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巴黎评论》编辑部编，杨向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49 .00元。
    时下流行名目繁多的写作教程，平庸之辈打着教授文学的幌子，四处兜售所谓的成功秘诀。而《巴黎评论》称得上写作界的良心，作为一个老牌文学刊物，《巴黎评论》从不把谈论作家的立身处世、个人幸福当作重心，也无意一味神化受访者。吸引他们的永远是那些经历时间考验、自带熠熠光彩的作品。好比一生只做 一 件 事 的 工 匠 ，自1953年创刊以来，60余年不懈耕耘，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始终不曾偏离最初的方向：从“小说的艺术”到“诗歌的艺术”，再到“批评的艺术”，洋洋洒洒数十卷，早已超越了一本期刊的容量。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延续着前两卷的强势，遴选15位欧美知名作家、诗人，从26岁早早荣获普利策奖的威廉·斯泰伦，到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名人大作汇聚一堂，怎么看都是一场极致的文学盛宴。仿佛事先设定的程序，只要吱吱嘎嘎的录音机一响起，所有人就都进入了角色。金斯堡手舞足蹈，开口闭口尽是布莱克与禅宗、瑜伽和顿悟，言谈间似要将话筒牢牢握在手中；奈保尔全程一副冷漠脸，时时抛出连串反问，将单纯的问答环节变成步步紧逼的质疑；艾略特很轻松，抱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姿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哈大笑不绝于耳，数次打断采访的进程……
    很难说，这样的对话究竟是“傲娇”大爆发，还是入戏太深无法轻易解脱。或者，不妨说是彻头彻尾的表演吧。可就算表演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说出来的不是庸见，而是真知，就已经足够。别忘了菲利普·罗斯的话，作家就是一个表演者，人物就是他的面具。不论是本色出演，还是“戏精”上身，仰赖的永远是作家的想象力。毕竟，文学不是选美大赛。我们看重的不是颜值，而是内涵。这种内涵来自作家在角色扮演之余，为故事附加上的“说服力和冒险精神”。
    谈论文学不外乎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巴黎评论》也不例外。流行观点告诉我们，作家写作往往是为了抵抗什么，具体原因不一而足，都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或是抵抗平庸的侵袭，或是拒绝主流的归类，因而穷尽所能在不同领域里挖掘。其实不然。至少在艾略特这里，写作不是高深的玩意儿，它不过是旧时天桥上的杂耍，被贴上了自以为是的花头。我们知道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诗歌、戏剧、文论门门懂、样样精。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声震诗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有不靠谱的时候，曾经有模有样地为“妖猫”做赋。那么《四个四重奏》呢，不要感谢艾略特，应该感谢希特勒。如果不是1939年的战争打乱了他的创作节奏，天知道这世上还会多出多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再来看看怎么写。世人皆知文学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当然，没有人愿意在创作中自曝其短，以虚构的小说复制活生生的自我：既脆弱又孤独、很天真很愚钝。然而，这种一刀切开的粗暴做法，未尝不是文学的伪善之处。金斯堡的一句话仿佛惊醒了所有装睡的人：“去 写 ，正 如 你 我 的 存在。”意思是说，文学与现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作品；你出生在哪里，就有哪里的故事如影随行，“他知道他活着，他的存在与任何其他题材一样好”。
    仿佛是感应到诗人的召唤，作家们齐齐发出了自己的回应。比如托妮·莫里森。与那些不愿被贴标签的同行相比，她更乐于接受“黑人女作家”的称谓。若是非要逼着她穿越时空、去质问纪德为何不屈尊写写黑人，或许她更愿意像福克纳一样，呆在孕育她的南方，书写属于她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因为写作不是别的，首先要无限契合她非裔美国人的脾性，其次才谈得上那些被称之为“文学传统”的东西。
    同样，守着精神原乡的还有富恩特斯。他的每一个新动作都是接续旧作未尽之处，去完成同一本书。你永远不要指望从他手里看到类似“侯爵夫人下午五点出门去”的句子。因为在富恩特斯这儿，小说就是一面魔镜，在一比一还原镜中景物的同时，更要一砖一瓦地制造、放大现实。他很清楚他是谁、来自哪里，并不曾因为自己的故乡心生不安。剪不断的血脉将他与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卡彭铁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用怀疑，他们都写着同一本小说，名叫拉美。
    纵观全书，不论肤色性别、国籍际遇有着怎样的区分，不管习惯手写还是打字，是一笔一画描摹现实，还是天马行空、脑洞大开，作家们对写作的看法终究还是一致的。约翰·欧文并不介意他的作品被称为“灾难小说”。因为作家终究不是闹喳喳的鹊儿，只知报喜不知报忧。他的创作就是“寻找受害者”，写得越多越深入，灾难就越集中。狄更斯、格拉斯、冯内古特教会他怎么做个好作家，“吸引我的，是令他们愤怒、热情洋溢、愤慨、赞赏的事物，是令他们对人寄予同情的事物，还有令他们对人感到憎恶的事物”。
    愤怒、热情、同情、憎恶，大约也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关键词。这位加拿大女作家从不避讳暴力。小说于她，不仅是自我表达的秀场，也是窥望世界的窗口。人总是社会的动物吧，既然现实引领她拿起笔，她就该让笔尖停留于现实。她自称成长环境并无暴力，但不代表她的世界全无波澜。况且，要成为真正的作家，又有什么理由画地为牢，将自己活生生地困在奥斯丁的一亩三分地？很快，随着阅历的增加，现实主义扑面而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暴虐，战争、谋杀、阴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人身伤害”。谁又能置身事外，装作视而不见，去谈论什么你若安好、我便天晴？
    说到这里，我们还能指望文学课吗？《苏菲的选择》的作者斯泰伦对写作班没有好感。他称其为“毁人的营生”。不是吗？几个原本应该被“赶尽杀绝”的教员自以为能带领学生迈步走入著名作家的阵营，殊不知反倒是误人子弟，“用最令人恶心的方式糊弄着那些可怜之至、见不到丁点儿才华的习作者”。相反，如果从《巴黎评论》中读出一点“写作秘辛”，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作家，仅仅靠阅读成功法门远远不够。你必须抛开一切，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地写，哪怕写下的只是抽屉文学，哪怕你的读者只有你一个人。但终究还是写了吧，毕竟写下才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