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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8日下午,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鲁国尧先生于汉语言文化学院做了题为“艰难的历程 —— 中国人认识自己语音的千年史”的学术讲座。 鲁国尧先生先通过对南开大学的回忆,以及天津话与江淮官话的关系拉近了与南开师生的距离,于讲座开场就获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讲座中,鲁国尧先生通过“注音方法的变更”“中国人对韵的认识”“中国人对调的认识”“中国人对声的认识”四部分系统讲述了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其主要内容包括: 由于阅读古书的需要,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整音注音法”,包括描摹读音的“近似法”与直音注音的“等同法”。由于“整音注音法”以整字注整字其应用范围有局限,故而产生了“拆音法”,即以反切为代表的声韵两分法。声母、韵母各以一个字表示,因为同声、韵的字很多,故可随意取用而不会穷尽,拆分字音是认识汉语语音的重大进步。 受诗歌押韵的影响,中国人对“韵”认识最早,受文学的影响,学者们熟悉韵字,并能从整个音节中剥离出韵母,这就成为反切发明的基础之一。“音耦词”(即双声叠韵)也是促成中国人认识“声”“韵”的重要手段。 对于声调的认识则应该具有“全球史观”,需要和全世界语言声调的发生作横向比较。公元五世纪,沈约、周颙等人发现了汉语声调,与之相对应的一点是此前韵书《声类》《韵集》可能并没有考虑到声调要素,这一点也可能与其最终亡佚存在关联。 古人对“声”认识最晚,隋唐韵书大韵的排列有良好的秩序,小韵则比较杂乱,其深层原因就是对声母认识水平低。汉语声母研究历史上曾受到梵文“悉昙”( siddham )学的影响,传统“三十六字母”有牙音为首与唇音为首两套顺序,前者是对梵文声母排列的机械模仿,后者是根据发音生理部位的调整创新。 总结来看,中国人认识汉语音节结构分为四个阶段:公元二世纪以反切为代表音节通过“拆音法”拆析为二;公元三世纪以韵书为代表,韵母被提取出来;公元五世纪以四声为代表,声调被人们认识;公元九、十世纪开始,以“切韵法”与“切韵图”为代表,声纽的排列与命名成为学界研究目标,直到十二世纪成熟。后三个阶段中,前两个是汉语自身的发明创造,第三个则受梵文的外来影响。中国人对自己语言认识的完全成熟则反映在以“矩形网状结构”为编写规则的韵图中。 鲁国尧教授在阅读大量典籍文献的基础上博观约取、力创新说,补充并纠正了一些学界传统观点。比如以前学界认为“反切”受佛经影响而产生,鲁先生则通过:(一)儒家音义见于 2 世纪,佛家音义迟至 6 世纪才面试;(二)佛教初入中国,被士大夫视为方技异说,在精英阶层中并不流行;(三)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篇》中表现了强烈崇佛倾向,但没有提及反切产于佛教等证据反驳了这一说法。鲁先生立足扎实材料,勇于创新的精神受到在场专家的称赞。 本场讲座由南开大学文学院石锋教授主持,南开大学 冯志白、施向东、曾晓渝、王红旗教授,孙易、王萍副教授,天津大学冯卉副教授出席。讲座最后师生与鲁国尧先生展开了热烈的互动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