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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美国文学关键词:在故事中展现历史现实的复杂性

http://www.newdu.com 2018-01-26 文艺报 郭英剑 参加讨论


    2017年的美国文学,让我们部分地看到了文学与现实、历史的种种关系以及文学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环顾世界,我们或许会意识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对文学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2017年的美国仿佛是2016年的自然延伸,从总统大选时悄然而起、逐渐酝酿的动荡不安,到2017年开始总爆发,走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观念大碰撞,并引发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抗议与示威乃至流血事件。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走马上任,迅疾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震惊世界。在美国国内,反对总统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2月份,奥威尔的经典著作《1984》迅速成为美国畅销书,这一事件本身颇具象征意味。首先,它昭示着文学的价值与力量(The Power of Literature);其次,它说明了文学与当代现实之间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它预示着人们试图用经典文学、用历史故事去思考现实并尝试干预现实的一种路径。因此,2017年的美国文学,就与历史、现实、批判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年度的文学关键词。
    历史与当下的现实
    就文学创作而言,历史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座宝藏。位列2017《纽约时报》十佳图书之列的车诺(Ron Chernow)的《格兰特》(Grant),则是将焦点对准了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
    身兼作家、记者、历史学家与专栏作家的车诺,主要写作对象是商界、金融界与美国政治人物,其传记作品在美国很受欢迎。此次,《格兰特》讲述了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人生故事。
    格兰特在美国历史上不常被人提及,甚至被认为是个平庸的总统。因为政府的贪污腐败与对南方奴隶制的妥协而备受当时以及历史学家的批评。但在车诺的眼中,格兰特的一生是被人误解的一生,人们总是先入为主地把他看做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无能的商人、一位平庸的总统。而正是这样的误解、刻板的印象乃至偏见,使人无法真正认识这样一位政治家。
    因此,在写作《格兰特》时,车诺重点描写了美国内战之前,格兰特如何在政治上崛起的,如何因骁勇善战而深得林肯总统的赏识。通过挖掘各种历史材料,作者让我们看到,在格兰特担任总统之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如何为寻求黑人的自由和正义而做出努力,又是如何与当时的3K党恶势力进行斗争的。由此,较为全面地再现了一位既平凡又伟大的总统的历史足迹。
    除了专注于历史写作与历史发现者外,几乎所有的文学中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都有显著的现实性与当下意义,或者说,作家的创作是笔在历史,意在当下。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虚构类的获奖之作沃德(Jesmyn Ward)的《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Sing, Unburied, Sing),不愧为书写历史但意在当下的典型之作。
    杰斯米·沃德现为美国杜兰大学英语系副教授。2011年,她凭借第二部长篇小说《拯救骨肉》摘取过美国国家图书奖虚构类作品奖,此次再度摘得国家图书奖,使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两度荣获国家图书奖的女性作家。
    《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是沃德的第三部小说,也是一部批评指向性极为明显的小说,矛头直指美国南方的贫穷、落后、种族歧视等社会现实。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公路小说和灵异故事相结合的作品,讲述了密西西比小镇上的一个家庭,在经历卡特里娜飓风前后所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乔乔是一个13岁的孩子,试图去了解长大成人的意义。但他却因为看到了父辈们各种各样的表现及其不同的言行方式而感到迷惘。在他的成长中,乔乔的母亲里奥妮会经常缺席。里奥妮是黑人,但她孩子们的父亲都是白人。她并不是一个好妈妈,与周围的人们难以和睦相处,不时地跟自己闹别扭;她想做个好母亲却无能为力,因为她无法把孩子的需求放置于自己的需求之上,特别是她还吸毒。她时常会回忆起自己已故的父亲,这让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感受到一丝温暖。
    当孩子们的父亲即将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时,里奥妮打点好行装、带上孩子们驾车北上,来到了位于密西西比河的州立监狱帕希曼农场。在这里,也有一个13岁的孩子,是一个同狱犯人的鬼魂,他了解南方所到之处所有丑陋的过去。他也在教会乔乔有关父辈们、子孙们的事情,当然还有过去的故事,其中不乏暴力,但也不乏爱。《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是一部动人而令人难忘的家族故事。
    作为一部家庭史诗,希望、挣扎的情感贯穿在整部书中,通过描述密西西比的过去与当下,也让人们看到了美国故事背后丑陋的真相,和家庭纽带的力量以及局限性。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的核心是要通过其叙事,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自身,意识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难以用言辞所表达、需要通过仪式与歌曲来加以表现的真理。沃德的创作矛头直指现实生活、人生的痛楚与爱。
    获得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诗歌奖的是比达特(Frank Bidart)的《曙光:1965-2016年诗选》(Half-light: Collected Poems 1965-2016)。《曙光》这部诗集选录了作者从1965年到2016年间半个多世纪的原创诗歌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所书写的各种历史事件,以及作者所发出的独特的声音。诗集中的作品对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和心理的阴暗面,包括人类的贪婪、不合时宜、误解与内心的不解等等也多有反映。《曙光》几乎囊括了比达特之前所有的作品,但也收录了一些新的作品,辑录为《饥渴》,作者在这些诗作中简要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在诗集中,各种矛盾不断更新、不断再造,充满人性的激烈碰撞。
    族裔及其历史与现实
    梳理当代美国文学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少数族裔作家不断涌现,优秀的族裔文学作品在各种美国文学大奖中占得先机,他们所反映的族裔中的历史、政治与现实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普利策小说奖于当年4月公布,虽然很多作品都并非2017年所出版,但因为普利策奖的社会影响力的缘故,特别是这一届与文学有关的奖项,除了非虚构类作品外,全部被族裔作家所囊括,因此,相关获奖作家及其作品仍值得在回顾时花费一些笔墨。
    2017年普利策小说奖授予了美国当代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非裔美国小说家怀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的《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该部作品出版于2016年,也曾获得过2016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地下铁路》以史为鉴,讲述了19世纪美国内战爆发之前,黑奴女孩科拉逃离佐治亚州的棉花种植园,一路向北逃亡的故事。在其中,我们不断看到各种冲突:奴役与自由、残暴与善良、邪恶与正义的不断博弈,作者展示给读者的,一面是逃亡的艰辛和苦难,另一面则是追寻自由的勇气和意志。一个女孩的逃亡展现了一段充满屈辱的历史,还有人性的险恶和存在的恐惧,但真正令人警醒的,或许不仅仅是这段已经被选择性遗忘的历史,还有同样被选择性遗忘的真相。普利策对这部小说的颁奖词可谓切中时弊,“小说面向当代美国,明智地融合了现实主义和寓言,将奴隶制暴力与神话中逃离的戏剧性融为一体”。
    普利策的戏剧奖颁给了诺塔奇(Lynn Nottage)的《汗水》(Sweat)。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的诺塔奇是非裔美国戏剧家,其作品主要描写非裔后代的女性生活。她在2009年就获得过普利策戏剧奖。此次再度获奖,也使她成为两度荣获普利策戏剧奖的女性作家。
    《汗水》一剧初创于2015年,第二年在外百老汇(Off-Broadway)上演,2017年打入百老汇。这部剧以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地区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心。普利策奖评委认为,该剧是一部细致入微但又有强大力量的作品,会令观众想起那些面对着堆满货物的码头的工人们。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不断打拼,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梦。
    普利策传记奖颁给了利比亚裔美国作家马塔尔(Hisham Matar)的《回归》(The Return:Fathers,Sons and the Land in Between)。这是一部首版于2016年的个人回忆录,讲述了作者于2012年回到故乡利比亚,试图追寻1990年其父亲在卡扎菲统治时期失踪真相的故事。
    普利策诗歌奖则颁给现任纽约市立大学英语副教授、非裔美国诗人杰斯(Tyehimba Jess)的诗作《奥利奥》(Olio)。这部诗作被誉为“部分事实、部分虚构……用商籁体、歌声与叙事的方式去考察绝大多数尚未被记录过的非裔美国文艺界人士”。评论家普遍认为,杰斯写作的动力完全来自其渴望通过表达与表演来传达历史的声音。
    普利策非虚构类奖颁给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戴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的《驱逐:美国城市的贫与富》(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这部出版于2016年的作品,以威斯康辛州东南部港口城市密尔沃基最贫穷地区为背景,跟踪了8户人家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真实的生活处境,涉及到了极端贫穷、经济适用房以及经济剥削等极为现实的美国问题。
    除了普利策奖之外,2017年被《纽约时报》评为十佳图书的一些少数族裔作家及其作品,同样有可圈可点之处。巴基斯坦裔小说家哈米德(Mohsin Hamid)的《退出西方》(Exit West),讲述了一对居住在未名城市的青年男女萨爱德与娜迪亚,因为历经内战之苦而不得不选择逃离家园的故事。韩裔作家李明锦(Min Jin Lee)的小说《弹子球游戏》(Pachinko)讲述了从韩国最终移民日本的韩裔家庭的故事。该小说的女主人公苏尼亚因怀孕被男友遗弃让家族蒙羞,被迫移民日本,由此拉开了韩裔家庭一家四代人的生活大幕。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佛曼(James Forman Jr.)的《把我们自己人关起来:美国黑人的罪与罚》(Locking Up Our Own:Crime and Punishment in Black America),着重考察了1970年代美国黑人社区对待犯罪的政策是如何影响了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黑人社群的。
    批评,何以向左转
    2017年10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诺斯(Joseph North)所撰写的《简明文学批评政治史》(Literary Criticism: A Concise Political History)。它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1970年代之后,当新自由主义和经济紧缩上升之时,美国文学界何以开始向左转?
    该书主要回顾了60年来激荡美国文学系/部的学科之争。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早期,新批评是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但在此之后,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早期,一些新的阐释流派,主要源自政治运动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反法西斯、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酷儿理论等等——开始拒绝新批评的保守,并且在文学系/部之内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些新的批评方法大都致力于一种新的观念:文学作品应该与其所反映的时代放在一起阅读并理解。但现如今,很多学者都在说,学科应该走向新的道路了。有的希望能够回归形式主义;有的则质疑政治批评中的一种文学态度,更关注文学之外的读者情感与理性以及更加注意对于平权的反映。
    作者在书中提出,要想预测未来文学研究的走向,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其来龙去脉。让诺斯感到困惑不已的问题是:当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经济紧缩来临时,为什么文学界会以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向左转?在文学内部,有人把这解读为是对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的一种积极反抗。但诺斯对此有异议。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很多政治批评的流派,大都使用“历史主义/语境论”的方法,把文学当做是一种理解社会的方式,而不是影响社会的方式。虽然他真正关心的并非学术起到了某种实际的作用,而是“为谁”起到了作用,但他所看重的文学影响社会的方式,倒是当下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回顾2017年美国文学,除了上述作品之外,尚有一些引发世界性关注的问题,比如大屠杀、贫穷、国家暴力、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文明的冲突等等。总体而言,所有作品都有着较为一致的共同特点:坚韧地回顾历史的勇气,勇敢地直面现实的执著、坚定地面向未来的信念,以及试图干预现实的决心。
    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所有的文学都与政治有关,但今天的文学政治并非就是作家政治观点的展示,或者是说教的文本。我们在生活中的选择都会受到政治的塑造和左右,这里的政治包括了宗教、族裔、性别与社会性别。就文学书写与政治、历史、现实的关系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作家总是试图从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政治人物的故事中,找到深刻的洞见乃至解决问题的办法。换句话说,文学足以为当代现实的复杂性、偶然性与可能性提供新的见解、视角或一定程度的启示。
    文学在当今世界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能发挥怎样的能动作用?2017年的美国文学,让我们部分地看到了文学与现实、历史的种种关系以及文学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环顾世界,我们或许会意识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对文学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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