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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金瓶梅》里有两位主要人物，一为潘金莲、另一为西门庆。书中对眼花缭乱的服饰的描写，也正是从这二人开始的。 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金瓶梅词话/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一印。本文如没有特别指出的，均出自这个版本）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髢髻，一迳里踅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裤。 第一段写的是西门庆的服饰，第二段写的是潘金莲的服饰。在《金瓶梅》一书里，作者不仅深谙当时的社会、世俗和人情，而且对服饰、服饰制度及服饰的变化也相当的熟稔。重要的是，《金瓶梅》写服饰还有更重要的关节，那就是对旧制度的挑战。《礼记/玉藻》专讲服饰制度，并在《礼记/深衣》指出：“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君臣有别、尊卑有别、老幼有别、男女有别、士庶有别。从《后汉书》至《清史稿》，辟有（与车并列）的专志“舆服志”。服饰与制度密切相关，《金瓶梅》却开辟了服饰的另外写作。《金瓶梅》里的服饰，展示出了灿烂中华文明的另一种风采。 《金瓶梅》里的女性服饰 月娘的：穿着银鼠皮袄，遍地金袄儿，锦蓝裙；金莲的：两个大红遍地金鹤袖，衬着白绫袄儿；李瓶儿：貂鼠皮袄……这还只是妻妾冬装一部份。平日子的则更讲究。 月娘有时穿“大红路绸对衿袄儿，软黄裙子；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儿”，有时又穿“头戴银丝髻，周围金累丝钗梳，珠翠堆满，上着藕丝衣裳，下着翠绫裙，尖尖趫趫一对红鸳，粉面贴着三个翠面花儿”等。我们知道吴月娘是西门府上大娘，穿戴自不一般。第二十四回，西门与众妻妾在正月十六喝“合家欢乐”酒。作者写道：“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同坐，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惟吴月娘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此处，因服饰制度，妻妾的等级是相当清楚的。不过，《金瓶梅》的杰出在于：这种服饰的制度，以及在服饰制度上的等级，并没有妨碍《金瓶梅》充分显示市民社会兴起时的平等诉求。 服饰于《金瓶梅》，当然具有小说家言的“炫技”。但是“炫技”，不仅展现出一部杰出的市民小说断不能缺少的“道具”，同时又建构了文本自身。春梅先是大房吴月娘的丫鬟，后成了宠妾潘金莲的丫鬟，接着又成了西门庆的“情人”，再以后又成陈经济的“情人”，最后，则成了周守备的正牌夫人。因此，春梅的服饰前后有极大的变化。作丫鬟时，大约是“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见第二十九回）。到了守备夫人时，春梅的服饰是“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襽裙子，带着丁当禁步，比昔不同许多”（见第八十九回）。春梅服饰的流变，可见服饰制度的投射。宋惠莲，本是西门庆仆人来旺的媳妇，成为西门庆宠爱的“地下情人”之后，“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耳……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被一阵风过来，把他裙子刮起，里边露见大潞红裤儿，扎着脏头纱绿裤腿儿，好五色纳纱护膝，银红线带儿”。事实上，《金瓶梅》写惠莲服饰，写得这般光彩和这般的性感，从某种意义上看，则是为惠莲“命薄”吁不平。 服饰于此，我们可以管窥到作者的趣味和价值取向。不仅惠莲的服饰与西门府上众妻妾的服饰相近，而且像爱月儿、吴银儿这样属于娼门的女性，在服饰上也被“一视同仁”。如吴银儿的服饰“头上戴着白绉纱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上穿白绫对衿袄儿，妆花眉子，下着纱绿潞绸裙，羊皮金滚边。脚上墨青素缎鞋儿”；爱月儿的服饰“新妆打扮出来，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妆花膝裤、大红凤嘴鞋儿，灯下海獭卧兔儿”。 等级、性别、尊卑里的人，都追求服饰的华丽，在《金瓶梅》里确实是一种众生平等的暗喻。《宋史/舆服五》指出“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有逾僭”；“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伶人，只许服皂、白认、铁、角带，不得服紫”；“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等；《明史/舆服三》对士庶妻妾服饰也有明确规定“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等。无论按宋季服饰制度还是明季服饰制度，《金瓶梅》于服饰制度上的僭越与叛逆，仅服饰而言，这部小说反礼教的价值取向非常鲜明。 仕宦大家王招宣府的寡妇林太太的服饰，则又有另一层深意。招宣府林氏的服饰是：“妇人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绸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大红宫锦宽襕裙子，老鸦白绫高底鞋儿”。这一套服饰，是西门庆众妻妾、丫鬟以及有的娼门女子所没有的。崇祯版绣像本《金瓶梅》有200幅插图，独林氏服饰唯一。其他女性服饰都没有花纹，林氏的服饰描有花纹（即妆花缎子鹤氅）；其他女性没有头饰，即便有，也只是束带与简单的钗簪，独林氏头上有冠。这表明林氏的“命妇”（祖上是所谓的“太原节度邠阳郡王”）身份，同时叙述了林氏久寡的欲望与西门庆以粗鄙之人征服上层女子（“命妇”）的“业绩”（对此，清人张竹坡曾给予招宣府主人痛斥“一丑招宣”）。可见《金瓶梅》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不仅在于作者对于服饰的展示，同时也是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一种叙事。 《金瓶梅》里的男性服饰 女性服饰在《金瓶梅》里是服饰叙事的重头戏，但男性服饰的描写与叙事，同样是其整个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个“儿化”的词来写西门庆服饰。此形象即土豪标准像。到了西门庆贿赂做上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一职后，西门庆的服饰，有了重大的变化。西门庆官职刚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缝率领四五个裁缝，在家来裁剪尺头，攒造衣服”；迎请朝廷大员着“青衣冠带”；去京都拜见位极人臣的蔡太师“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盖衣服”。此时的西门庆，毕恭毕敬，不再是阳谷县寻花问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样的官员。 全书虽写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场景都发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庆万历年间，即公元16世纪中期），服饰于此，既给我们留下（近）古代服饰的样式和（近）古代服饰的制度的真实记录，又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西门庆本是阳谷县的地痞土豪，即使当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宋并无此官职；《明史/官职》记有“金吾”等十九卫，“副千户”一职，从五品），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在阳谷县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门平素最喜的服饰是“五彩飞鱼氅衣，白绫袄子”，尤其是“白绫”。“白绫”在《金瓶梅》里，并非吉物，相反，是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的凶兆和死亡的转喻。西门庆的女人，大都喜欢穿红色的服饰。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包括一身豪装的林太太在西门庆面前也穿的是“大红裙”。一白一红，极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时也见证了色彩于服饰是服饰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像《金瓶梅》这样用于人性的善恶、用于人物的性格、用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文学里是罕见的。 《金瓶梅》里的服饰既是“道具”更是文本 《金瓶梅》里的服饰花样繁多、流光溢彩，几为穷尽其有：皇亲国戚、达官贵胄、士子商贾、命妇庶妻、小姐丫头、贩夫走卒、朝服礼服、官服民服、时装职装、外套内衣……在《金瓶梅》里，连一些过客，如只出现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饰，都写得极为认真、决不马虎。当然，一些服饰或许是“小说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饰。提刑官一职独见宋，即“提点刑狱司”里任职官，品级大约在三至四品之间。查《宋史/舆服四/诸臣服下》并不见“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翠蓝罗衬衣，腰系合香金带”之制度；再查《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见此制。可见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据。《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标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为“孔雀”(三品)、“云雁”（四品），武官为“虎豹”，《金瓶梅》将其“虎豹”转为“金狮”。并在“金狮”之前，还加一“猱头”。猱，是一种类猿动物，猱作为服饰制度的标识，均不见宋明两季官职服饰制度。“猱头金狮”显然具有搞笑的元素。此“搞笑”以及另一些场景里的服饰“展演”，把服饰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构，结合得天衣无缝。仅此，足显《金瓶梅》文本的讽喻与反讽的卓尔不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