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音韵学，若按研究对象的时代早晚来排序，大致可分为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北音学四类。以《中原音韵》（1324）为代表的近代北方音研究为北音学，以晚唐北宋以后的《韵镜》《四声等子》为代表的韵图研究为等韵学，以《切韵》（601）、《广韵》（1008）等韵书为代表的中古音研究为今音学，以《诗经》《楚辞》押韵及谐声字为代表的上古音研究为古音学。

上古音研究始自南宋的吴棫、郑庠，元明两代为沉寂期，到了明末陈第，提出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毛诗古音考•自序》），其学术观点可谓振聋发聩。王力先生评价陈氏的论著时说：“不受唐韵的束缚，打破唐韵的界限，反对叶音之说，才成为清代古音学的前奏。”（《清代古音学》第一章）以乾嘉学派为中心的古音学，是清代学术繁盛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其间有卓越贡献的学者至少包括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王念孙等。清末民初的章太炎、黄侃，则为殿军，同样也有引人注目的成绩。

随着西方现代学术理念的传入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的影响，上古音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历史比较、结构主义等科学研究方法也被运用于此。

高本汉（Karlgren Bernhard）、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林语堂、李方桂、赵元任、钱玄同、曾运乾、王静如、汪荣宝、胡适、傅斯年、陈梦家、陈独秀、陈寅恪等中外学者，或专研语言文字、或以文史研究见长，都积极地关心或参与了上古音的讨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在上古音研究领域的重要论著，只有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1957），海外则有前苏联雅洪托夫（Yakhontov S.E.）和加拿大蒲立本（Pulleyblank E.G.）两位的相关成果。到了七十年代，李方桂的长文《上古音研究》（1971）可谓承前启后，代表了当时该领域的最高水平。

八十年代以后，国内以郑张尚芳、龚煌城、丁邦新等为代表，海外则以许思莱（Schuessler A.）、包拟古（Bodman N.C.）、斯塔罗斯金（Starostin S.A.）、白一平（Baxter W. H.）等为代表，将上古音研究提升至新的学术高度。

郑张先生的汉语上古音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囿于时代原因，研究成果无法及时发表，直到1981年，第一篇论文《汉语上古音系表解》才得以在浙江省语言学会年会上公开发表，并随着《上古音构拟小议》（1983）、《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1987）、《上古汉语的s-头》（1990）、《上古入声韵尾的清浊问题》（1990）等论文的刊布，其上古音体系正式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知。

2003年，郑张先生的专著《上古音系》（以下简称《上古》）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近三十年来国内上古音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十年后，该书的第二版发行，除了修订了一些文字、排版上的错误和对内容编排的技术性改动，还提出了对上古音的若干新见解。《上古》一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步武前贤，踵事增华。

任何一项学问的进展，不管是自然科学抑或人文科学，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前人的肩膀。《上古》继承了清儒以后古音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并有所扬弃。仅以声母为例，如肯定了黄侃的十九母“古本声”说，以及知组源于端组、庄组源于精组的看法（83页，此为《上古》第二版的页码，下同）；吸收了蒲立本、李方桂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也参考了许思莱、雅洪托夫、包拟古、梅祖麟等的意见，提出以母l-、来母r-的构拟（45页）；采纳李永燧、潘悟云和丁邦新、喻世长等国内学者的研究，将影、晓、云母拟作小舌音，并将匣母的上古来源分作两类（44—45页）；遵循董同龢、雅洪托夫、富励士（Forrest R. A. D.）、李方桂等对清鼻、流音声母的构拟（46页）；沿袭赖惟勤、蒲立本、李方桂等学者的圆唇牙喉音的构拟，并取消了上古的合口介音（46页）。

再如复声母，与李方桂、梅祖麟等的看法类似，给与见组谐声的章组字构拟了klj-之类的声母，并接受了河野六郎、藤堂明保、龚煌城等章组字在上古后期有所谓“第一次腭化”的观点（55页），同时提出了一部分章组字应来自上古tj-类声母（49页）；雅洪托夫、李方桂、丁邦新、龚煌城、施向东等学者相继提出二等和重纽三等的上古声母应带-r-音素，《上古》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r-有抗轻唇化的作用，后来变作轻唇音声母的字，上古所带流音不是-r-，而是-l-（51页）。

第二，材料广泛，博引旁征。

从入声是否独立、是否用等韵条理作为证据等标准来看，清代古音学家可分作“考古”“审音”两派。虽然各有成绩，但因缺乏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工具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理念，无法在分辨音类之后再推求其音值。暮年的段玉裁还曾慨叹：“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答江晋三论韵书》）中国音韵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经过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和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各家对于研究材料的视野大大拓宽了。如蒲立本将汉代汉字的各种外语译音作为构拟其上古音声母系统的重要参考；李方桂根据苗语方言、藏语汉字译音构拟了上古的清鼻音、清流音；包拟古利用汉藏同源词作为构拟上古st-类精组字的证据；斯塔罗斯金用现代闽语来构拟晚期上古音；龚煌城除提出了近四百个汉藏同源词之外，还据此提出了一系列上古音以、云、来母，以及流音韵尾、重纽介音、词头等的拟测问题。

《上古》充分吸收了各家古音构拟的合理之处，同时扩大比较的范围，广征有价值的语料，以证成其说。如指出古突厥语有舌根音k-、g-和小舌音q-、ɢ-分别跟前、后元音搭配，证明上古见系k-的非三等一度有过q-变体（84页）；援引湘西苗语、道孚语等有k-、kw-、q-、qw-四种声母的对立，指出构拟上古圆唇舌根声母kw-的必要性与可行性（84页）；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的资料，证明云母在上古应具有喉音成分（85页）；根据藏文dr-应来自更早的gr-和苗语方言中ts-来自更早的pj-等，认为上古tr-、tsr-、tl-之类复声母的拟测仍应具有更早的非舌齿复辅音的来源，以及用苗语方言的材料提出了部分精组字应来自上古的送气擦音sh-的假说（93页）；利用泰语、傣语、壮语等侗台语的材料，构拟了上古塞化的流音l’-、r’-（135页）；咝冠音（s-）、鼻冠音（m-/N-）、喉冠音（-ʔ/-h/-ɦ）、流冠音（r-）、塞冠音（p-/t-/k-）的构拟，更是参考了大量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等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材料（140—153页）。

韵母构拟方面，如用壮语汉借字、朝鲜语、白语等论证上古之、职、蒸部主元音为-ɯ（163页）；用藏文-r、-l尾和泰文-j尾与汉语的对应，证明上古歌、微部字应具有-l尾，汉代变作-j尾（165页）；用独龙语读短元音韵母的字分别与藏文带-y-[j]介音的字、汉语三等字的对应，说明上古三等字具有短元音（182页）；用藏文、梵汉对音、朝鲜译音、现代汉语方言等材料所见的浊塞音韵尾来佐证上古入声字应具有-b、-d、-g塞韵尾（188页）。

声调构拟方面，既继承了奥德里古（Haudricourt A. G.）所提上古汉语上声、去声分别来自-ʔ和-h（更早分别为-x和-s）的设想（李方桂亦采纳之），并利用大量的汉语内部字义类聚的材料，提出“上声-ʔ最初可能是一个构词后缀，也许跟南岛语、突厥语一样是个-q，最初表示指‘小’和‘亲昵’，后来弱化形成声调，才扩大了词汇范围”（211页）。以上种种，可以说都是《上古》提出的创见。

第三，体系完备，卓然立派。

清儒的上古音研究，固然多有发明，只是仍属草创，各家之言，后出转精。直至民国章太炎、黄侃等先贤，上古韵母系统才基本得以奠定；当然，并非没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声母、声调系统的探讨更是亟待全面展开。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对上古音做系统构拟的，国内有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4）、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王力《汉语史稿》（1957），海外有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1957）、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1957）、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斯塔罗斯金（1989）、白一平《汉语上古音手册》（1992）等。最近对上古音做系统研究的专著，则有《上古》与白一平、沙加尔（Sagart L.）的《上古汉语新构拟》（2014）。

若以上古韵母主元音的数量为标准，高、董、陆属于元音繁复派，王力则主五元音说，李方桂提出四元音说（后为丁邦新、梅祖麟、龚煌城等所赞同），郑张先生与斯塔罗斯金、包拟古（与其学生白一平）三家各自探索，相继提出六元音说，可谓是古音学界“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一则佳话（藤堂明保也提出六元音说，但具体内涵与这几家有所不同）。

所依据的材料和方法各有侧重，如斯氏倚重《诗经》押韵、谐声字、亲属语与现代闽语等材料；包、白两位，前者以同源词为主要依据，虽主六元音说，但未做系统构拟，后者所用材料系统全面，而且能够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加强论证。

《上古》一书，先介绍海内外已有研究（第二章），接下来总述“上古、中古声韵母表”（第三章），第四、五章分别详细讨论了上古声母、韵母系统。

其中声母部分，涉及基本声母、复声母结构、后垫式复声母、前冠式复声母、前冠后垫式复声母；韵母部分，涉及元音系统及韵母组合类型、“介音”问题、元音长短与“等”、不同收尾的韵部和韵母系统、六元音的异部通变、后置韵尾和声调的形成等。这些细节性的论述，涵盖面广、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将各种语言事实（包括谐声、词族、异文、押韵及甲骨文、金文等汉语内部资料与藏缅、侗台、苗瑶、南亚、南岛等外部资料）寓于适切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结构主义、历史比较、田野调查、文献考证等）之中，所以读来不会觉得“臘等”。

值得称道的是，该书“音表”部分提供了五个非常实用的表格，分别是“郑（张）、高（本汉）、王（力）、李（方桂）四家上古声韵母对照表”（225—243页）、“郑、高、王、李、邵（荣芬）五家中古声韵母对照表”（244—252页）、“汉字谐声声符分部表”（253—259页）、“古音字表”（260—584页）、“藏缅柬泰字字母转写表”（585页）。很明显，篇幅最大的是第四表，超过了《上古》页数的一半。经由该表，可以查到一万八千字的古音地位及所在谐声声符系统，每个字头包含的信息包括《广韵》声纽、韵类、声调、四等、开合、反切、声符、上古韵部等。

可见，《上古》不仅是内容详赡、文字谨严的研究论著，而且还是一部方便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师生使用的详备工具书。

此外，《上古》第二版还比第一版多了三个附录，分别是郑张先生的论文《上古喉冠l声母的腭化》和《上古韵类与分韵字表》《上古诗歌标音示例——〈关雎〉》，从中可以了解作者最新的研究心得与上古音构拟的梗概。

自然，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专书，《上古》在论点、材料与行文等方面也不无可商之处。比如文字讹误仍有不少；部分论述过于简略，以至于可读性欠佳；有些论述过于倚重汉语以外的语言材料，且略显得零散，缺乏系统的对应规律，因而影响了证据的效力等。限于篇幅，这些方面的问题，此处就不再展开了。

总之，读者诸君一定能够从中获益，必然也可以由此窥得上古音研究的门径。
    

作者简介
    

郑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汉语教研室暨语言认知与演化实验室主任。
    

原文见2018年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已获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陈静）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