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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层出不穷 丰富的、新出土的古文献直接推动了我国古文字研究发展。吴振武说，现在出土文献很多，如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的楚简、清华大学的楚简、北京大学的秦简和楚简、岳麓书院的秦简等，几乎每年都有新材料出现，这就需要大量人才来研究。他表示：“从研究的角度说，身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幸福，可以看到很多前人没有看到的材料。”也正因为看到更多的古文献，年轻学者的成果每年都有新突破。 刘钊谈到，王国维曾说“新材料带来新学问”，古文字研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认为，推动近几十年我国古文字研究快速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教育投入的提高和对传统人文学科的日益重视，使古文字研究得到更广泛持续的资源支持；另外，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古文字研究在资料收集、出版方面更加快捷。 “最近几十年我国古文字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有关古文字研究的会议、课题、著作、论文涌现。二是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增多，尤其是年轻学者。三是以古文字资料作为研究素材的学科越来越多。”刘钊表示，具体成果上，仅新资料整理就有甲骨方面的花东卜辞、村中村南卜辞，金文方面的豳公盨、叶家山铜器群等。 促进古文字多学科研究 我国的古文字研究有优良传统，前辈学者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曾宪通说，容庚先生等老一辈学人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开拓的道路和使用的方法也影响了新一辈，他们主要靠经验积累，比如，容庚先生使用的是目录学。“老一辈通过搜集做目录，现在的学者则可以使用电脑和网络搜索工具。” 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曾宪通表示，新出土的材料，有些连古人都没有见过，有些虽然见过，但屡经传抄，难免讹误。因此，研究新出土文献可以纠正一些前人的错误。其中古人都未见过的材料，更是重点研究对象。 刘钊认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已进入黄金期，今后的研究应加快新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速度，整合全国研究力量，对大宗资料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联合攻关，避免低质量和过多的重复工作。同时，注重工具书的编纂，探索出一条培养后备力量的切实可行的路子。此外，还应加强与相关学科的交融和整合，一方面让古文字资料可以为相关学科所利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相关学科知识，对古文字资料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