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有多部电视剧引发关注，如反腐剧《人民的名义》、职场剧《猎场》、家庭剧《我的前半生》、京味年代剧《情满四合院》、经典改编剧《白鹿原》、谍战剧《风筝》等。这些类型多样的电视剧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中国故事。相比追求奇观效果、魔幻故事的商业大片，电视剧依然是最贴近百姓生活、最能抓住时代脉搏的主流艺术形式之一。其实，中国早就是电视剧生产大国，已经连续好多年电视剧集数年产量世界第一。这种繁荣的表象背后依然存在着一些隐忧，比如盲目跟拍大IP、一线演员高片酬、过度娱乐化等片面的市场行为，忽视了电视剧的内在品质和社会价值。
    回望20多年前，国产电视剧刚刚兴起的时代，却涌现了一批经典之作，如第一部室内剧《渴望》（1990）、第一部海外拍摄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1993）、第一部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1998）等。这些制作并不华丽的电视剧，以感人质朴的故事和敬业投入的演绎，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焦点，甚至引发社会广泛讨论，被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大转型的文化标志，可谓电视剧的“黄金时代”。
    国产电视剧的兴起与上世纪80年代文化格局的深刻变化有关。随着改革开放启动，港台地区，乃至日美等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被作为先进文化引进过来，虽然一度引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议，却凭借着个人化的表达、娱乐化的形式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并起到文化示范和启蒙意义。再加上电视机逐渐在80年代中后期成为最具大众传播效应的媒体，国产电视剧也在《加里森敢死队》《神探亨特》《排球女将》《血疑》等影响下开始出现，如《敌营十八年》（1981）就是在《加里森敢死队》的启发之下拍摄的。相比社会伤痕、改革反思和“文化热”等80年代主流的文化命题，电视剧作为一种追求通俗、娱乐价值的大众文化样式，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和90年代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文化职能。
    首先，电视剧等大众文化所发挥的功能恰好是让负载着革命价值观的红色文化转换为一种更接地气的文化产品。如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乌龙山剿匪记》（1986）、《林海雪原》（1986）、《便衣警察》（1987）等都属于革命、现实题材电视剧，这些电视剧用人性化、通俗化和传奇化的方式，把红色故事讲述为曲折、冒险、刺激的个人英雄故事。直到新世纪以来《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亮剑》（2005）、《潜伏》（2009）、《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等红色题材剧热播，广受欢迎。
    其次，电视剧实现了文化生产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启动四大名著的拍摄工作，此时的电视剧组的运作模式还是国有文化单位的体制，从导演到演员都不是市场化的明星，编剧改编剧本需要征求专家的意见，演员也需要长时间揣摩角色、体验生活，甚至《西游记》剧组不惜长途跋涉追求实景拍摄的效果，这种不计人力和时间成本的工作方式在商业化的机制下是很难想象的。这也使得《西游记》（1986）、《红楼梦》（1987）、《三国演义》（1994）等在历史细节还原、人物性格塑造、故事情节设定等方面带有历史正剧的色彩。而80年代末期以王朔为代表的北京文化人，敏锐地意识到电视剧创作是一种高度类型化、模式化的文化生产，王朔、刘恒等北京作家以编剧的身份与北京电视制作中心的郑晓龙等导演合作，用大众文化工业的类型化方式制作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如《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直到90年代末期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出现，表现了都市青年人的爱情生活，电视剧生产转向注重培养明星的市场化模式。
    再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电视剧把当代史情节剧化，建立一种个人与当代史的关系。这里的当代史主要指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如何叙述当代史是80年代最为重要的文化命题。面对80年代末期思想文化资源失效、90年代的新话语尚未成型，电视剧提供了一套从个人、家庭视角叙述、触摸当代史的情感模式。《渴望》就用一个女人领养一个孩子的故事有效地讲述了从“文革”到80年代的历史，这部电视剧具有多重意义。一是，悲情母亲、苦情母亲的故事有效地传递了特殊时代的文化氛围；二是，依然采用工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情节模式；再者，借几个家庭的感情纠葛把当代史串联起来，确立了一种当代家庭伦理剧的叙事套路。《上海一家人》（1992）也是如此，用家庭和个人的变迁叙述现代中国的历史。
    最后，那个年代的电视剧带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和与现实互动的文化自觉。相比高度类型化、商业化的电视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电视剧还保有现实主义题材的社会关怀。如《编辑部的故事》（1992）以国有杂志单位为叙述空间，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恰如这家杂志社的名字《人间指南》，自认为承担着给“人间”提供“生活指南”的任务。还如《我爱我家》同样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当代历史中的典型人物，父亲是老革命，丈夫和妻子是小知识分子，弟弟则是待业青年，使得这部家庭情景喜剧全景式地展现了当时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北京人在纽约》也是如此，艺术家如何在市场化的美国实现美国梦，这是90年代市场化之后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文化焦虑。
    现在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电视剧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敏锐地感知到时代和社会变迁的信息，用个人的爱恨情仇和家庭的悲欢离合来与时代“同呼吸，同命运”。新世纪以来那些流行的电视剧莫不是与社会主流情绪和时代主题相扣合，如反映青年在大城市北京挣扎奋斗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2012）等。
    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优势在于，一方面需要使用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叙事类型，贴近百姓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或深或浅地回应社会和时代问题，让观众有带入感。好的电视剧总能润物细无声地感动普通观众，建构人们的时代感知和社会记忆。
    中国进入新时代，电视剧在大众文化生产中依然会扮演着反映人民悲欢离合、塑造社会主流价值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