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对我来说，是特殊而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写了《化城》和《琢光》两个中篇。确切地说，《化城》写于2016年，春节前完成的。过年给自己放假，回来开始修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我曾经近乎绝望地想，这个过程是不是永远不会结束？
    挣脱旧壳时，是艰难的，也是莫测的——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欢喜不已。
    检查了一下电脑文件存档的时间，《琢光》的初稿完成于2017年的六月底，最后一稿的改定时间已经是十一月初了。
    前后九稿。比对每一稿的变化，我发现这个过程不该称之为“修改”，那就是写作本身——我的写作就是这样发生的。
    虽然在第一稿的时候，小说中的世界已经创造完成，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也已注定，我和他们都难动摇半分，但真正的写作才刚刚开始——语言与心性，我和我的人物，开始了漫长的“切磋”：有时候我们一拍即合，有时候我们互相争执，有时候他们胆敢嘲笑我天真的贪心——作为报复，我恶毒戏谑他们世故的徒劳……到最后，却执手相看，依依不舍……
    我们如此深入地完成了彼此了解，竭尽全力去彼此理解，自然而然地想给予对方慰藉——哪怕终究人力有限，面对生命巨大的欠然，悻悻作罢，略带尴尬地对视，笑笑，挥手告别，那点儿让自己都害羞的善意与真情，不说彼此也知道……
    扪心自问，《琢光》给予我的，远远大于我给予它的。
    写作过程究竟是痛苦还是快乐，不管如何表述，都是可疑的。因为苦乐，是主观感受，是认知判断，即便准确、真实，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别人，价值都是有限的。换个层面观察，写作是消耗的过程，还是丰盈的过程，对于作者是关乎身心的大事，似乎也决定了作品可能的品性。
    我想起很早写的一篇创作谈，叫作《问花剔红》，说起来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了，是否是《剔红》的创作谈也记不清了。“问花”指的应该是不自觉的青春期书写，“剔红”多半可以看作当时的写作比喻。
    我曾经在《剔红》中对这一工艺做过这样的描述：拿刻刀在石头、木头这样的硬东西上刻，叫雕，在胎上的漆半干柔软的状态下动刀的，叫做剔。髹漆上百道，半干的时候“剔”出精密繁复的缠枝花叶。
    那时候，我的人物之间有这样对话：
    “端凝华艳的纹路，分明竟是惨烈的伤口”
    “——要成器，疼痛总在所难免……”
    如今回看，依然觉得“巧”——巧是巧，却不“妙”。当然，“妙”是很难抵达的境界，但这样的“巧”路，是肯定抵达不了“妙”境的。
    《琢光》的写作，是我发现了新路，姑且就称之为“琢光”。
    “琢光”不是具体的工艺，因此这不是一条与此前方向不同的道路，不是向左走变成了向右走，而是另一个维度之上的道路。
    “剔红”同样是自觉的，努力的，甚至处理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人的大问题本也就那几个。因此，所谓的“琢光”，对于我，不是写作内部的不同道路选择，而是改变了“写作”本身的道路。
    比喻是危险的——达成理解和造成误解的几率，一半一半。更大的危险在于，有些东西是不可说的，时机尚未成熟的命名意味着简化，甚至意味着戕害……
    我所能约略描述的是，写作从“刻画”的过程，变成“如琢如磨”的过程，手中的工具变了，眼中的对象变了，心中想的结果，也变了……
    2018年1月22日 枫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