔摩斯为典型的绅士侦探是此类型小说的主流，彼得也在这一系列的后面几部《剧毒》《扑克游戏》《梅里格尔老伯的遗嘱》《袋中猫》等作品中，逐渐变得无所不能。在今天看来，这些刻画也许已经显得平庸，但至少体现了当时塞耶斯心中，甚至风靡于读者之间的理想化形象。提到这一系列小说还不得不提《谁的尸体》的开篇，彼得以一句“该死的”登场，注定了他也是一个依仗智商和财富，聪明却古怪的形象。塞耶斯曾说过“俗气很重要”，她欣赏民间的生机和趣味，也不吝啬于为她的贵族角色制造一些矛盾与对比。在满足读者幻想的同时，也能令他们感觉亲切。这也许也是彼得·温西勋爵的地位不输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原因之一。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塞耶斯专注于神学理论研究，并翻译了但丁的《神曲》。
    
    克里斯蒂安娜·布兰德
    考克·瑞尔探案系列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布兰德是推理小说黄金时期最后一位大师。1941年，推理小说全盘停滞，她却连续推出了自己的两部小说，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高跟鞋之死》和第一部考克·瑞尔登场的长篇《晕头转向》。探长考克瑞尔是她所创造的最成功的形象，先后7次出现在布兰德的作品中。第二部系列小说《绿色危机》为她带来了巨大的成功，阿加莎和塞耶斯始创的“侦探俱乐部”也因此向她敞开了大门。这部被誉为“最纯粹的古典解谜小说”讲述了一起医院谋杀案。一名邮递员被送往一家战地医院的手术室却死于麻醉，是意外还是谋杀，探长考克瑞尔赶来调查时，却再次遭遇护士长被害。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却没有明显作案动机。要如何找出真正的凶手？与约瑟夫·铁伊不同，布兰德很好地遵循了侦探小说的“公平性”，并以自己刻画人物和缜密布局的风格，将古典侦探小说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这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在展示布兰德擅长的设计和铺垫之余，更体现了她对人性的关怀和剖析。这使她的作品超越了侦探小说的格局，至今仍在不断再版中，并在当时就被改编成电影《绿色惨案》（1946年）。
    海伦·麦克罗伊
    心理医生拜佐尔·威灵为主角的推理小说系列
    “心理侦探”鼻祖拜佐尔·威灵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每个罪犯都会留下心理学的指纹，他没办法带上手套遮住它。”与其他几位侦探小说家的动机不同，作为一名福尔摩斯的粉丝，海伦从小就对推理小说抱持浓厚的兴趣，作品也以透彻的心理分析见长。她的主角在她的第一部小说《死亡之舞》中就提出了上述“心理指纹”的论点。这位侦探同样因为战争中的经历，对心理学有很大兴趣也颇有建树。在最成功的《犹在镜中》中，威灵医生受女友之托，去她所在的学校，调查一名艺术教师被解雇的真正原因，却得到了许多人证明这位教师在同一时间在两个地点出现的解释。在威灵准备深入调查的时候，校园里又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事件。和海伦的《逃脱之人》《分足先生》《冒牌货》等许多故事一样，《犹在镜中》也描绘了超自然的现象，但她的侦探小说却属“现实主义”流派，即把故事设置在现实的场景之中，故事最后都能用科学对这些现象作出合理合情的解释。海伦与同为著名侦探小说家的丈夫哈勒岱维持了15年的婚姻，哈勒岱是MWA的4位创始人之一，而海伦自己也在1950年当选为MWA主席，并在1953年获得了爱伦坡奖。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天才雷普利》
    《卡罗尔》很快成为与《真爱至上》并列的圣诞节必看电影，它的原著小说《盐的代价》正是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作品。当然，帕特丽夏的创作以犯罪小说为主，最著名的要数总能逍遥法外的天才雷普利。这也成为帕特丽夏黑色犯罪小说独树一帜的风格，尽管她自称“要一天天的生活下去却不对自己进行审判，这不可能”，小说中雷普利却游离在光明与黑暗之间。雷普利受富商之托，去说服他的儿子迪基回到故乡，却为迪基的奢华生活深深着迷。他用冷静的作案手法杀死迪基，冒名顶替过上了“迪基”的生活。帕特丽夏对善恶的界定可谓犯罪小说中的异数，这可能也是她的小说吸引着大批电影人的原因之一，仅是《天才雷普利》就有前后好几部电影版本，而她的处女作《列车上的陌生人》早在1915年就被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改编为电影《火车上的怪客》。这个暗室杀人的故事发生在封闭的车厢中，两名旅客密谋“交换谋杀”，互相替对方完成杀人目标。可当他们开始实施计划，又都陷入了难以脱身的怪圈。帕特丽夏习惯将每一页书稿打印两遍，声称自己内心的小混乱需要这样梳理的习惯。她笔下众多饱满的人物构成了海史密斯王国，在那里善良的意图自然瓦解，内疚折磨着无辜，那里充斥着各种追求，而身份、性别、体裁都被削弱。那里的生活令人窒息，即使是逃脱高手也难以优雅地找到出口。
    
    夏树静子和宫部美雪
    两位日本女推理小说家都拥有大量著作，夏树静子的《W的悲剧》入选卫报“亚洲十大推理小说”，小说向埃勒里·奎因的《X/Y/Z的悲剧》致敬，在暴风雪密室杀人的故事架构下，细腻描摹人物内心，设置兼具创意和巧思的谜团。TBS和朝日电视台都为《W的悲剧》和《天使已消失》推出过特别剧，夏树静子从家庭羁绊出发，着重刻画女性曲折内心的风格深得人心。同样以人文关怀为底蕴的宫部美雪，连续11年当选“日本最受欢迎女作家”，她的作品《火车》、《模仿犯》、《理由》等，无不凸显她敏锐的洞察力和悲悯的胸襟，具有浓郁的社会派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