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入秋之际写的。隆冬之时，祖国的心脏发生了大规模的“驱离”。小说里的人栖身在“亚洲最大的居住小区”。“最大”如今诚然也是祖国的蓝图。小说里的人失业抑或就职于大机关，他们养猫或者偷一只猫来当儿子养。被驱赶者据说送外卖或者快递，跻身不甚高级的行业。小说里的人最终放弃了活在“最大”里。现实中许多人不得不顶着寒风离开。于是，就“离开”这个事实而言，小说和现实一致了。只不过，现实中的人在被外力驱赶，而小说中，更多的人经历着内心自我的劝退。
    是什么让人离开？
    我可以想象的，不过是“鉴于我生活在某种根本性的谬误中”，不过是“在那座大城里，你总是要对命运心怀恐惧的感激和感激的恐惧，总是像一个贼，仿佛这感激与恐惧交织的日子都是从某个庞然大物的家伙那里偷来的，你总像是欠了谁的”。不，这可能也并非完全只是一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切身的感受。当年路遥进得西安城，终日也有挥不去的恐慌——怕一觉醒来，自己就被扔在了城墙外面。那是一个成功者心中的隐患。二十多年过去，所有享受到国家进步红利的人，或可都被看做是“成功者”，而“成功”最直观的象征也许就是——有了市值不菲的房子。大家换算一下，的确身价惊人，就仿佛领受了不配领受的优待。在这惊人的身价之下，至少我常有“对命运心怀恐惧的感激和感激的恐惧”之情。我究竟是在怕什么，其实是说不清楚也不能说清楚的。如果说房子是一种象征性的成功，那么，不安恐怕即是一种时代象征性的心情。
    我无从想象的，是现实中的驱赶。事实上，“无从想象”的确在今天剥夺着小说这门艺术的虚构特权——所谓现实比虚构更加富有想象力。
    小说中，我难免“文艺腔”地将自我劝退之后的所在寄托于一个“可以简单理解的秩序里”，“愿意相信一个安静的港湾在前面等待着我们”，而现实的残酷却毋庸说明。那种残酷我倒是可以去想象，尽管，我承认自己的想象力一定无法抵达它实际的烈度。可我仍然愿意在小说里“文艺腔”一点。我愿意将逼迫性的外力缓释成每个人内心的自我劝退，这可能并非是意在调和，可能只是出于我对于文明的某种理解。现实从来都挤压着人，面对挤压，外力的驱赶与内心的自弃，我只能认为后者更为文明，认为后者的人，至少还具有人的行动力，能够抉择，不被完全羞辱。
    秋天里我写了小说，冬天里我看了新闻。现实与虚构就是这样互为表里。而值得骄傲的，也许是小说这门艺术从来未曾离场，小说家们一直在感受着世界的秋雨冬风，一直心怀忧戚。它无法给出一个方案，但它仍然可以给出一点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