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慎把古人造字的客观“结果”当作了造字的主观“成因”，把造字结果所呈现出的表象结构当作了内在的结构原理。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阐述形声字时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这些话归纳起来有两个要点：“取譬相成”指出了声旁的性质是表音，方法是假借；“形声相益”指出了形声字的构形原理是“形旁＋声旁”。许慎形声字理论影响深远，至今为学人尊奉。然而，该理论包含一些缺憾。 “声符”本是形声字的“主体义符” 小篆形声字上承甲金，下启楷隶，是规范的汉字。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对形声字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他说：“形声字是以源字为核心，以累加符为辅助构成的。个别情况下累加符为声符，源字转化为特殊的义符；多数情况下，累加符为义符，源字转化为声符，则声符为核心。”由此可知： 其一，绝大部分形声字的内在构形原理是“源字＋义符”，即从内在的构形原理上说，形声字原本没有“声符”；从造字主观上说，造字人不存在选用声符来记录字音的主观意图。由此可知，许慎认为形声字构形原理“形声相益”，与大部分形声字的内在构形原理完全不符。 其二，既然“声符”本是“源字”，是形声字表义的“核心”，那么，其实质上就是“主体义符”，因此，许慎“取譬相成”的假借的理论也不能成立。以《说文解字》中认定的标准形声字“智”、“刺”等为例，其声符“知”、“朿”与形声字是“古今字”的关系，因此“声符”原本就负载着形声字的全部（或主要的）意义和功能，都是“主体义符”。可见，“声符”在形声字的构形中具有“不容选择性”；形声字并非一种可以自由选择声符的造字方法。再说，声符假借究竟是少数，将所有声符都说成是“取譬相成”的假借，无疑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即使假借声符，在形声字里也往往同样是“主体义符”。例如“畋”，其声符“田”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获得假借义“田猎”之后，它就成了构成“畋”字的“主体义符”，表示的还是“田”原有的意思，并未记录新的字音。王宁认为：“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来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坚持表意性的结果。用加声符来强化象形字的方法之所以很快就不再使用，正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增加意义信息，与表意文字的性质不相适应。而其它几类形声字，所增加的都是意义信息，声符是因为加义符被动转化而形成的。所以，形声字是以义符为纲的。”由此可知，许慎认为假借来的记录字音的声符，原本多是形声字中处于“纲领”地位的主体义符。 许慎形声字分析多有矛盾 许慎之所以有上述误解，是因为他把古人造字的客观“结果”当作了造字的主观“成因”，把造字结果所呈现出的表象结构当作了内在的结构原理。于是，许慎认为，从造字结果所呈现出的结构表象来看，它们是由“形旁+声旁”组合而成；而从造字的内在的构形规则来看，它们都是由两个偏旁的意义会合而成，本无造字主观上之“声符”，故又都是“会意”字；而兼顾“表象结构”和“内在结构”两个标准，则它们又都成了“亦声”字。理论误解，在许慎形声字研究中有普遍而突出的反映。他分析形声字时的交叉混乱现象，在《说文解字》中俯拾皆是，对一般构形相对复杂的形声字的分析的混乱情况更为严重，据杜念峰统计，大徐本《说文》为形声字，《段注》分析为亦声字的，共有207字之多；大徐本《说文》为会意字，《段注》分析为“亦声字”的，共有86字；大徐本《说文》为“亦声字”，《段注》分析为形声字的，共有19字。这里只以许慎对“古字+义符”这种结构单纯、类型完全相同的形声字所做的分析为例，来考察其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例如“援、俘、懈、菜、婚、娶、畋、栔、贯、鼔”等字的声符与形声字是“古今字”的关系，所以它们在构件的性质和功能、内在的构形规则上都完全相同。当代人对此也表示认同。但许慎却将它们分析成了形声、会意和“亦声”三种性质不同的汉字类型。由此凸显了许慎形声字理论缺乏科学性。 第一类，“援、俘、菜、懈”等被分析为“从某，某声”，即分析为标准的形声字。《说文·手部》云：“援，引也。从手、爰声。”《人部》云：“俘，军所获也。从人、孚声。”《艸部》云：“菜，艸之可食者。从艸、采声。”段玉裁注：“此举形声包会意，古多以采为菜。”这类字的“声符”原本是主体义符；其构形原理，都是两偏旁意义的会合。 第二类，“畋、栔、贯”等字被分析为“从某、（从）某”，即分析为标准的会意字；而后世学者认为是“亦声字”。《说文·攴部》：“畋，平田也。从攴、田。”段玉裁注：“田亦声。”《说文·部》：“栔，刻也。从从木。”王筠句读：“当云‘亦声’。”《说文》：“贯，钱贝之贯。从毌、贝。”桂馥《义证》：“《仓颉篇》：‘毌，穿也。通作贯。’”此“毌”无疑也是“亦声”。这类字的“声符”原本都是主体义符；构形原理，都是两偏旁意义的会合。 第三类，“婚、娶、娣、鼔”等字被分析为“亦声字”，即所谓“形声兼会意”。《说文·女部》：“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从女、从昏，昏亦声。”《说文·女部》：“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说文·女部》：“娣，女弟也。从女从弟，弟亦声。”这类字的“声符”原是主体义符；其字都是由两偏旁的意义会合而成的。 上述形声字有个共同特点：其声符都是表义的，均由两偏旁的意义会合而成。因此，按旧说它们同是形声，同是会意，也同是“亦声”字，因此许慎难免不相混淆。正如段玉裁在《说文·示部》“禛”下指出：“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实欲互见，不知则声与义隔。”可见，许慎的形声字理论并不能指导其研究实践，后人研究形声字的构形原理、性质和系统，应慎思明辨。 （作者单位：怀化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