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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政策的显与隐 Schiffman认为不仅要把语言政策看作是公开的、法律规定的、官方的和自上而下的关于语言的规定,也要注意含蓄的、没有写明的、非公开的、事实上的、基层的、非官方的观念和假设,后者同样可以影响政策指导的结果,与显性语言政策一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者同时作用于家庭内部。多语言环境下,哪一种语言和特定的语言市场相联系以及如何评价;父母的语言观念意识作为看不见的语言规划,如何对孩子的语言教育产生作用。这些看不见的自发的语言规划有可能与政府或其他组织制定的显性语言政策相违背。看不见的语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由父母对某种特定语言的态度决定,媒体、社会压力、孩子的同伴等都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种语言政策是一种政治决定,也是蓄意试图改变、影响一种或几种语言在特定社会的地位的努力。在宏观层面语言政策改变或影响社会的结构和进程,在微观层面家庭语言政策则是建立在个体家庭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觉察的基础上,出于提高家庭社会地位和家庭成员发展的考虑而形成的管理及实践。家庭语言政策包括和语言文化相关的很多论题,比如意识、价值、信仰、态度、偏见、宗教观念、流行文化等。语言意识和信仰可能是家庭语言政策潜藏的力量,但后者未必都会转化为实践。 家庭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单位,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都强烈影响家庭语言政策,而且父母的教育背景、移民经验和文化性格都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语言教育及语言选择的指导。Vygotsky认为语言作为中介手段可以使人们获取涉及文化重要方面的大量知识和信息,关注和研究家庭语言政策,要将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中国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 国家层面的语言冲突和矛盾,在一个家庭内部同样可能存在,操不同母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父母结合,加上可能不同语言或方言的隔代抚养,或者照顾孩子的人又操其他语言或方言,那么把这个家庭形容为一个语言战场再合适不过了。语言与认同的分裂和撕扯常发生在多语言背景的家庭。 中国不仅有大量少数民族家庭,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家庭在中国也越来越多。这些家庭的孩子在语言教育方面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都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关注的内容。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刚性的、显性的语言政策一直被关注及研究,但是对作为社会最小单位家庭范围的关注和研究还很不够。目前国内虽然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但实证性的研究成果阙如。对于旅居中国的国际家庭如何保留母语的同时学会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令儿童掌握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在方言地区,普通话与地方方言如何并存?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如何在家庭语境下得以复兴?这些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家庭语言政策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不仅为语言学,也给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提出了新的问题,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期待更多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方法问世。李宇明教授早就指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多学科共同参与。在构建和谐语言社会的进程中,家庭这一重要场所不能忽视,关于多语言多文化家庭的语言政策必须加强研究,进而在可靠研究的基础上,为这些家庭提供相应的语言教育咨询服务和援助。 (本文受201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汉语国际传播视野下的跨文化适应研究”(NKZXB1435)资助)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