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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六个“更”的空间意义 其次，六个“更”中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揭示了文化在空间上对人的广泛性影响，这是由文化的感性特征所决定的。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形式，凡人之创造物，均可称文化。文化一方面展示出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给人以影响，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文化人。 由于文化形式是多样的，不同文化形式对人的影响程度、速度是有区别的，形成广泛性影响的差别。具体地说，在观念文化和器物文化中，当然是器物文化的影响更直接、简易，这就是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文明形式能够不断超越传统观念而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工业革命的成果最终为全球任何地区所接受。而在观念文化本身来说，感性特征突出的文化之影响力要比理论逻辑特征突出的文化更直接、简易。比如说，艺术、宗教、民俗就比各种理论学术要容易产生影响，即广泛性影响更大。 《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显然，这就是一种简单而感性的带有民俗性质的文化活动——古之先民以大众化的歌舞形式来传达复杂的理念，将祖先的由来与自然万物以及历史人物的实践构建为一个整体，内含本体论、历史观与原始的宗教信仰。 显然，民俗这种文化形式对人的影响之广泛性，是超越于一切理论形式的。以中国人的春节而论，由于这是一个年度的轮回，中国人便赋予其隆重的礼节意义，而且需要以全家人欢聚，特别是儿女回到父母身边的形式来实现。因此，春节的“回家”便成为这个礼节的必须形式，在春节回家这个礼节面前，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障碍都不是理由，由此创造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人口流动奇观，这本质上是一种朴素的民族认同，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人们也许不知道其中的理论内涵，但所有的人都会服从之。 至于审美文化，鲁迅当年在谈到诗歌起源时就说，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大家予以应和。这样就成了公认的规则，而其之所以容易得到公认，因为其采取了感性的形式（韵律与节奏），对接于人人都有的节律感。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分析艺术之奥妙时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王国维论断的意义在于，他提出了艺术能够广泛影响人的三条理由：沁人心脾之情，在人耳目之景，如其口出之事（即能够与日常生活对接），其影响力、感染力均在于审美文化的特殊形式即感性化形式，能够直接与大众的感受能力相吻合。 以具体理论命题而论，在理论形态的价值体系中，爱国主义为什么是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价值观呢？须知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长历史中，国家之形成以及具体国家存在的合理性，都需要在理论学术的层面去深化，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简单理解的。但是，惟有借助审美形式，爱国主义主题才能够直接进入大众的内心。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审美体验蕴含着人的一般感觉所不可企及的无限可能，只有在艺术作品中，这些可能性才能变成现实性，“它们显露出来并且有了明确的形态。展示事物各个方面的这种不可穷尽性就是艺术的最大特权之一和最强魅力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依据文学史概括出，“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可以说，爱国主义渗透入民族个体的血液之中，审美文化功不可没。 可见，由于文化具有感性特征，文化更容易存活于最广大的人群当中，更容易产生广泛性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文化自信具有空间上的深沉性、基础性、广泛性。 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为什么要特别地揭示出文化自信的六个“更”呢？就是因为，只有借助于这六个“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能让政治家、理论家的成果走进大众的世界，让大众在容易感受和传达的文化方式中，理解和接受颇有专业特征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马克思说得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那就是文化的形式。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必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