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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贡献 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实现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这一根本目标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基础和基质。围绕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如人民、政治、民族、实践等术语，这些基本范畴组成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落，在问题域中彼此呼应又彼此制约，共同形成“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和理论建树。 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基本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形态”已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例如，“人民优位”就是“中国形态”的一个理论贡献。“中国形态”中的“人民”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是由千千万万真实的个人组成的。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人民是文学活动的出发点，又是其目标和归宿。这种明确系统地论述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尚属首次。又如，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是“中国形态”的又一重要特征。“政治维度”强调文学绝非独立存在，而是人类社会的想象性呈现，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想象性重构，因此，“政治维度”重点关注的是作品的思想倾向与社会效果，主张优秀的作品应激发人们向上向善的热情。不过，“中国形态”的“政治维度”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也悄然发生变化，逐步从宏观政治、阶级政治进入生命个体，并尝试与心理、审美乃至经济联姻。再如“民族形式”的研究也颇具中国特色。“中国形态”推崇民间形式，并将民间形式上升为民族形式，由此揭示了被以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忽略和低估的民间文艺及其形式的政治作用，同时，“中国形态”在“民族形式”的研究中还融合了内容与形式、本土与域外、传统与现代等多重视域。这些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时代特色的理论命题在“中国形态”的问题域并不是被孤立或单个加以研究的，而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研究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与整个形态相关。例如，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枢纽，“政治维度”则建立在人民的基点上，因为最大的政治就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对作家、作品和创作倾向的批评也都是以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其根本价值取向的，而“民族形式”则是为了探寻更好地表达人民群众美好愿望的方式。简言之，这些基本问题以“问题群落”的方式共存于“中国形态”之中，显示出区别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殊差异性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 的理论特质。 问题域作为一种运动中的形式，又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高科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现象和问题。若完全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观点和话题来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如何看待消费社会里文学与资本或商品的关系？如何应对高科技对文学的冲击？这些问题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需要批评主体去发现和解决，它们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能否在当代社会中文坛发挥引领作用的问题。例如，文学与资本的关系就是“中国形态”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我国批评界长期忽视是因为人们受到康德审美无功利性的影响。其实，马克思早就对资本的性质做过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了资本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把任何劳动都变成雇佣劳动”[10]，而现代雇佣劳动直接导致艺术的自由特性的丧失。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尤其是纳入文化工业轨道的文学活动大都有资本为后盾或有赖于资本的支撑，“中国形态”必须重新阐释文学的性质，正视文学与资本的关系。如今的文学活动作为一种生产，不仅仅具有审美属性，也带有商品属性，而资本的控制力和逐利性又往往与艺术的批判性、超越性形成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在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和了解市场运行机制的情况下，保持对资本霸权的警惕，追求审美价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者的矛盾统一，而文学活动的精神品格在其间应该具有优先权。文学与高科技的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取得话语权的又一重要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和深入，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带来深刻的革命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与科技的关系有独到的研究，但他们大多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去阐述的。“中国形态”则需要结合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状，重新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那里已有定论或尚未解决的问题，在文学与科技的关系上做出新的开拓，即在充分认识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文学有巨大影响的同时对这一影响作辩证分析。一方面，须看到高科技的标准化和模式化对文学创作力的戕害，另一方面又应借助高科技的能量，为文学插上腾飞的翅膀。如果说铁路、电报和避雷针的产生曾导致了古老神话衰落的话，那么，今天的高科技则不同，它正在刺激和更新人们的感觉和想象力，催生一个又一个新的梦想和神话。并且，就文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而言，文学还可以凭借自身优势，通过情感的升华和对人生的畅想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技术注入更浓郁的人文关怀。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并未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答案，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和方法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认识和解决中国文坛出现的问题，并做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概括。 若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整体特征的话，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所具有的实践品格和辩证精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话语，它在中国社会变革大潮中产生，并接受着社会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实践性还表现为它在文学活动、审美活动乃至整个精神生产中所具有的指导和引领功能。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形态”将整体性和二律背反引入文学批评，它不仅承继传统的圆融精神，将文学活动的相关角度、方法与观念纳入到问题域的系统之中，而且以一种辩证理性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的对立统一，由此形成了观照文学的总体化视野和开放性的批评态势。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还具有未完成性的特征。毋庸讳言，在“中国形态”的建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而纠错能力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智慧和勇气。不仅如此，未完成性还体现在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未来的探究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尔都塞说过：理论对实践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直接与实践发生关系，另一种则表现为指向还未付诸于实践的领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正是立足于中国大地而面向中国的未来，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产生新的理论、新的范畴。 最后，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是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形态，其理论建树既展现出自身的特色又体现普适性，因为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在世界文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不会唯我独尊，而是与世界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相容相存。不过，当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鱼龙混杂，中国学者有责任向世界展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绩”，并通过对“中国形态”的建构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做出东方学者的回答。若用更高的目标来要求的话，“中国形态”应该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更为合理的批评模式，为此，我们将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