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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来是在反思和直面问题中展开自己的画卷的。问题导向和全局视野，立足实际和针对难题，提升经验和战略眼光，这些都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带给我们的理论性营养。 毫无疑问，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各个论点，都是从现实需求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切与期盼中催生出来的，是为反思和推动解决文艺领域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中提炼出来的。如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理想、文艺与时代、文艺与历史、文艺与传统、文艺与市场、内容与形式、创新与风格、道德与价值、作家素养与感情、现实主义、批评标准与态度，等等，这些论题都是有的放矢、层层展开的，从而构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几乎覆盖文艺学所有方面的网状结构的。因之，我们说习近平文艺思想开创了新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了经验性“名称”向规定性“概念”的升华，是能够成立的。 譬如，“坚定文化自信”在文艺理论构建中的作用，习近平就给予了超乎寻常的重视。他把文化自信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相连接，把它看作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8]，认为中华文化[9]积淀有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就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学说。 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勇于创新创造”，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里固然有揭示创新是文艺生命的道理，有揭示创新对提高作品质量的作用，但以此针对当前文艺界普遍存在的“同质化”、“模式化”、“功利化”顽疾，也是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向来反对平庸，提倡创新。马克思就曾引述莎士比亚的诗句说过：“我宁可当只小猫咪咪叫，也不愿做个卖唱者弹老调！”[10]极其鄙视“平淡无味，废话连篇”，“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等的“粗俗文学”[11]；列宁讨厌小说把“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事’，把‘淫荡’、‘梅毒’、揭人隐私以敲诈钱财（还把敲诈对象的姐妹当情妇）这种桃色秽行……拼凑在一起”[12]；毛泽东主张“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要努力“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13]习近平充满热情地激励作家、艺术家要“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并希望“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要“独辟蹊径、不拘一格”，“抵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14]。显然，这是力求指引文艺创作追求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引导创作向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并把文艺创新问题提到了文化战略的高度。 再如“价值”问题，习近平的论述也是超越前人、有创造性的。他不仅认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肯定文艺的重要性，而且把价值观问题摆到极显赫的位置：“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15]正因为如此，他才呼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鼓励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气度、神韵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具鲜明中国风格的作品。他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阐发了文艺的价值特征，阐发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堵死了一切文艺通往形式主义、虚无主义的歧路。 再说“典型”问题。习近平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16]这个见解，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也有大的推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传世之作，的确都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认识，都塑造出不朽的典型形象，都高度概括了生活的本质。“标准”高于“生活”，才能提炼和刻画出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这成了一条艺术的铁律。这里，习近平的理论贡献在于，他阐明了“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同伟大时代使命的密切联系。英雄是民族精神的坐标，典型是历史潮流的结晶。“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乃是以博大胸襟拥抱世界、以深邃目光观察现实的必然选择。“典型人物”是作家艺术家灌注崇高理想信念的载体，而“高于生活”则是他们实现其理想信念的艺术之途。为攀登文艺高峰，习近平希望文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作为追求，不仅能反映生活，而且能创造生活。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他强调“典型人物”塑造的深层思考。 最早把“典型”定为现实主义重要元素，主张现实主义作品“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7]的，是恩格斯。列宁也说过：“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描写个别的情况，在于分析特定典型的性格和心理”[18]。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作品应当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19]。习近平在“典型”论上的创造，我以为主要是这样几点：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声誉；二是揭示了典型人物形象同艺术价值和艺术作用的关系，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跟文艺作品的“高度”和时代艺术的“高度”是成正比的；三是确认了“提炼生活”要“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处理，指明了典型化的路径，并将之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能力”。四是把“典型”问题放在“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这个角度来谈论。“积极反映”这一概念，显然是区别于消极反映、平庸反映、直白反映、机械反映或歪曲反映的。“典型”是价值取向表达的通道，“典型”问题是同文艺“倾向性”问题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的“典型”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老树开出新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