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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汉学”一直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国际上很多学者通常都认为汉学起源于16世纪末的西方，是西方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然而，这种以欧美为中心讨论汉学的视角，显然并不全面。即便仅以欧美汉学最为兴盛繁荣的近现代而言，以“京都中国学派”为代表的日本汉学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可谓成绩斐然。 近日，日籍华裔学者、日本长崎大学教授连清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结合日本汉学以及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畅谈了日本汉学在现当代的现实意义以及所应承担的时代责任。 螺旋循环史观具有现实意义 “螺旋循环史观”是由日本近代汉学家内藤湖南架构的重要学术理论。一般认为，内藤湖南提出螺旋循环史观旨在反驳当时欧洲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观，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文明停滞论”。 不过，在连清吉看来，螺旋循环史观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在于阐明了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和影响的方向与路径。螺旋循环史观认为，文化的传播既不是直线型的，也并非一种闭环型的循环。因为直线型意味着单方向传播，而闭环型会模糊文化传播起点，也否认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不断改良和进步。 螺旋循环史观强调，文化由其中心地区逐步向周边地区正向传播，周边地区在接受这种文化后也会逐渐产生文化自觉，进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并产生向原来文化中心的逆向回流，由此而形成一种螺旋状的文化传播和影响模式。 以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为例。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前，中国文化中的经学、佛学、宋明理学、清朝考证学，都是在其文化中心发展兴盛后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再传播至日本。 正如王国维1912年在赠与“京都中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的《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中所言，“但有心印无雷同”。在漫长的历史中，面对传播来的中国文化，日本经历了接受、选别、融合、创新等一系列文化自觉和学术文化形成的过程。 “有心印”讲的就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即文化由中心向周边正向传播的过程。“无雷同”指的是周边文化的自觉。具体到中日两国之间，是指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选别与融合，即产生思维转换。 日本文化在创新的基础上开始了向原来的文化中心——中国回流。例如，一些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逐渐被中国知识界认识与接受。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消化了西方先进科技文明，并以汉字翻译西洋近代书籍，再回流至中国。 汉学界承担着新的历史责任 内藤湖南曾提出，日本学界应提升学问水平，确立研究方法，开拓东洋学术的新局面。此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日本汉学家秉持“薪传斯文”的使命感和在明治新时代树立新学问的责任感，开创了被后世誉为 “新学先驱”的日本近代中国学。 百余年来，日本汉学界人才辈出。武内义雄的中国哲学、宫崎市定的中国史学、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神田喜一郎的日本汉文学等研究都可谓自成一家、独树一帜。日本汉学家首倡了对于中国戏曲杂剧和古典小说的研究。他们对于敦煌学的开拓与研究足可与欧美汉学家并驾齐驱。在对清朝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方面，日本汉学家也走在了欧美学界前面。进入21世纪，日本汉学能否继往开来、再创佳绩，连清吉认为，随着中国的整体发展，中国文化很可能在21世纪再次迎来新一轮的文化复兴，而日本汉学也将随之走向复兴。 宫崎市定曾提出“文艺复兴”是东西方共通俱存的文化现象的论断。回顾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通过“自觉、媒介与创生”的路径发展形成的。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西方世界，在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同时，其世界观曾导致宗教、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战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以“汉字文化圈”和“儒学文化圈”为核心的东方世界，始终倡导的是不同文明的圆融、和合与共存。因此，时代正召唤中国引领新一轮“文艺复兴”。 在连清吉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不仅成为了“世界工厂”，也成为了独具魅力的 “世界市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 “富而好礼”的文化自觉，这无疑是促成文化复兴的重要契机。在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之后，当今中国正着力于成为文化强国。这一过程显然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复兴、创新与传播。 连清吉认为，对于创新，则是要创造21世纪中国新学术文化，让中国的文化创意获得世界认同。一旦实现了复兴与创新，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必将随着一带一路等联通中国与世界的路径，水到渠成地传播、扩散至全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这既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所有汉学研究者的共同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