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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年前,布鲁纳(Bruner)对人属化石标本颅腔模型的研究发现,现代人类相比于尼安德特人显示出了种属特异的颅顶容量的新生变形的过度增大,从而导致背侧生长、腹侧弯曲,以及最终整个结构的球状。接下来的研究确定了球状是现代人类独特发展轨迹的结果。正是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这一区别反驳了在神经科学内很流行的“球状仅仅是动物直立行走的副产品”的观点,因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有完全相同的行走模式。 对比人类和黑猩猩在个体发育期间的颅内形态变化,诺伊鲍尔(Neubauer)认为:“人类和黑猩猩之间颅内形态变化模式的某些方面是共享的,但在出生后形态轨迹大不相同,直到乳牙期:在脑生长速率很高的出生后第一年内,在人类而非黑猩猩脑内,颅下骨和小脑区域相对膨胀(促成了脑颅球状),颅底弯曲。”诺伊鲍尔把这一早期的发展阶段称为“球化阶段”,而“球状”是发育过程和这一过程的最终产物。 诺伊鲍尔强调,导致人类特异的球状在黑猩猩出生前后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在尼安德特人中出现。尽管尼安德特人的脑大小能比得上现代人类,但他们的脑壳是拉长的而非球状的。比较提取自现代人类脑壳的计算机断层扫描与人类化石(包括尼安德特新生儿Le Moustier2和Mezmaiskaya)的颅腔模型的形状发现,在出生后现代人类脑颅发育中看到的球化阶段在尼安德特人中是不存在的,这证实了布鲁纳的结论,即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通过不同的进化路径形成脑。 总之,现代古神经学告诉我们,与活着的或灭绝的近缘动物相比,人类有一个大型的、专门的、复杂的脑埋藏在特有形状的脑壳中。而博埃克斯把这种新型的形态学特征与脑水平独特的发育轨迹相关联,认为形态学改变导致的球状是有重要神经功能因素的产品。换言之,球状不只是脑壳的表面特性,它同时引起了神经连接的改良,尤其是在出生后第一年。博埃克斯曾证明所有与球状相关联的基因都显著促成神经形成、新皮质的场化、突触可塑性等。换言之,它们并不局限于骨形成。博埃克斯假说的关键部分是:如果脑生长不同,其组织结构不同,即使最微妙的差异也会对认知有广泛的含义,如目前所知的源于神经连接性的差异导致的某些认知障碍,也会导致异常的脑形状,这说明确实有必要来探索脑生长与头发育之间的联系。此外,有差异的生长可能会导致脑资源的重新分配或重新连接,从而形成独特的认知表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链接：脑功能偏侧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