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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量词功能变化句法分析 量词是在名词DP结构中产生的，其功能变化自然离不开DP结构。汉语量词的语法化过程整体经历了“同形回指-回指替代-个体标记（量词）-冠词化”的发展进程（安丰存2009）。在这一过程中，量词在发展成为个体标记后，还衍生出形容词的用法，表示“单个的”意思，如“匹马单枪”，这与量词作为个体标记语义完全一致。而且，当前量词还朝着“个”化的方向发展，以此来简化不同量词的使用，以及进一步明确量词的个体标记功能。 量词的产生以及其回指替代与个体标记功能已在量词的发展过程句法分析中得到了解释。下面只讨论量词的冠词化功能。 汉语普通话中“量-名”结构可以出现在宾语位置，表达类别意义。如： （10）a.他买了本书。（类别意义） b.他买了一本书。（数量意义） 类别意义是“指称”的一种体现，表达类指，因此，“本书”具有了类指的用法。这说明量词“本”体现了新的功能。但是，这种用法对语法位置的要求非常严格，汉语“量-名”结构必须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如： （11）a.家里来了个客人。 b.我买了本书。 c.他把个暖瓶打碎了。 d.张三被头牛踢了。 汉语“量-名”结构在上述例句中，量词体现了新的句法功能，即类似于英语不定冠词a的用法。而现代汉语量词这一句法功能完全是句法环境的特殊性导致的，并不是量词自身用法和意义的体现。 汉语至今还没有发展出冠词这一语类，但这并不代表汉语无法表达与实现限定词D的功能及意义。汉语光杆名词可以通过移位的方式实现D的功能。Longobardi（1994：634）认为光杆名词存在一个N-to-D的移位过程，表达类别意义（generic meaning），并认为D具有个体化、单数化的功能。Croft（1994：162）认为个体量词（count-classifier）具有个体化功能，Iljic（1994：104）也有类似的观点。量词个体化功能似乎进一步支持了Chierchia（1998）的观点，即汉语名词都是不可数名词，量词是使汉语名词可数的可数化成分。安丰存、程工（2014）认为把量词看作是名词可数化成分及把汉语名词均看作是不可数名词不符合汉语事实。古汉语中“三马”“五羊”这样的表达就说明汉语名词存在可数与不可数之分。另外，许多单位词是名词借用而来，如“三盆水”。如果“盆”是不可数名词，那么，“三盆”是什么概念，是否必须说“三个盆水”才能使“盆”可数呢？因此，量词只是个体标记，而非个体化或可数化成分，这与Paris（1981：69）把个体量词称为个体标记（a mark of individuation）的思路一致。我们认为D不具有个体化功能，轻名词移位到D后，不但表达出了D的指称意义，同样也体现了轻名词n自身的个体标记功能和意义，使得“量名”结构具有了个体意义解读。 Cheng & Sybesma（1999）认为无定光杆名词是一个空量词（empty Cl）的最大投射CIP，存在N-to-Cl移位。我们认为，反映量词属性的不是CIP，而应是nP。因此，这里存在N-ton的移位，但不是以nP结束，而是还要继续向前移位到D来实现D的指称意义。根据前文在nP结构模式基础上设定的DP结构模式，N-to-D移位过程应该还有中间环节，具体表现为N-to-n-to-D的移位过程。我们认为“量-名”结构中，处在n节点上的“量词”移位到了D位置，获得了D的功能及意义。如： （12）a我买了本书。  “本书”中，没有数词出现在[Spec，nP]位置，这样，“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光杆的量词短语结构。“本书”中的量词“本”，移位到了D，整个结构获得了指称意义。这种移位过程与光杆名词短语N-to-D移位过程完全相同。只是，汉语普通话“量-名”结构中的量词受到参数选择的影响，只能向着无定特征的D移动，获得无定的指称意义。 这种移位假设首先说明“量-名”结构不是“一量-名”结构省略了“一”。“量-名”结构都是DP结构，量词在D节点上临时体现出了D的句法功能。如果“一”存在，就会阻止n-to-D的移位。因为，D位置表达指称意义，而数词“一”和量词组合表达数量意义，不具备指称意义。所以“量-名”结构不能认为是“一量-名”结构省略了“一”，如： （13）a.我买了一本书。 b.我买了本书。 上面两个句子，语义发生了变化，“本”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本书”不是“一本书”省略“一”的结果。因为结构中没有“一”，这样，造成了“本”向D的移位，导致了“本”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认为，“量-名”结构是经过句法n-to-D移位的DP结构，表达指称意义；而“一量-名”结构是一个nP结构，表达数量意义。如： （14）a.我想买本书。（类指指称意义，n-to-D移位的DP结构） b.我想买一本书。（数量意义nP结构）  通过对比也可以发现“量-名”结构与“一量-名”结构具有细微的语义差异。如： （16）a.连个学生都没来（别说老师了）。（体现类别，以区分老师） b.连一个学生都没来（别说更多了）。（区分数量） 可见，“量-名”结构与“一量-名”结构间的差异是句法结构发生变化造成的。这两种结构中的量词表达了不同的功能，体现了不同的意义。 汉语普通话“量-名”结构和一些方言中的“量-名”结构发生的n-to-D移位体现了参数上的差异。普通话“量-名”结构中量词只向具有[-有定]特征的D移位，而许多方言“量-名”结构中的量词可以分别向[+有定]和[-有定]两个特征的D移位，如苏州话、上海话、粤语、闽方言等。普通话中的量词只能向[-有定]特征的D移位，具有无定意义，所以不能出现在主语位置，只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而一些方言中的量词可以分别向[+有定]和[-有定]两个特征的D移位，当出现在主语位置时，只表达有定的指称意义。（Cheng & Sybesma 2005） 我们认为这里存在n-to-D移位，而不认为量词已经具有了类似于英语冠词的用法。这是因为“量-名”结构获得的指称意义完全是句法操作的结果，不是量词词汇的特殊用法。通过并列结构可以完全检验出，量词的冠词用法还没有词汇化。如： （17）a.我要买一本书和一支笔。 b.我要买那本书和那支笔。 c.*我要买本书和支笔。 d.*他把个暖水瓶和个花瓶打碎了。 e.*他被头驴和匹马踢了。 并列的两个成分在句法上的地位应该是相同的。汉语中“量-名”结构不能并列，说明这种结构受句法环境制约，是句法环境要求下的特殊操作形式，以体现特殊的功能和意义，不能说明量词已经冠词化了。 本文认为量词的演变必须以语言结构为依托，如果语言结构没有为这些词语提供句法功能化、语义虚化的句法环境，这些词语就不会发展出新的句法功能，因而不会稳定地充当某一句法角色，占据某一句法位置。 汉语量词的产生有认知上的原因，同时，语言结构自身也为量词的产生提供了语言结构基础。本文利用DP（nP）结构模式，从句法的角度对量词的产生过程以及功能的演变进行了句法分析，解释了量词功能演变的句法动因和机制。量词是相应名词移位到n位置后，在体现n句法功能过程中逐渐失去其词汇表达意义功能后逐渐演变而来的词类。由于量词占据的是DP结构中核心功能语类位置，因此，其能够在特定条件下移位到D位置，并体现D的功能，因此，汉语“量名”结构具有了指称意义。 通过DP（nP）结构对汉语量词以及量词产生的过程进行形式化分析，这在生成语法理论框架中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使得量词的语法化研究和句法结构研究实现了统一。 本文初稿曾在2013年第二届“中国句法语义（青年）论坛”宣读，得到了潘海华、胡建华、顾阳等教授诸多指导，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