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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的先民是如何学会使用语言的？从人类最初的使用，语言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早在西方古希腊哲学界和东方的春秋时代，这些复杂的问题就引起了先哲们的思考。时至21世纪这一交叉学科日渐兴盛的时代，演化生物学、遗传学、分子人类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加入到语言起源与演化研究中来，推动着演化语言学成为当代语言学中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演化语言学复兴得益于跨学科研究成果 “语言是一个极为奥妙、复杂的系统。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人类语言是什么时候、怎样涌现的。”当代语言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士元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将人类所特有的语言现象称为“复杂适应系统”。他说，“语言从简单的沟通手势及声音演变而来，并随环境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语言起源与演化的复杂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正是演化语言学家所关心的问题。” 厦门大学教授邓晓华介绍说，在18、19世纪，语言起源问题一度成为热门课题。由于缺乏充分的研究材料和适当的研究方法，因此，当时的语言起源研究难以获得认可，随后销声匿迹。直到1960年，美国动物行为学家霍克特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文章《语言的起源》，提出把人类语言和其他动物的沟通系统进行对比，研究人类语言产生和演化的生理、认知和社会基础，相关问题才重新回到学者视野。因此，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吴义诚认为，20世纪“兴起”的演化语言学是一个“复兴的学科”。 考古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脑科学与神经科学等学科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探索语言起源问题提供了更多新证据。“同时，计算机建模等新研究方法的出现也为‘窥视’语言起源时的场景打开了新的窗口，这些都使得语言起源问题研究重新兴起并成为演化语言学的研究焦点。”邓晓华说，语言演化研究在语言内部要素的历史演变规律和语言谱系关系等方面大步向前迈进。 突破传统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局限性 正如王士元所说，“语言是一种由两股演化力量塑造的行为，一是生物的，二是社会的。”多学科角度的语言演化研究就显示了其必要性。 多学科角度的语言演化研究突破了传统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局限性。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龚涛认为，历史语言学只能回溯到五六千年前，而更早的语言则无法通过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得到重建。借助基因学、动物行为学、人类学、考古学、计算机模拟等研究手段，可以了解人类早期的语言处理能力和社会—文化—自然环境。 在邓晓华看来，跨学科的协作正是演化语言学最鲜明的特点，也是其科学性的具体体现。演化语言学引入的各类生物学定量研究方法、数学和计算机建模研究方法等，使许多语言研究成果开始具备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使语言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证科学。 目前，演化语言学在国内学界迅速发展，以演化理论为指导和运用新的演化语言学方法的研究也逐渐丰富。王士元表示，每个中国人身体里的基因，都是几千年族群迁徙和融合的结果。同样，汉语也吸收了许多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词汇及语法结构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看清中国语言演化的全貌。 王士元和邓晓华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分类问题上采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做了一系列有益探索。“传统语言学在谱系分类研究上存在不足，演化语言学引入最新的生物学种系发生理论和方法，结合语言学中的词源统计分析法，使用计算机算法程序，对中国的语言及方言谱系分类进行再研究。”邓晓华介绍说。 龚涛提出将词汇—词序共同演化模型运用于汉语研究。研究表明，词序可能在词汇出现时就开始有所发展，而汉语本身就主要基于词序来区分语法成分，这一点可以说明汉语保留了语言的一些原始特性。采访时，吴义诚告诉记者，他的研究团队此前对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在不同时段的演化机制进行了考察，相关成果将于近期发布。 跨学科合作的语言演化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吴义诚表示，目前演化语言学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往往停留在简单的语言特性关注上，对语言的复杂性和社会性还没有较深入的研究。邓晓华也谈道，“目前已有的许多演化理论需要更多研究成果的验证，语言演化的神经与遗传基础尚不清晰，有待神经科学与遗传学的进一步发展来明晰，语言演化机制的许多方面尚需深入探讨，语言演化规律的发掘也需要更多新方法的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