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新媒体平台显著提升了文学创作及传播的活力，但也带来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媚俗从众、价值标准混乱等问题；如何应对资本对文学话语、文学标准的渗透，也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这一切，都要求评论者更加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激浊扬清、褒优贬劣、坚持文学本位，扬新媒体之长而避其所短。
    “新时代”与文学的“新关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与新文学百年的时间重合，使2017年这一年份刻度拥有了某种节点式的特殊意义。具体到文学界，“总结”与“展望”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行动姿态。“总结”方面，各类带有梳理、回顾性质的研讨广泛开展。以“新文学百年”为主题的学术活动频见报道，多种“大典”、“大系”、“百年志”类丛书编纂出版，其热度可谓接续甚至超越了2016年。以“五年”为时间单位展开的更具体的文学总结也频繁出现，例如《文艺报》组织举办了“砥砺五年”系列研讨，依照文体划分，分别围绕过去五年间我国小说（小说又分为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等领域的创作发展情况展开讨论，并形成文章成系列刊登见报。这种“阶段总结”式的研讨，不仅着眼于过去五年（或百年）间中国文学现场出现的优秀作家作品，更强调总结梳理中的问题意识，着重讨论创作中体现出的问题以及现状背后的趋势性元素。在此意义上，对过往的总结往往亦包含着当下及未来的着眼，而十九大报告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全新历史判断，无疑也为文学界的“展望”或谓“前驱”增添了强劲的信心和动力。2017年底，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于海南博鳌开幕，论坛主题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创造新时代的新史诗”，两个“新”字显示出鲜明的意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如何开辟新的格局、建立新的话语、书写新的史诗、孕育新的伟大著作，正成为当下文学界热切讨论的话题。从这种热切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主体意识的树立、责任担当的回归。正如白烨一篇文章题目所说的那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在关切新时代文学发展、讨论文学新可能的过程中，最具体、最坚实的理论抓手，便是习近平文艺思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学习时报》等媒体先后发表仲呈祥《习近平文艺思想：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需要》《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实践品格》、董学文《充分认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重大意义》《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李一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鲜明特征》、张知干《时代性、人民性、创新性、开放性——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基本特点》等多篇理论文章。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总体性、系统性学习之后，文学界已开始有意识、成规模地将对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研究讨论，同具体的文学创作问题及当下文学界现状结合起来。《文艺报》先后开设“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贯彻讲话精神，推动观念变革”两个专栏，围绕中华美学精神、本土文化资源、英雄书写、典型人物塑造等习近平总书记重点提到过的话题组织文章研究讨论，在文学界引起反响；其“新观察”栏目集中组织一批较为活跃的青年评论家撰稿，有意识地刊发了一批明确针对当下具体文本及现象、富有批评锋芒的文章，涉及当下文学生态的改进、小说想象历史的偏差、文学评论过度理论化、批评家的“说真话”勇气等诸多内容，颇受关注。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习近平文艺思想系列研讨”活动已举办五场，主题分别为“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中国”、“文学与英雄”、“史诗般的时代与创造时代新史诗”。参与该系列研讨的专家在会后形成书面文章，相关主题文章已刊出30余篇。总而言之，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出现的诸多观点、强调的多种命题，在文学理论评论界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对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学习、理解、研究、探讨，构成了整个文学界过去一年中的重要内容。
    有关理论评论自身的若干思考
    围绕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现状及焦点话题，文学界也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这些讨论在充分肯定当下文学批评成就的同时，也犀利而准确地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显示出文学理论评论界自我思考、自我梳理、自我更新的意识和勇气。其中所涉的许多话题，显示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在当下文学语境中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其一是建立共识的问题。中国作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与苏州大学文学院合办“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与分歧”研讨会，召集老一代评论家与当下较活跃的青年评论家共同讨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与问题。与会专家对当下文学批评领域“共识”及“分歧”状况的分析，就当下整体文学语境而言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当下文学置身于复杂的文化空间、经受着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冲突，而我们对批评尺度、文学标准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尚显不足，因此对“共识”的建构虽见成效却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当下文学批评领域缺乏争论、争鸣，“同质化”与“内循环生产”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真正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分歧”亦不够多。如何突破一团和气的表层形式，经由富于价值的分歧讨论而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共识，无疑是文学理论评论界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其二是中国本土理论话语建设问题。许多评论家呼吁建立更加有效、更贴合当下中国现实的理论批评话语。杜学文在《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审美体系是新时代的必然召唤》一文中，呼唤构建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审美体系。王晓平《西方理论如何阐释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则针砭时弊，指出我们在利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创作时常会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因此“有必要改变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信，重建一套适应中国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话语体系，以有效地阐释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孙绍振在《学术“哑巴”病为何老治不好》一文中的质疑与此类似，他认为中国本土文学理论长期“失语”、研究者似乎离开西方理论就变成“哑巴”，表述颇为尖锐。削足适履或学术失语，针对的乃是具体而真切的现实问题；如若上升到更加宏观的历史维度观看，中国本土文学理论话语的建设，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要求。王光明《在第二个百年努力胜出——谈新时代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一文中谈到，“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第一个百年，我们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逼着进入现代的快车道的。别人已经捷足先登，我们不得不跟着跑”；如今，经过一百年的探索发展，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与世界的关系不能再仅仅满足于“追赶”和“拿来”的模式，而应努力建立平等、对话、相向互动的新型关系，进而更好地发掘自己的传统、发出中国的声音，在多元开放的世界格局中彰显我们的主体性。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同一话题的另一面，提醒的声音也渐渐在学界出现。不少人表示，我们在建立中国话语的过程中要保持清醒冷静，一是要辩证思考、避免粗暴的二元对立思维，二是要警惕“走形式”、“蹭热点”等潜在问题。例如，丁帆、赵普光在对过去一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后认为，“中国话语”意识已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主流或曰显学；但作者同时也表示，研究者在相关研究中应做到认真、严肃、踏实，不能沦为简单粗糙的“应景”或“追热潮”。这的确是一种有意义的提醒。
    其三是文学理论及批评话语的现实阐释力问题。南帆在《光明日报》《文艺争鸣》先后发表评论《没有现实意义的知识必将枯萎——谈文学理论的现实品格》及《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强调文学理论的现实关注、现实意义，指出建基于文学内部的文学理论应具有理解并阐释社会历史的能力：“关注社会历史，关注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为显著的特征。”与此类似，许多文章及讨论都强调文学评论的“在场性”、“当代性”，对文学理论评论的过度知识化有所反思。就现实生产运作机制而言，与“知识化”紧密相关的现象，便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化”的趋势。这一话题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面向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研究工作向人文科学意义上的完备“学科”靠拢，是中国当代文学逐步走向经典化的必然过程；但在另一方面，观念的固化、视野的板结、思想活力的衰减，也是这一过程中不能不防范的潜在风险。在此问题上，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一文或可带给我们许多启发。该文详尽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史学化”潮流，包括文学史研究兴起的内在动力、学术转轨的过程及形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和特征等等，在肯定其“深度历史研究的意识”的同时，也牵扯出现象背后潜藏的相关问题：在学科危机感和“学术成果”焦虑感的逼迫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大面积塌方……三足鼎立变成了文学史研究一统江山”，导致在这个“批评空气稀薄而文学史空气浓郁的‘学院批评’时代”，我们对当下文学问题的处理频繁地仰仗史学视野，有时会变得“学究气十足”。进而可以想象，历史学、社会学等优势人文学科与文学学科间的“不均衡发展”现象，也将极其相似地出现在文学的学科象牙塔与当下现场之间——学术系统内部或许呈现出一派繁荣，然而“这种繁荣（繁忙）对整个社会文化的辐射十分有限”。由此言之，此类话题不仅涉及理论评论同文学创作间的互动关系，也涉及文学理论评论自身的立足之本；不仅局限于文学理论评论对具体文学创作的阐释、言说，更充盈着文学辐射社会文化、参与公众精神生活、打破“失语”现状的内在吁求。对中国当代文学（并非仅是文学评论）而言，这或许是近年来最重大的焦虑之一；而在这焦虑之中，同时也内蕴着强劲的变革动力。
    新的文学增长点与理论评论的应对
    2017年，有许多新的文学热点现象出现。在对文学理论评论的应对能力提出挑战的同时，这些新的文学增长点也带来了观念的碰撞、思维的启迪，从而刺激了文学批评领域内部的活力增长。
    例如青年作家的创作问题。有人将2016年称作“90后写作元年”，原本散落各处的“90后”创作力量在近一两年间得到了集中推介，评论界对这一写作群体的关注、研究也在2017年里迅速跟进。在此过程中，“90后”写作群体展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一些论者提到，期刊发表、获奖推优、作协研讨等较传统的文学运转模式已不足以涵盖和回应文学新人的整体写作图景，他们在话语资源、思维方式、身份认同甚至文本流通渠道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文学研究者应以更多元、更开放的眼界和思维来面对这一新兴写作群体。围绕“90后”写作，不少评论者分析过其优势与新质，但更具反思性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如金理组织的“90后小说观察”中就有人提到，“90后”的生活经验还相对比较单薄，导致其作品厚度不足。目前活跃的“90后”小说家身上，常能看到某种“模仿前辈”的痕迹，讨论者称之为“虚幻的乡愁”：“试图彻底地模仿某种过去的写作，从风格到内容……他们从视为模范的80年代文本中得到生活体验，想象那种生活并一头扎进去，就好像那样能更接近自己欣赏的文本与想要的生活”。围绕何同彬2016年在《青年作家》杂志刊发的《关于青年写作、文学新人的断想》一文，丁帆于2017年初发表了《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两篇评论都涉及到当下青年写作同质化、青年作家“被规训”和“被秩序化”的现象，一时间成为热议话题。随后，《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推出“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专辑，刊出王尧、王彬彬的文章对该话题做出回应；《大家》杂志2017年第6期组织多位青年作家和评论家撰稿讨论，其中何同彬、李壮、傅逸尘三人的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就更广义的“青年”话题而言，有评论家从近年“青年理想”主题的文学叙述中发现了某种类似“痛苦比赛”的景观（陈舒劼《痛苦比赛、报应期待与认知风险——近十年来“青年理想”主题的文学叙述》），这种景观之中当然带有个体意识觉醒及现实批判性等价值，但有时也会呈现出价值认同的分裂乃至刻意为之的情感偏激。
    再如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发展。新媒体对文学生产及文学生态的影响，近年来一直是较为热门的讨论话题。第三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选择“创新：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抉择”作为讨论主题，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也专门举办了“新媒体视野下诗歌生态研讨会”。新媒体技术为文学传播带来的“效果”一度使文学界感到惊奇与兴奋，如今，随着各方面观察的深入，文学评论界对新媒体同文学的关系也有了更加冷静、全面、辩证批判的理解。以诗歌领域为例，微信诗歌公号对诗歌繁荣的推动曾经备受赞美，但在2017年却也出现了《有一种杀死诗歌的方法叫微信诗歌公号》这样的反思文章，此种观点其实绝非孤例。总体而言，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新媒体平台显著提升了文学创作及传播的活力，但也带来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媚俗从众、价值标准混乱等问题；如何应对资本对文学话语、文学标准的渗透，也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这一切，都要求评论者更加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激浊扬清、褒优贬劣、坚持文学本位，扬新媒体之长而避其所短。
    又如“全民写作”话题。以非专业人士为创作主体、带有鲜明非虚构色彩的“全民写作”（或称“素人写作”）近年兴起，“全民故事计划”、“正午故事”、凤凰读书“有故事的人”、网易“人间”等相关平台获得了广泛关注，也在评论界引起了讨论甚至论争。两种不同的声音，侧重不同、立足点相异，一方强调写作伦理、一方强调写作技术，似有“鸡同鸭讲”之嫌。这显示出评论界对近年来兴起的“全民写作”现象缺少足够的准备，在评价和判断的方式、标尺、角度等方面尚未达成共识。面对新的文学增长点，评论界如何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建立起新的思维、眼光和话语方式，无疑是需要长久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