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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战略和汉字改革刍论
史有為 提 要：从语言学习、使用角度看，语言可以按功能分为文化语言、实务语言、生活语言。汉语为达到世界性文化语言的战略目标，必须提高自身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的实际水平。汉语的国内战略目标则是统一语言与文字，服务于国家统一。为此必须反思汉字改革与汉字战略。目前阶段在面对某些重大语言问题上宜乎“以退为进，步步为营”。 关键词：汉语战略 文化语言 汉字战略 汉字改革 认同 〇【= 一】 引言 完整的战略设计应该由两部分构成：战略目标与战略路径。在推行战略的过程中还将对应不同需要或条件设计并区分若干战略分期，以利推进。战略目标决定战略路径；战略路径与战略分期保证战略目标的达成。某目标事物的战略可能还与上位事物或相关事物的战略有关，这就有了更宏观的大战略观念。战略又是与该战略适用事物的性质、状况与环境密切相关。为此，本文先从语言、文字本身作些必要交代，然后再分别切入主题。 [①] 一【=二】 语言的应用性分类 1.0【=（一）】 语言的分类 语言可以从语言自身角度分类，比如从形式特质分成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从结构特性分成话题凸显语言、主语凸显语言，或SVO语、SOV语，等等。但对于语言战略来说，更重要的是从应用或社会角度的分类。因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应用。认清语言的应用或社会的类别，对认识并制订语言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自觉认清本语言所处类别，也将使领导者获得自由与目标。 1.1【=（二）】 语言的用域分类 习惯上人们喜欢以语言的分布地域或应用地域来分类，这样的分类可以简称为“语言用域分类”。语言用域的大小是相对的。我们可以从国家角度看，也可以从世界角度看。从后者看，语言用域角度分类的语言（简称“用域语言”）可以分成四种，其上位语言的用域一般可以包容下位语言的用域，反之则一般不能： 1）【=1.】世界性语言。世界所有人、所有国家使用并通行的语言即世界语言。世界语言是程度最高的世界性语言。到目前为止，人类尚未形成或出现世界语言。最接近的是英语，但也仅止于“准”世界语言。英语离开为所有人都接受的世界语言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2）【=2.】国际性语言。一种语言为多个国家通行并承认为公用语言者即国际语言。英语、汉语、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俄语都是国际语言。但国际语言中仍有功能等级，现在英语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最具优势的国际语言。实际上，国际性也分大小，也可用“区域性语言”来表达。例如阿拉伯语言仅限于阿拉伯诸国范围，只是该区域的国际语言。 3）【=3.】全国性语言。在一个国家中全国通行、通用并作为官方语言的语言即为国家语言。国家语言在日本和中国通常也称之为“国语”。日本所称的“国语”即以东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日本语。中国早年所称的“国语”已经缩窄使用，仅通行于台湾，大致相当于今日之汉语普通话。民国时制订的老“国语”较为含混，更重视与中古音对应；今日之普通话则定义明晰，更贴近实际北京口语。如“期”，台湾“国语”读第2声，大陆普通话则读第1声。 4）【=4.】地方性语言。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限于某地方某民族的全民族语言，也只是地方语言，例如中国云南白族的白语、四川阿坝州羌族的羌语。如果把语言扩大到方言，那么绝大多数方言都是地方（性）语言。像上海话、广府话、闽南语虽然影响很大，但也只是地方语言。 在一个地域范围内人们普遍所使用的语言才能分类为不同用域语言。如果跳出此前提，还可以有一种“社会阶层”语言，仅在非常局限的某种社会圈子中使用，例如黑话，但它们只是某种语言或方言的有限变异，还谈不上独立的语言，甚至也谈不上地方语言。 1.2【=（三）】 语言的社会功能分类 语言可以从语言社会功能角度分为三种类别： 1）【=1.】文化语言。用于高端文化活动的语言。如科学研究使用的语言，阐述科技与哲学使用的语言，高端文化交流时使用的语言，其中也包括宣讲宗教经典时使用的语言。在一定场合下，文化语言相当于有人所称的“上游语言”。 2）【=2.】实务语言。用于处理实际事务的语言。如商贸、军事、旅游中分别使用的语言。最典型的是上海开埠之时出现的“洋泾浜英语”，仅用于商业实务。两国民间贸易时也常常将对方的语言作为实务语言。它们常常是急就篇式学习的目标，语汇有限，语法也有限，很难用于更高的科学文化领域。二战前日本曾针对二语学习，广泛使用“实务语言”一词。笔者受此启发，应用于此。 3）【=3.】生活语言。用于处理日常生活的语言。家庭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乡亲间日常交谈所用的语言，都属于此类。它们是所有其他功能语言的基础。 实务语言的功能级别高于生活语言；而文化语言的功能级别又高于实务语言。一种语言只有居于文化语言才能保证被更多人使用，保证用于更长时期、更广地域。 语言社会功能的评价是相对的。从不同地域、不同时期观察同一个语言，甚至从不同主观态度去处理，常常会有不同的社会功能评价。因此，须要慎重，须要尽量保持客观。更合适的评价应该是功能结合用域的综合性类别。出于语言战略，则必须从世界角度去考虑这种评价。比如门巴语在本民族中会既是生活语言、实务语言，也是文化语言，但对西藏甚至中国而言，这种语言在现代甚至连实务语言也很难算上，更别说世界了。从世界角度看，最高等级的是世界性文化语言。这种文化语言需要有该语言所在国家或区域的文化实力支持。文化实力即在该时期占据相对高的自然科学技术水平、哲学和社会科学水平、相对高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高的民众文化素质。另外还可以有军事力量与人口体量作为文化实力的另一种支持。没有国家的文化实力，该国的语言是不能为世界其他国家认可为文化语言的，即使可以，也无法长久维持。高端的文化语言需要获得更多话语权的支持。因为使用该语言的人有了创造或创新，该语言就成为该创造的权威阐释语言。创造创新越多，该语言被世人追求的程度才能更高。英语、德语、法语都曾占据世界性文化语言的地位，它们都是靠着英、美、德、法在科学、技术、文化等各方面创新与领先的支持得以维持的。失去文化领先就意味着失去文化语言的地位，也就会使国家地位掉落下去。 这些功能类别是语言在交际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是在实践中由世界各国民众认定的，而不是纯粹人为规定的。因此，只有从社会功能结合用域来观察的语言类别才最有意义。 当然，语言也有以某种权力机构作人为的功能规定，比如政府或学校可以做出某种决定，硬性指定某一语言具有某种功能。比较常用的有：通用语、官方语言、工作语言、教学语言（或教学媒介语）。为了政府或多国组织工作方便，有时还可以在多种官方语言或多国官方语言中再指定一种“行政语言”（如新加坡指定英语为行政语言 [②] ）。这些也都是应用范畴的类别。 除此之外，还可以有一种非功能性的素质教育标准，从现代公民应该具有某种文化教养的角度去确定“教养语言”。现代社会人，现代受教育者，应该接受一种或几种外语的教育，这些外语并不一定要求能说能写，具有该语言的基本训练与知识即可。这就是一种最低外语修养，以便为今后进一步提升打基础。这也如同人们在中学接受数学、物理学教育一样，作为人的应有素质而规定。教养语言中的外语未来可以是生活语言、实务语言，也可以是文化语言。 1.3【=（四）】 文字跟随语言 没有完全独立于语言的文字。一般认为，文字是语言的书面承载形式。但一旦文字符号产生，便会因需要多样、因时间或地域的差别，而产生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书面语言。尤其是汉字，可以产生在相当程度上远离当前口语的书面语言。几百年来通行的文言文，便是一个例子。一旦形成成熟的书面语，它就是口语之外的另一种需要另行学习的语言。以此看来，《淮南子·本经训》所言“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也可以理解为对文字影响语言与生活的某种预言。生活语言和实务语言常常可以不需要文字。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文化语言一般说必须有文字作为重要支撑。因此，文字是文化语言的必要条件。从用域角度看，国际语言，世界语言，也必须有文字作为重要的支撑。可见文字是重要级别的用域语言的必要条件。文字的优劣对语言的地位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影响。决定某文字能否成为更大世界所接受的文字，其决定因素在于语言的地位，实际上是其背后的文化地位与国家实力。因此，结合用域的语言社会功能才是最重要的，是语言战略、文字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汉字与当前口语的特殊关系，与厚重的历史文化的特殊关系，我们又不能仅仅根据口语这一个维度去决定汉字的走向，去决定汉字的战略。在一般性之外，我们还必须照顾特殊性，而不要照搬西方的经验。 二 汉语地位的简略回顾与反思 2.1【=（一）】 所谓语言战略 战略是一项长期而全局性的策略。语言战略是一个民族对语言未来较长时期走向的自觉认识与自觉规划。语言是条不知疲倦的长河，在长河的任何一个重要区段，由于环境与条件在质方面的大不同，对语言的战略考虑可能会有所改变。语言战略又是国家地位、国家整体战略的一种平行反应。语言战略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该国家的大战略。有无语言战略的自觉将会对语言战略的高下有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语言战略应有国内与国外两个方向。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的语言关系以及语言应用、语言教育，都应属战略视野之内。“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国内的强壮体质，没有对内的良好“语言养护” [③] 是建构不起强壮而有效的对外政策的。本文侧重论述面向国际的战略。 文字从属于语言，又在更高的高度上体现并提升了语言。因此，文字战略实质上是语言战略的一部分，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体现语言战略。文字战略从属于语言战略，但又可能区别于后者。文字的特殊性使我们仍须视不同文字状况而另行考察、订定文字战略。 2.2【=（二）】 书同文：秦定大局 在秦始皇时代，秦并七国，天下统一。此时，维持并巩固统一，是最高的战略考虑。在这样的大战略考虑下，秦始皇用强力消弭六国文字，实现“书同文”，实际上是以文字的统一来逼迫语言统一。先秦当时的六国语言可能只是若干大方言，然而，方言如若缺少一种高于其上力量的约束，可能就会最终分裂为各自独立的语言。秦始皇时代，文字可能就是超越六国语言之上的约束力量。消弭了异体以及方言用字，实际上就逼迫方言区使用小篆所表示的语素与用词，客观上相当于语素与用词的统一，从而势必导向共同语化。相对于语言统一，文字统一是最经济、最容易达成的战略目标。除了文字体系的更换，一般来说，语言的变异远比文字来得快，来得大。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为不同方言创建不同文字。因为人们在心理上都明白，不同的文字会分裂一个民族，也会分裂一种语言。欧洲语言的分裂、印度语言的分裂不就是最好的样本吗？方言的分歧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自然存在，无法消除。统一文字不但是为了民族统一，也是最可能实现的行为，是人们最能接受的行为。因此，“书同文”无疑是中国首次明确而又以文字切入的语言战略。由此，秦始皇（也许还应算上李斯）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语言战略家。自秦始皇一朝以降，直到清亡，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这样重大的语言战略。各个朝代基本上是继承前代、任其自然，啃着始皇帝带来的统一汉字，啃着汉唐的文化遗产，让四方朝贡。此后的隶代篆，楷代隶，都是在秦小篆基础上的隶变与楷化，基本的统一基础未变。在此期间中国广狭不同的地域也曾经让契丹、女真、蒙语、满语一时占领过官方语言的地位。但由于秦汉隋唐所奠下的由汉字所创所记文化之厚重与先进，让这些统治民族不得不采用汉语文作为另一官方语文，并最后都拱手让位于汉语文。对于这些民族，采用汉语文作为第二官方语文，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统治策略，但无形中又成为打倒本民族语文的语言战略。如今，这些民族语只是在汉语中留下多多少少的借词/外来词作为来客的见证，而且他们在这些场语言竞争中遭到大大缩小或甚至完全泯灭的结局。因此，汉语文在中国甚至在周边国家的地位是由超过三千年的文明实践、文化科技创造所铸成的，也是由许多融入族群在与主体族群共同生存、共同发展中共同浇灌而成的。这显示了汉语文无可比拟的特质。 这些历史告诉我们：一种语文要站住脚，要长久生存下去，必须以先进的文化、经济、科技作为基础、作为依靠，而不是武力。 2.3【=（三）】汉语曾有的地位与危机 1）【=1.】汉语战略地位的下降。从远古至近代17世纪，地球实际上是分割成多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并未接连成一个世界。东亚是一个世界，以印度为中心是一个传说世界，以罗马为中心是另一个传说世界，阿拉伯与非洲则是更遥远的传说世界。中国在两千年历史中始终是东方这个“世界”中的最高文化科技拥有者，汉语也始终是这个“世界”中的世界语言，是一种上游语言，被周边民族与国家学习、移用、借用，营养着他们。而另一些“世界”则是遥远的，被大自然或自然力隔绝的。只是借着传说和传闻，若隐若现，朦朦胧胧。它们所用的语言和汉语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中国从不了解也不关心。中国对未知的外域一般都是被动型的，很少主动对外开拓与联络。从上古至近代，出名的有两次主动出访或开通 [④] ，一次是汉代张骞受派出使西域，一次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这两次都是以互通交好为宗旨，是和平的使者。在汉民族传统的主张中，没有主动侵犯或侵略的习惯。至于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南下西向的武力扩展【以及渡海进攻日本】，那时他们还不属于中国，中国在当时也是被侵占的一方。而近代西方则完全不同，他们是以主动的武力侵略扩展为习惯为守则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等以及后来者日本，循着海盗的习惯，四出侵略。它们借助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刺激，16世纪开始西方列强分别入侵印度次大陆、马来亚半岛、印尼和菲律宾，侵占我国的澳门，并于17世纪侵占我国的台湾，18-19世纪全面侵占并瓜分东南亚各国。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再次迫使清廷割让香港、九龙。从此，世界完全终止了被自然力的隔绝，而在武力下开始被迫联接成一片；从此，中国也翻开了屈辱的新一页。只有在此时，人们才开始有语言功能的世界性比较，才感觉到中国的衰落以及汉语所处的“世界性”地位的下降，几乎被降为一种下游语言，人们也才真切地感受到威胁和危机。 2）【=2.】汉语曾经的危机。中国在古代曾有过几次局域性或全国性的非汉族政权，并由此产生过对汉语的一定威胁。但古代外民族语文化与汉语文化的高下差距，使外民族统治者不得不仍然维持汉语原有的地位。威胁并未真正成为实际危机。真正的危机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外国侵略。威胁首先是由传教士带来的“异教”、“异说”带来的，然后是西方语文书写的先进科技文化。这些威胁引起当时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反思，并作出不同的积极反应，包括派遣留学考察、维新政改、实业洋务、中西体用之辩等等。然而这又引起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载体汉语文的怀疑和不自信，生出日后对西方的迷信或崇拜。 另一个真正的威胁来自日本。1895年4月17日甲午海战失败，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从此中国的台湾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台湾同胞开始了被逐渐“皇民化”的过程，日语文在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尤其是高山族）那里成为第一交际语言。而这个威胁随着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及大陆其余地区，越来越加重加深。从1932年假惺惺成立伪满洲国 [⑤] 开始，短短的几年间，日语成为必学语言，许多汉族和朝鲜族几乎以日语当作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并生出了洋泾浜式的“协和语”这样的怪胎。汉语空间的被挤压，被夺去是真真切切的。 这些威胁与危机让人们觉察到，如果没有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国家都保不住，更何况祖先赐予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此，保卫语言文字，首先就要强壮国家或民族的综合实力，然后才谈得上强壮语言文字。否则，汉语就可能永远落入仅限于中国范围的境地，至多具有小范围的国际性。 三 【=四】 当前中国需要的汉语战略 3.1【=（一）】 语言“软实力”与国家/民族的“硬实力” 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但包含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文化实力，而且还应当包括语言实力。语言实力就是语言承载文化、承载应用后所具有的竞争力。相对于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军事实力，语言实力，包括文字，同科技文化实力相似，是一种软实力。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实力越强，该国家或该民族就越会获得更多的尊重与影响。它们与国家的硬实力互为支撑。当然这个国家可以采用本国的一种民族语作为语言实力的体现者或承载者，也可以借用他国语言作为本国的软实力体现者。这里的选择或决定也是语言战略的一部分。例如，中国以汉族的汉语作为国家代表语言，也即作为中国的软实力体现者；印度则以英语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也即作为印度软实力的体现者。虽然印度借助英语获得了不少语言红利，但从语言的根基看，则因为是非本国民族的，非母语的，无根或少根的，基础土壤相对松软浅薄，应用覆盖必然有大的空缺，也会相当依赖英美他国的语言发展。尤其是，这样的英语是断了文化传承的“他”语言，本民族将无法享受英语原有的许多历史文化底蕴，无法具有因此而生的微妙语感，也就无法与英美国家的英语完全等同 [⑥] 。因此，从长远看，印度这一有利条件不一定能超过他国而有决定性的利好。而中国的汉语植根于本国民族，根基扎实，又由于普通话的推广，已使汉语几乎覆盖所有国民，因此会有更宽广的自身语言发展。请看秦始皇“书同文”三字决策所带来的两千多年的语言红利，让汉语可以一往直前创造由她构筑的文化，并以此广阔的应用幅度与深厚文化底蕴成为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之一。我们应对汉语软实力在未来的发展有充分的自信心。 3.2【=（二）】汉语战略之设立 3.2.1【=1.】现代中国汉语战略反思。 现代的中国汉语战略从未以“战略”之名明确制订过。接近于此的应该是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所确定的三项任务：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这的确是一次制订语文战略的会议。也许当时还没有明确或没有意识到：这三项任务就是此一时期的语言战略的体现。我们看到这三大任务至今60年后的效果：全国基本上推广了以北京语音为特征的普通话，使用普通话在所有的地区几乎都无所阻碍；现代汉语所有的应用文体都采用了白话文；全国都使用着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注音、检索、输入工具，甚至局部作为准记录或表达的工具；汉字的形、音、序、量都有了规范，全国（除台湾、港澳外）都使用着简化字，只是简化仍存在问题。应该说，这些任务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惜，这次会议局限于“规范化”，局限于大陆，又未明确涉及中国未来在世界上可能的地位，而略显不足。但这也难怪，因为会议授权范围如此。另外，会议由于受到“汉字改革”主导者的影响，明显地未考虑到国家统一的大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战略，以致在此后造成无尽的困扰。如果当时学术能真正主导的话，或者完全从统一国家的角度出发的话，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 3.2.2【=2.】 今日汉语战略目标：文化语言高度的世界性语言。 语言战略并不仅仅涉及语言，而是一项社会综合工程，涉及文化、科学、经济，政治，甚至军力。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被侵略、被污辱，今天刚刚站立了起来，面对世界，为了实现中国复兴之梦。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冷静估量自己与世界的距离，估计多个方面的距离。 二百年的落后，四十年的引进与学习，其中又是八年的抗击日寇，五年的解放战争；而后三十年的被封闭与被禁运，中间又被剥夺了十年，经历了被“文革”自我摧残与自我封闭，这一路，我们虽然从欧美与前苏联学得了一些当时先进的科技，但到20世纪末，这些科技早已落后。我们虽然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了主权，中文也成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但汉语仍只是全国性或有限国际性的文化语言，从世界角度看汉语仍不能算是一种引领世界的文化语言。中国在世界上还只有很少的话语权/话事权，承担这种权力的汉语当然也不可能有太大影响。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自己、估计汉语。 但是，我们又必须自觉认识到：作为一个有14亿人口的世界大国，有着近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有着深厚文化积淀而且至今从未断流的汉语，必须树立这样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的全面复兴并和平崛起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汉语应该依托大战略，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语言。这应是“中国梦”的必有之意。中国还应当清醒并理智，应当秉持如此理念：汉语必须复兴，必须成为世界性文化语言“之一”，但绝非“唯一”。中国不排斥另一个或另几个世界性文化语言的存在。汉语应当谦恭与谨慎，决不能自我陶醉，汉语决不要也决不能称霸。中国应当倡导“和谐竞赛”理念，让汉语与其他世界性文化语言共同为世界服务。这应该是汉语战略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国内，我们还必须在提升并推广汉语的同时，不以挤压兄弟民族语言为代价。让他们保持并发展，让语言在不同层面和谐运行。让汉语与兄弟民族语作为不同层面的身份发挥认同作用。它们将以中国人与民族两种身份认同，维护语言和谐与语言包容的传统。这也应该是汉语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3.2.3【=3.】 汉语战略路径：以退为进，步步为营。 我们必须冷静地承认汉语在目前世界上的现实地位。为了达到本世纪内的战略目标，我们宜乎采取“以退为进，步步为营”为核心的战略路径。“文革”以后，我们不得不为以前的政策失误、机会丧失以及长期落后付出代价。近四十年的改革与开放，我们谦恭而饥渴地学习并引进一切先进文化，我们不得不“以退为进”，让出时间学习西方语言，鼓励出国留学，不惜导致国内汉语文水平下降，任由许多人才流向国外 [⑦] ，让他们的工作语言从汉语改换为西语，与世界对接。但是，这样的退让，却也换来了此后可贵的海归，换来了科技水平与国力的快速提升。这样的退是为了进，是退一步进两步甚至进更多步。虽然，我们没有明文写下明确的汉语政策，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语言战略步骤。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以空间换时间，终于以持久战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如今，我们在中外落后与先进明显对比的状态下，我们以局部语言的退让换取第二语言西语水平的提高，以暂时的语言让步换取文化科技全面跃进，这显然是明智的。今天，我们国家的科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开始部分跻身于世界先进，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总体上与欧美的水平仍然有相当距离；我们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还仅仅是凤毛麟角；我们的话语权还很小，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继续改革开放。同样，先前有效的语言政策也仍应继续，并且应该加以明确化，以使全国民众自觉行动。在保持汉语教育优先、有效的前提下，让出必要的教育资源，在合适的年龄段学习“可交际”的第二语言西语 [⑧] ，培养可以在国际上直接对话的人才，以便在适当时候可以在国际上担负更多的领导职务，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许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流失一些人才，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国内软环境的改善，人才的回归是可以预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四十年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战略的正确。 同时，我们应该在策略或战术层面加以自觉改进。例如，利用有限的教学资源最有效地达到汉语和外语学习目标，让语言不但成为交际要件，也成为自我人文的表征。让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更有效率。又如，鼓励选用音译或意译形式甚至字母缩略词引进外来概念与术语。术语是社会进步、科技进步的抓手与关键，也是与国际对接的要件。语言战略依靠的是文化科学技术。随着我们国力和科技文化的提升，我们也会相应调整政策对不同语言方向的用力程度。例如在汉语文教学与规范方面须要坚持“语言养护”，提升文化层次，加强传统诗文的教学，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阻止汉语的粗鄙化与娱乐化，保卫汉语的文化体质。一个粗鄙的语言、粗鄙的民族是不会吸引世界的。又如在外语教学方面应以口语交际为基础，并在一定阶段加强实用写作，以培养与国际直接交际的能力。这就是“步步为营”。 当然，这前提应该是“以我为主”，其结果则是并无排他性的“兼容竞用”。而后者也意味着我们最终的目标：让汉语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语言，与其他文化语言（例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在世界舞台上竞演、竞赛、竞用，齐头并进，以造福人类。“以我为主，以退为进，步步为营，兼容竞用”，应该是当今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有的汉语战略路径。 3.2.4【=4.】 关心国外汉语与汉语祖籍语教育。 今天，汉语已经走出中国，以“孔子学院”名义，在世界几十处栽种浇灌，我们期待未来开花结果。让汉语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并学习汉语，这显然是汉语战略的一部分。但这种走出去，必须在国家“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大战略下相对平行地推进，谦恭谨慎而持之以恒地进取，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只求数量，不能借汉语的名义简单输出中国文化。文化的学习应该是完全自愿的。而且，孔子学院教学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培养当地（外籍）教师。没有他们，汉语的传播是很有限的。 此外，汉语战略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服务于华裔子女，让中华后裔即使散播于世界各地也可以得到汉语母语/祖籍语教育。因为语言是身份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今天，远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已经高达几千万，许多海外华人到了第二、第三代，他们孩子的母语就可能被所在国的语言所替代，从而丧失对祖国/母国、对民族的认同。笔者在日本见到太多，深切感受其痛。在日本大体上只有台湾办的华文学校而无大陆举办的中文中小学，实在遗憾。而相对照的是日本，日本人到任何国家去从商就职，他们背后都有日本办的日语学校跟随而至。他们没有为下一代母语教育操心的后顾之忧。他们也不因说日语而感到不好意思。因此，尽最大可能让海外子弟享受汉语作为母语或祖籍语的教育，是让他们永远不忘祖国/母国，永远享受汉语文化的好处，要让所有中华血脉都以汉语为母语/祖籍语而自豪。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海外汉语母语/祖籍语教育举措的意义和价值都不会比孔子学院更小。而这样的关心对于海外子弟来说更是一剂温馨的慰心、归心之举，其价值更非孔子学院可比。 我们须要冷静地认识到，无论从国外汉语教学还是国内的二语汉语教学，我们的教学模式以及所依据的理论都还有许多可以提升之处，尤其是服务于二语汉语教学语法。这都须要我们努力探索并创新。 四 【=五】 文字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4.1【=（一）】 中国及周边国家文字改革的回顾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周边在西方影响下出现一股西式拼音化尤其是拉丁化的思潮。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掀起了文字改革运动。它们各有特色，也各有背景，一般都是尝试将民族的老文字拉丁化。，较早有越南文的拉丁化 [⑨] ，土耳其文、马来文、印尼文的拉丁化 [⑩] ，还有曾经想拉丁化而没能实行的日文，甚至苏联都曾想实施俄文和其境内少数民族文字的拉丁化。在前苏联的自私计谋下，蒙古（即前外蒙古）不但被分裂出中国，而且曾想跟在苏联后面实行拉丁化，却最后跟在俄文后面把自上而下的回鹘体文字搞成了西里尔字母（斯拉夫字母）化 [11] 。个别的还曾有拉丁字母式的线性化（如朝鲜谚文拆成字母按线性排列）的尝试。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回忆并咀嚼。 19-20世纪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字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废止汉字 [12] 。而二战后汉字政策的变革又造成各国的国语（标准语）改革，其中尤以日本国语改革和言文一致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为最大 [13] 。汉字系统因为谐声（声旁）系统以及语素对应音与本民族语大相径庭而产生较大冲突，导致了越、朝、日等国“去汉字”的拼音化运动。阿拉伯字母由于表音系统不完善，不能表示元音，自右而左不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表述，加之阿拉伯字母带有严重的宗教倾向，而受到加意关注。回鹘体字母，自上而下的书写，以及复杂的表示法，难以掌握，又与现代科技表示有一定的矛盾，因而才产生改革的需求与冲动。 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的拼音化是接触西方语文以后的产物，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制定多种方言拉丁字的传染，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种反应，实际进入拉丁化操作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开始的，而当时苏联本身出现的拉丁化更是受西方的影响。没有外部影响，中国很难自源地生出拼音浪潮。而且在这股初始的潮流中，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始终处于主角位置。而日本的语文运动也在近处影响着中国，为中国所借鉴。 这些改革从现代科技角度看都是可以理解的，表面上确实是一种进步，有利于书写或从事现代科技；但另一方面，从政治-文化力量的起落进退看，又几乎都是在西方思想（科技、宗教）、西方势力（包括美国和前苏联）影响下发生并形成，是对民族文化的某种打击或掩盖，也是该民族失去对传统文化信心的一种表现。因此，如今看来，亚洲所有的文字改革，都有西方因素的影子，亚洲的文字改革浪潮不过是西方思想在东方的推广，其中绝不会没有西方利益的考虑。列宁说过：“采用罗马字也是东洋民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14] 。这道出了亚洲文改的深层根由。我们并不反对文字改革，也不反对文字“革命”，但须要认识它们的背景，须要细细反思，才能得出正确全面的评价。 4.2 【=（二）】中国汉字改革反思 4.2.1【=1.】 现代中国文字改革梳理。 汉字要不要根本改革，关键在于汉字本身能否适应汉语，是否适应时代与人民的需要。经过这些年对过往事实的揭示与讨论，许多情况已经比较清楚，可以作如下梳理： 1）【=（1）】“五四”波澜。20世纪的中国文改浪潮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及其余波。从提倡白话文到改革汉字，是一项很自然的发展。提倡科学、废除文言文的同时，当然也就会喊出“废除汉字”。当时以及以后很长时间，“废除汉字”一直是文改运动的灵魂与理想。这个运动席卷了当时不分政治理念的许多青年学人。他们血气方刚，热血冲动，又未经周严思虑，他们的许多激进言辞大都是在这种状况下产生的 [15] 。现在大家都承认，五四运动有其两面性，或有两个侧面，除了科学、民主、新文化的一面，还有违反科学的一面，对民族文化盲目否定、丧失信心的一面。而革命家孙中山（1917-1919）则比较冷静，他指出：“盖一民族之进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势力，能旁及邻国，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前，不过黄河流域之小区，今乃进展成兹世界无两之巨国。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偶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35-38） 2）【=（2）】“国罗”及其理念。赵元任等一批没有明显政治背景的文化力量于1920年代拟制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即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国罗”实际上也以未来拼音化为最终目标。该方案采用复杂的字母标调，尽量区分音节，尽量以“字”（音节）为本，不完全放弃“字”的单位。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对汉语性质的看法。这是一项比较尊重并维护汉语特点的保守方案。 3）【=（3）】“北拉”及其理念。在苏联的影响下，1928—1931年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等在苏联时期设计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即以后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它不标调，甚至不区分某些声韵母，强调分词连写，从中可以窥见其所依赖的语言理念：以“词”为本，而将“字”作为一种过时的单位予以放弃。这是彻底倒向西方语言文字的一种表现。这与“国罗”对汉语本质的理解有着有极大的差别。 4）【=（4）】拉丁化与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及其领导层始终支持拼音化，支持文字改革。例如：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陕甘宁边区于1936年至1938年初、1940年至1943年春先后开展了两次“北拉”新文字扫盲运动。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又如：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5）【=（5）】汉字简化与国民党。近代以来，诸多文人志士致力于汉字简化。如1935年钱玄同曾独力起草“简体字表”，共1300余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曾以钱玄同简化字表为基础选出324字，并于1935年8月21日公布，但因戴季陶等人强烈反对而停止推行。国民党败走台湾后，蒋介石曾于1952年【因有立法委员提议而有】汉字简化之议，又遭遇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反对派强烈抵制，终于再次搁置。虽然蒋介石是被迫听取了不同意见，但应予肯定。此后，台湾当局编纂包含多个简化字形的《标准行书范本》来代替，以应教育与书写急需。 6）【=（6）】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始终关注并主导文字改革，为此发出过多次指示。比如：1951年春，毛泽东明确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之后发现难度太大，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拼音化，毛主席又改变主意，强调“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应该“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这里显然有不可明言的苦衷，简化可能只是一种应对干部文化水平低下的权宜救急之策 [16] 。1955年5月1日毛泽东又在书信上表示：“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明确将推行汉字简化作为过渡，再后来又指示应该草书楷化，并采用同音替代以压缩汉字数量。这样就使传统的字形简化范围扩大到数量简化。最后形成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类推扩展至2235字，在3500常用字中占比达3分之2，转变为大规模简化的性质。即使如此简化，汉字依然数量庞大，加之1950年代绝大多数党政军干部已经过了学习语文的最佳期，致使工农兵干部用简化字扫盲这一目标无法如意达成。 7）【=（7）】文改的三项任务及其程序性问题。文字改革三项任务实际上是一种文字战略的表达。三项任务的真实含义应该是拼音化的三个阶段：先简化汉字，作为文字拼音化的过渡；同时推广普通话，作为实现拼音文字的基础；最后，在此基础上推行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无论其中哪一项都是涉及全民族长远利益的大事，理应经过全国人大的审议，应该先行试点。但大规模简化的方针未经人大讨论，简化方案也并未经人大审议，而是采取行政命令方式发布，在全国铺开使用。在操作上有多处不合理不合法。其中未经试点，则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传统。 8）【=（8）】汉字简化与政治。汉字简化是涉及全民族及其文化传承的大事，兼听则明，理应经过尽可能广泛的迫切性与可行性的科学论证，更应尽量广泛地征求多方面的意见。然而，当时却并未充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尤其是文化界、语言文字界的不同意见。相反，在后期将文改与汉字简化同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致使如陈梦家 [17] 等学者与民主人士蒙冤被扣上“右派”帽子，遭到“专政”，抛弃了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方针，抛弃了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的承诺，从此全国变成一言堂，也使大陆地区噤若寒蝉。显然，这只能有一种解释：汉字简化在当时主要不是从学术、从教学考量的，而是作为一种战略决策与政治决策推行的，由不得别人反对。反对简化即反对党的战略决策与政治决策，当然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第一次明显的“左”的表现。之后“文革”的再算账，则只是为了再次证明“左”的正确。 9）【=（9）】汉字简化与国家战略。汉字简化可以有两种安排：一是战术性的简化，如日文那样仅简化一百余字，局部少量地简化，不伤整体 [18] ；一是战略性简化，全面大量地简化，使汉字整体有较大的改观。前者可以用行政程序发布；后者事关重大，则必须要经过不同意见的专家论证，并经全国人大讨论、立法通过。当时国家、民族尚未统一，而朝鲜战场早已停战，整个战略格局显示台湾已无法在短期内回归，中国此时的国家战略应当是以保卫祖国、促进统一祖国为首要目标，应该考虑全民族的利益，而不能增加统一的阻力。在此情况下，显然不宜采取后者的战略性简化。因此，当时将汉字简化提高战略决策层次，破坏了中华民族统一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其中显然含有战略失误。 10）【=（10）】两岸汉字的相关处置。两岸对待汉字简化，初期并不带有对立之政治色彩。之所以形成目前的对立，源于1950年代。大陆将【反对】简化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重要罪状之一，提高到政治取向高度。台湾便顺手牵羊，拿来当成国民党“正确”的资本，攻击大陆，却掩盖其本身也曾有二度简化之议。在两岸添油加醋不理性的言战中，造成一种高度对立的政治气氛，大多数公众均遭绑架，无法冷静观察判断。这是两岸分裂之苦果，也是中华民族之不幸。 4.2.2【=2.】 现代汉字实况梳理 1）【=（1）】汉字的繁化与简化。汉字历史上历来存在繁化与简化两种趋向，两种趋向都是汉字形音义间以及汉字与社会应用需求间矛盾-平衡的结果，因此，只讲简化是片面的。 繁化的主要类型是字种繁化，原有语素被引申、比喻到一定程度就成为意义分化，变成两个语素，须要用新字形来准确表示。古代如“厤”分化为现代“歷”“曆”二字；近代如“表”分化出今日的“錶”。另一种是借用造成的，如“云”本来是“雲”的本字或古字，由于借用来表示说话的“云”，只能另外改用形声法造出“雲”；“帝”本义为果实之“蒂”，被借来表示“帝王”义之后，不得不再加“艹”，生出“蒂”字。这两种都是语言使然，是语言的进步推动了文字的分化和繁化。 第二种是异体繁化，在同一字种下，由于造字法或构件的不同，书写、使用及群体的不同层次需要，产生不同的异体。如“淚”与“泪”，前为形声字，后为会意字（见《英烈传》第三三回：“再四叮嚀，洒泪而别。”）；如“輝”与“煇”因形旁选择不同而造成异体；如“愛”有行草的“爱”，“書”有书法家笔下的草体“书”，“菜”有民间小贩书写的“艹/才”（上艹下才）。 另有一种是笔画繁化，即笔画增多而字种未分化，甚至未产生并存并用的异体。究其原因一般都是为了“美”。因此也可称为美学繁化。例如“保”的早期形状本是“仔”（右边为“口+十”【，即“子”的古体】），是会意字。为了保持右下部的平衡，而增加右下的“八”，右边改为“呆”，成为今天的“保”。再如“龙”，甲骨文中的龙是简单的，到金文就复杂了，到篆书就更繁化到如今“龍”的程度，只要对比一下，这里并无六书上的变动，几乎完全是笔画繁化。这显然是古人出于美学考虑的繁化。美化是文字发展的另一种趋向。因美学考虑改动字形是所有文字的共同规律，是有意义的。 此外，由于双音词的出现，也出现了因选择同音近义汉字不一致而产生的词形繁化：如：“交代”和“交待”；“耽搁”和“担搁”；“值勤”在八路军控制区被误写为“执勤”，将错就错至今。 至于简化，古已有之，历代均有产生。简化的种类，现今简化字已大体包括。这里需要说的是，从古代至1955年前，简体字与传承字基本上处于分层使用状态，大体互不干扰。简体形态主要存在于行书与草书中，也存在于底层人士的应用，因此常称为“俗字”。而楷体规范字形始终基本不变，而且始终使用于正式文书、印刷方面，约定俗成，使得社会各个层次都有共同的沟通标准，因此也常被称为“正体”。 2）【=（2）】传统的汉字“软规范”。秦代发布“书同文”命令与石鼓文小篆是一种行政命令式的强制规范，属于“硬规范”。秦以后，历代对传统汉字基本采用的是“软规范”，他们一般采用推崇某种字书来引导人们选择正式用字与印刷体，也即“立范”或“示范” [19] 而已。期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规范法令条例。比如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实际上提出了汉代的小篆规范；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分辨俗、通、正三体 [20] ，以明取舍，确定了宽松性的楷体正字；唐·张参又在前书基础上编成《五经文字》，对楷体正字作进一步的严格化，树立了经文用字规范；又如清·张玉书等奉敕所编的《康熙字典》明确了官方认定的正式字体。也有的是明确与规范相反字形的字书，标明了这些字形的非规范性质，如清·赵撝叔的《六朝别字记》，近人刘复的《宋元以来俗字谱》。“软规范”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正式发布某某字是规范，可用，某某字是非规范字，不可用。也即不禁止、不废除俗字、简字、简笔草字，而是允许它们在不同层次中使用。这种规范是由汉字在长期使用中天然形成的，是对人们的一种尊重，对人性、对人的天然需要、天然变异的尊重。这对人们、对国家、对交流没有致命的伤害，仅仅在科举考试时才会对举子们造成威胁。 今天，《汉语大词典》采用的繁简分工使用方式，虽然繁复，但却道出了另一种规范形态，即对释义部分采用简化字，对应于今天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硬规范”。该词典对民国以前的书例采用繁体字，实际上也是一种擦边球式的“软规范”，因为文字法令没有禁止在特殊需要情况下使用繁体字。这说明，在“官式法令规范”之外，我们还存在一种“习惯传承规范”。现行的法令并未明令废止后者，而且也很难禁止。我们应对“软规范”加以研究。 3）【=（3）】汉字的优点与缺点。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广泛通用的非拼音文字。汉字与音节·语素（字义）直接相当，具有在确定环境中大致一字一义的表意特点，汉字的会意、形声造字法使汉字具有比较人性的学习与认知线索。汉字的大多数都具有多维度形态。其中有功能类的多维度，常见的有如下维度：表音维度的音符/声旁，表意维度的意符/形旁，模像维度的象形变异符号，提示维度的指事符号，记号维度的纯记号等五种。还有几何形态类的多维度：比如单体（“山”）、多种复体（“江、累、訇、趣、區、品、碧、器”等）等，从今天的认知科学研究得知，这样的组合方式虽然复杂，却更有利于记忆，有的也利于理解，甚至可以减轻某些认知疾病。由于汉字的多维度，因此具有较大的冗余性（羡余性），可以抗信息传输中的干扰。汉字是文字生态环境中唯一的一个历史最久而且依然生气勃勃地被十多亿人现实使用的单音节·语素·多维度物种。世界文字“物种”的生态与多样性需要汉字。 汉字的缺点又是明显的：难学、难写、难认、难读、难记、书写慢与机械打字慢，而且字多量大，死而不废，生而不报，难以普及，难以推向世界，不便音译外来语，等等。但由于与汉语的匹配从古至今都较为和谐，并积累无可计量的文献，又难以抛弃，因此，历代只能以非正式场合书写简字而不触犯正式场合规定的措施来解决此一难题。今天，由于电脑输入汉字的技术有了很大的突破，打字慢已经成为一种过去式；电子转换式打字已经在电脑与手机上普及；手写机会减少；字形的繁简已经不能形成关键阻碍。至于某些人指责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是有阶级性的。这种指责当然完全是胡扯，是少数激进者未经严肃思考的言论。 4）【=（4）】值得肯定的汉字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机构甚至个人在汉字的研究和整理方面的确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项可以充分肯定，比如：对包括简体字内的现代汉字字形收集整理量化；对汉字部件和结构的分析；对汉字输入电脑各类型方案的研制；对汉字部首排检法的规范；对现代汉语用字用词频度的统计；对人名地名用字的调查；对汉字属性的研究；在以上基础上拟订现代汉语基本用字表和常用字表，以及最新的规范通用字表；拟订人名地名用字表；审定汉字异读、异形，先后两批整理异体字，确定了汉字的正式字形与适宜读音；确定汉字书写笔顺、笔形次序、部件、结构方式等规范；制订汉字属性国家标准；等等。以上大凡14大项，使现代汉语用字做到定量、定形、定音、定序，有利于教与学，有利于各行业的利用。我们现在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清楚自己的汉字家底。我们必须肯定许多文字工作者为此而做的大量工作，甚至在简化过程中理清家底的工作。 5）【=（5）】简化汉字所带来的利与弊。 ①简化应有所肯定。评价简化字，我们必须持客观、科学、公正的态度。简化字中有一些是非常需要的，特别是对一些特别繁复的常用汉字的简化，像“龜”简化为“龟”，“聽”简化为“听”，“糴、糶”简化为“籴、粜”，“呼籲”简化为“呼吁”，“憂鬱”简化为“忧郁”，“挑釁”简化为“挑衅”，“臺灣”简化为“台湾”都非常受欢迎。无论从手写还是印刷、屏幕显示的角度，也无论在认知、识读方面，都应予肯定。 ②认知、识读与教学。1956-1959年大规模推行的简化方案，确实带来了字形的简化，在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上笔画更清晰，在文本整体上也显得清朗，不浓密。的确，简体字看上去比繁体字清爽些，清晰些。但现在随着显示屏像素的增加，高清技术的出现，这已经不是问题。简单与复杂，这只是一个表象结果。从认知角度看，不能简单作为优劣的评判标准。简单也可能引起字形间差异度过小，容易引起识读混淆，例如“没”与“设”，“设有雅座”易被误认为“没有雅座”。这提醒我们：文字的识读与书写是两个不同方面，不必也不可能把二者完全统一。经验与研究告诉我们，笔画简单，容易书写的不一定容易认知、认读；字形复杂的，可能不容易书写，但却往往容易认知、学习。因此，并非越简单越好。例如：“震、霆、霈、霞、霾”以及“鎖、鎢、鑊、鑼、鐘”笔画繁复，却因构字理据明显，较易辨认识读。“己、已、巳”和“戊、戍、戌”以及“仓、仑”，容易书写，却难以识别 [21] 。至于简化是否带来识字效率与书写效率的提高，现在似乎还没有全面的科学测试与统计，但许多学者的研究却提供了与预料相反的答案，证明识读与笔画繁简并无正相关的关系 [22] 。此外，简化对汉字的表音度并无提高，反而下降许多 [23] 。简化的多方面得失比较，也相差无几，为此花费如此大的力量去推行简化，只剩下书写简便，似乎并不值得 [24] 。对此，我们都需要科学的测试与比较。 ③过度简化之一：过分采用同音替代或归并，达到96组，使得96个保留字每个字形都要负担多个来源不同而且字义甚至字音不同的语素，导致可能的混乱。如“斗、鬭”合并为“斗”，“里，裡/裏”合并为“里”，“干、幹、乾”合并为“干”，“制、製”合并为“制”，“瀋、沈”合并为“沈”，切断了语素与不同原字形之间的联系，搅混了不同语素与文字表记之间的对应。 ④过度简化之二：过多使用符号替代，使这部分汉字原有的谐声或字义理据几乎完全消失。例如“又”在“汉（漢）、仅（僅）、欢（歡）、鸡（雞）、邓（鄧）、对（對）、树（樹）、圣（聖）”等字中，替代了8个以上的部件，切断了与原有偏旁间造字理据关系。 ⑥过度简化之三：大规模地实行简化偏旁类推，表面上使一大批同偏旁字得以类推简化，无须过多记忆，但由于偏旁字单独用字并不简化，由于简化字表的限制却出现一部分可以偏旁类推简化，另一部分同偏旁字却不允许类推简化，使人很难掌握，也使整个汉字系统失去统一性。经过多次调整，2013年发表《通用规范汉字表》，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⑦过度简化之四：过分依赖草书楷化，使许多简化字在楷体层面上难以写好看，甚至不知如何起笔：如“长、马、场、尧、专、为”。像“为”字，应该从“点”起笔，可是笔者见到许多人都是从“折”起点；“长”应该从撇开始，许多人却都从横或竖起笔。让人“呜呼”。有些简化偏旁也很难写好看，例如：“钅、讠、饣”。字形美是汉字的一大特点。如果要继续使用汉字，那美学考虑是非常必要的。草书有草书的笔画走势规律与审美要求，并按此规律草化，与楷书完全不同，取前者必然破坏楷书的审美要求。 ⑤权宜所致困扰之一。在一串同一偏旁的形声字系列中，插入一个异质符号替代的简化字，使这个系列突然断裂，如在“杨（楊）、扬（揚）、旸（暘）、炀（煬）、疡（瘍）、飏（颺）”中突然冒出个“伤（傷）”和“阳（陽）”，变得不再规则。这种情况在符号替代中显露得更强烈，如与“邓”同声旁的“燈、憕、證”不能同理简化，与“仅”同声旁的“謹、瑾”也不能同理简化。 ⑧权宜所致困扰之二。大规模简化带有明显的权宜色彩，并不完全考虑教学与全方位的文化应用，以及经济效益。因此现有的一些草书楷化字如“长、尧”在教学上、书写上并无便利可言 [25] 。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古文献的继承，因此在应用上，就必然出现繁简混合使用的这种更为复杂繁难的情况，例如《汉语大词典》就有难言之苦，为了避免混淆，为了让读者能与古代文献接触而又不致误解，采取释义用简化字版汉字，引民国以前的文献做例证时用传承字（繁体字）版汉字。以前，印刷厂必须要制备繁简两套汉字铅字来应对。现在，电脑字库中也必须至少制备繁简两套汉字，数量惊人，大大增加了占用国际编码信息的空间。 ⑨记忆传承中断之虞。大规模简化使人容易中断对汉字传统使用习惯的记忆，促使人们乱简化，产生一些与传统文化接轨时的紊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不规范与混乱。除了常见的因替代简化字“后”产生“后”与“後”的混淆外，因替代简化产生“中国制”究竟是“中国制式”还是“中国製造”的困扰外，还出现了因电脑简繁转换产生的新错别字，而这样的错别字导致人们对正误辨别能力的下降。例如：电视剧《红色》中上海那条弄堂从始至终挂着 “同福裏”（应为：同福里）的牌子，电视剧《勇敢的心》里从头到尾地挂出“瀋公馆、瀋记茶楼”（应为：沈公馆、沈记茶楼）的匾额，却无演艺人员、导演制片等人员提出改正、撤换，可见他们已缺乏辨识能力。这非常值得警惕，显示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已经到了应该重重敲响警钟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去禁止人们不写“白才”、“豆付”与“兰球”呢！人们对传承汉字以及对传统文本认读的危害，现在已经清楚显露。文化断层已经不再仅仅是梦魇。今日简繁争论之加剧，是简繁矛盾在当代文化交流条件下的凸显，也是人们自我文化认同觉醒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能再置若罔闻，熟视无睹。 4.2.3 【=3.】几个可议观点 [26] 观点一：国民党政府1935年早就提出汉字简化，1952年，国民党到台湾后，简化问题本来台湾也赞成，国共两党都有此主张，国民党还更早，只是国民党因有强力政治人物反对而作罢。因此，不能说简化不正确。 试议一：汉字历来就存在简化，这是一个历史现实。要不要简化，并非正确与否的问题，问题是如何简化，如何简化适当。简化要慎重，要试点，要逐步并小步推进。如现在这般全国铺开，一下子多达2236字 [27] ，确实惊人。痛快是痛快了，但问题、麻烦不断。蒋介石确实曾想简化，最终却放弃。这里的原因，可能是政治考虑，也可能是文化传承的考虑。这是台湾的问题。但国民党、蒋介石能兼听异见，能审时度势而中止简化，至少显示其慎重，应予肯定。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大陆首先应该考虑统一大业，选择有利统一的时机推行简化。其次，大陆现在能基本实现教育普及，基本消除文盲，并非由于汉字简化，而是社会制度与教育制度的改变。港澳台汉字未变而文盲基本扫除，也可为此佐证。 观点二：简化最重要的是利于教学。小学教师都说简化字好教，都说小孩子学字、认字好认，写字好写。而且，简化字也利于扫盲。 试议二：所谓简化字好教，是非经系统考察的感觉之言。学汉字有认、写两个方面。认读容易，不等于书写容易。书写困难，却也不等于认读也困难。简化字只是笔画简单，由于它铲除了许多构造理据，有些还合并了几个不同字种的字，因此并不一定真正好教。相对地，繁体字肯定是书写慢，但由于保留了较多的理据，却并不一定难教。过分夸大笔画减少的好，那么还保留着的常用字“疆、藏、耀、囊、蟹”等等又该如何评说呢？此外，过去说汉字不利于工农兵学习，如果抗日时改成简化字，他们就容易学习了吗？如果容易，又容易了多少？有多少成效？那时所谓学习汉字困难，关键还是学习者已经过了学习的最佳时期，采用的教法与学习法过于传统，而且那时还缺乏坐下来安静学习的环境，在在都不适合成年人识字教学。教学的难易是比较的结果，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将繁简两种字体做系统而充分的调查与教育测试。 观点三：联合国如果承认简化字为中文的正式用字，并决定所有文件都用简化字，这就证明简化是正确的。 试议三：很遗憾，这是一个大前提太成问题的断言。难道联合国承认就是科学的判定吗？联合国承认阿拉伯字母为阿拉伯语的正式表记体系，难道就证明阿拉伯字母表记体系是科学正确的吗？联合国的承认只是一种政治现实与国家实力的表示。此外，如果印制繁体字与简化字两种版本的联合国文件，将耗费加倍的财力，从经济考虑，改变成一种字形文本也是合理的。因此，所谓联合国承认，甚至大马、新加坡也采用简化字，那都只是出于政治现实与财政支出的关系，并非对与错的科学判定。 观点四：汉字简化的使命已经结束，两岸应实行书同文，大陆汉字应回归到“正体”。 [28] 试议四：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果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汉字还有不少字实在太复杂，在认、记、写各方面都不利于教学与使用，仍应在适当时机下考虑是否简化。这是一。其次，大陆推行简化字已经60年，很难一刀切地简单地退回到繁体字系统。第三，回归“正体”一说，并非尊重两岸现实。简化字在大陆作为正式字体通行60年，岂非也是一种“正体”？最后，在“两岸书同文”的前提下，只要求大陆如何，而不提台湾应取何种态度，完全是推卸台湾方面应尽的责任。似乎台湾完全不必做什么。显然这是不科学、不尊重文字历史发展的态度。在操作层面上，如果没有台湾的配合与前行，大陆是不可能后退到繁体字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与时俱进，合作相向。如果以实力相较，那随着大陆的发展，两岸书刊等文化交流，简化字将为台湾所有人熟悉，那简化字自然而然地占据台湾并非不可能。这大概是台湾当局所最不愿见的。因此，和谐讨论，相向而行，应是“书同文”最佳路径。 观点五：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29] 试议五：这的确是一组警句，其本意应该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当然也可能会移用到语言方面。该句极富哲理，但却颇具争议。因为世界是由全部国家构成的，“从世界看”是完全不可能的。从欧美发达世界看与从非洲不发达世界看，截然不同。因此，所谓“从世界看”，实际上是“从发达的欧美西方世界看”。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必然导致以往的西方中心观。从西方社会、西方观念以及西方语言文字角度去看中国，看汉语汉字，看到的是中国的落后，汉语的贫乏和汉字落后，中国当然就应该引进西方的先进概念或观念，引进他们的某些制度，应该仿照西文实行汉语拼音化。诚然，在语言文字方面，从这里会导出类似引进科技术语、外来概念词与外来词之类的许多合理结论，但也可能发生某种偏颇。尤其是，“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一要求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无法摆脱自己的所属所在，就如同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生养之地。只要你是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你的思考都会不自觉地带上中国的烙印，会自动地从中国出发。这是个无法摆脱的必然。除非你更换了自我的本真属性，或长期移居外国，脱胎换骨。另外，只有一端的思维，也会导出我们必须“与国际接轨”这种并不全面的结论。所谓“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西化”的另一种表述。笔者承认，在科学技术领域，与国际接轨是基本正确的，应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改造自己的体质。但在社会、哲学、文化、语言这些涉及人文的领域，却须谨慎。在这方面，中国作为一种特有文化的大体量主体，更为正确的或许应该是一种“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对接”、“坚持固有轨道”三类型的混合互补模式。其中“对接”是一种坚持自力原创或传统并设置同国际接口的模式，对任何国家自强自立都极为重要。在语言文字方面，汉语拼音就是一种接口工具。因此，这后一小句确实值得商榷，有可能导致失去民族自信。笔者理解，提出这样的警句，是为了警醒国人，不要坐井观天，要更重视从世界看中国，以利于中国的发展。其出发点是极好的。但是这样的提法不够周严，太容易引起偏误。应该怎样定位才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呢？也许下面的表述更恰当些：要从中国看（不同的）世界，更要从（不同的）世界看中国。或者如此表达：放在世界格局中看中国。这样人们才能更理性、更全面地思考，才能看到世界的不平衡与世界的多彩，才能看到自己文化的价值。假若这样去看世界与中国，那么汉语带声调的单音节性未必就是缺点，汉语的语素-词双元机制则更非缺点，与此相匹配的汉字也未必就应该废灭，而西方语言与文字也未必全是优点。只有从多角度互动互补地看彼此，世界才是真实的，中国及其汉语汉字也才是真实的，我们也才能找到应该行动的方向与路径。 其实，任何民族、国家都应如此，即使如美国，不但要从美国看世界，也更要从世界看美国。这样美国也许才会谦恭一些，能倾听一些世界不同的声音，尊重一些世界的其他文化。 五【=六】 汉字战略试议 5.1【=（一）】汉字再认识 谈汉字战略，必须先认识汉字。过去之所以发生“废灭汉字”之议，皆由汉字认识而起。汉字误识不除，难有对症之药，更难有正确战略决策。 首先，汉字之所以能够延续三千年而至今，同汉语的高匹配度息息相关。没有汉语的支持与互相适合，汉字早就会被抛弃，更不用今人费心来废灭。文改主导者显然对此缺乏研究。声调与同音异义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对此，各种拼音方案至今没有完善解决的办法。“国罗”的字母标调过于繁难，而且也难以解决语素同音问题；而“北拉”的初衷是根本甩去声调、忽视语素（字）的表示，立足于依靠复音词以及上下文。今日“汉拼”的符号标调只能用于注音，如果用于文字，很快就会被忽视或甩掉，而这正是1950年代拼音化主导者的希望。上古汉语语素（字）与大部分词几乎重叠，是单音节-语素语，只有汉字才适合纪录。现代汉语已经发展为语素（字）与词并重的语言，但语素（字）的重要性没有变，汉字适合汉语的基本盘依然如此。拼音化的意图是想硬套以“词”为中心的西方语言，这就如同削足适履，缘木求鱼，怎么可能达到目的呢？今日简化汉字中的同音替代也正是西方“以词为中心”的翻版，必然行之不远。因此，许多拼音化领袖人物面对此种难题，今日也只能改变某些态度或缄口无言。 其次，过去所认为的汉字难，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也是缺乏研究。根据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只要适龄而不失时机地学习，只要根据认知习得与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安排汉字程序与教学方式，汉字完全可以较易、较快地掌握。学者们能学会认字、写字，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底层人们之所以会有文盲，或不能完全识字，罪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教育体制。今日，大陆识字普及，功在体制，而非汉字简化。请看今日香港、澳门、台湾，依然保持着繁体，汉字教育却普及了，文盲消除了。因此，汉字落后、废灭汉字的立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另外，文字有识读与书写两个方面，不必也不可能把二者完全统一。经验与研究告诉我们，容易识别认读的，可能不容易书写，容易书写的也不一定容易认读。“震、霆、霈、霞、霾”以及“鎖、鎢、鑊、鑼、鐘”笔画繁复，却因构字理据明显，较易辨认识读。“己、已、巳”和“戊、戍、戌”以及“仓、仑”，容易书写，却难以识别。尤其在电脑时代，输入已经不成问题，已经不必将识读与书写完全合一，如何保持相对“易于识读”，又收获相对“易于书写”，达成动态平衡，正是汉字研究者、管理者的突出任务。 再次，汉字一旦掌握之后，汉字的表意特点在表达上、交际上将远远优于拼音文字。汉字不像拼音文字仅仅是单一认知的文字，汉字是复合认知的文字，是具有模糊表音功能的音节-语素文字，是有大致规则而图像各异的文字，而且是不必完全通过语音而也可由字符直达意义的文字。现在，脑科学正在逐渐揭示这一脑功能秘密，而且已经获得令人惊奇的结果 [30] 。过去，文改前辈们曾作出的汉字将在电脑中、在科学技术进步中死亡的预言 [31] 。现在，这个预言恰恰被电脑所击碎。现代科技不仅没有灭亡汉字，而且昭示了汉字将开辟另一与汉字有关的自然科学和智能工程技术。 最后，五四以来，人们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几乎完全从单纯记录语言的实用功能去看待文字，而忽视甚或忘却文字还有社会功能、认识功能和文化功能。亚洲的文字改革以及流播至今的汉语拼音化、汉字简化无不笼罩在实用主义之下。为什么1950年代国内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彝文的拉丁化会全部失败，而退回到传统的民族拼音形式？这就是因为，文字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之一，一个民族需要依靠它来认同自我，认同传统文化。为什么汉语拼音化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强烈拒绝？这也是因为汉语拼音完全不具有汉字那样的社会功能、认识功能与文化功能，它仅仅停留在最基本的实用层次。汉字具有聚拢民族的功能，不会因方言的差别而很易导致分裂。人们可以欣赏、享受汉字带来的形体文化之美，形音义之妙。而拉丁字母拼写的形式却完全没有这样的功能。汉语拼音顶多只能作为一种与科技、教学的适当“接口”，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工具，只是一种西方快餐文化在文字层面的反映，说好听一点可以勉强称之为“准文字”。为什么国内近来会兴起繁体字回潮？这不也是因为60年来简化字较大范围地损伤了汉字这样的社会、认识与文化的功能，不也是因为人们已再不满足所提供的基本实用功能。因此才会出现目前的对传承形体的追寻或追求。繁体回潮就是一种合理反弹，人民有这样的权力。政府不能漠视这样的要求与呼声，绝不能简单地扣以“不规范”而置之不理甚至一棍子打死。当人们抵达基础层次“信·达”的实用功能以后，就会追求更高的文化层次“雅·美”的认识与文化功能。当中国已经基本消灭文盲、基本普及教育、基本消除贫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功能、认识功能与文化功能去认识汉字及其形体，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角度去认识汉字，关怀汉字，并以此提升文字教育与研究的层次。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能与西式拼音文字相对待并为最大人群使用的文字。汉字活生生的存在本身就是经过实践过滤、检验、考验的结果。因此，她更需要我们加意爱护，不要轻易去伤毁。这样的物种能够流传使用数千年，没有被人为粗暴废止，这本身就是一种答案，也是现代科学的幸运。 5.2【=（二）】 汉字战略：呼唤思想解放 汉字是中华文化之本位，也是汉语用以世代记录并藉以发展的载体。五四运动之前，闻一多在《论振兴国学》中就说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这是非常睿智而深刻的一段话，值得所有人咀嚼、牢记。以此来咀嚼百年来的文改与汉字简化运动，将有极大的助益。为此，大陆需要在观念上、思想上以及制度保障上有所准备。 1）【=1.】突破禁区，解放思想。经过“文革”，我们逐渐明白：自1950年代某个阶段开始，党和国家的政策就已经有“左”的表现，“文革”则是“左”的高峰；毛主席的许多话可以是一时的政策，但并不一定是真理，是科学。科学不能推翻，但政策却可以改变，可以改正。 1950年代是一个封闭时代，大陆被各种人所共知的因素封闭。这种封闭有地理的、政治的，也有历史的、文化的。我们没有也很难对外开放，去接受中外的文化能量交换；我们也很难向历史开放，去与古人作文化能量的交换。在这样一个封闭环境下，简化字可以获得暂时的平衡，从而觉得地位稳定。但是，时空转换到21世纪开始前后，我们的环境已完全不同，无论两岸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与语言文字生态已经大大不同。全方位地向世界、向传统的高度二维开放，迫使简化字不再稳定。新的文字平衡运动，正在出现。这是必然的大势。 从这一历史看到，真理是有时间限度的。彼时的合理，并非永久的合理。合理是随时间、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其核定标准的。抗日反蒋时期的合理，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而全国尚未完全统一之时就可能含有不合理的过激因素。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历经【30】多年，之前的政策都要一一重新审视，不存在不可改变之条条。宪法都可以修改，何况文字之法呢？在汉字问题上，两个“凡是”依然徘徊影响至今，未能破除。文改、简化、拼音化正确与否，始终被民众认为是个“禁区”。我们太需要与时俱进了。改革过去一切不合理之处，才能显示这个民族的强大与生命力。汉字问题当然亦复如此。汉字战略问题上，尤其是简化问题上，我们亟需一次充分的思想解放，需要自由的讨论，需要建立符合时代的“包容性”。这样才能显示我们的党和政府对自己的自信与力量，才能显示其兼听则明、从善如流的美德。这样的“退”正是一种“进”，是向正确战略目标的“进”。 2）【=2.】保护自由的学术空气。为了保证新战略的实行，我们应该从政治决策回归到学术的、教育的、应用的层次，应该让两岸专家在尽可能“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民主气氛下展开充分的自由讨论，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展开争论或讨论。自由讨论可能会延迟决策，延迟执行。但不怕慢，只怕站；不怕慢，只怕乱。如果没有1978年“文革”后的言论自由之风吹入，那么1977年12月发布的“二简”（《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就会延长生命，祸害文化。自由讨论，民主审议，是科学决策的必需保证条件。 [32] 5.3【=（三）】 汉字战略建言 5.3.1【=1.】汉字战略目标。 作为汉语表记的文字体系，汉字首先要支持汉语，支持汉语实现世界性文化语言的战略。 作为担负承继汉民族古今文化遗产的唯一符号体系，汉字必须在履行此项任务时能保持尽可能少的形体障碍，并减少人为设置的不合理改变。 作为中国对内对外的汉语书面符号，作为汉民族全体的书面共同表达工具，汉字要统一自身体系，要书同文，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要铲除有碍于民族统一的文字分歧，要消除不利于国家统一的人为设置。 为此，首先必须在民族和解基础上实现汉字体系的统一。这是汉字的首要战略目标，而且是中国永远需要的战略。简言之，也即面对民族，消除繁简对立，统一体系，再度书同文。 其次，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实现汉语书面表达系统的“优化”与扩能。在“书同文”前提下“优化”汉字，以完善应对信息时代快速变化中的汉语。统一文字并非简单的恢复繁体，而是将所有字形放在“优化”视角加以审查、选择。简言之，即面向未来，优化字符，增加新质。这也是汉字战略中的必需内容。 具体而言，今日的汉字战略是： 一、退后半步，从认知与现代科技角度“优化”必要汉字之字形，其中包括重新站在传承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的立场上，全面调查评价汉字字形，选择字形。 二、让出半步，增加对非汉字字符（如拉丁字母）的兼容性，以应对更广泛的语言生活。 这就是今天汉字所需的战略。 5.3.2【=2.】汉字的战略路径。 为实现战略目标，必须规划战略路径，并须为此建立新的相关理念与政策。具体是： 1）【=（1）】建立诸必要新观念 ①承认现实，承认任何文字都有缺陷。目前，用于全中国的汉字体系因简化问题而分成两个版本，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文字现实，也必须承认所有文字都并非十全十美，而且也无法完美无缺。所有的文字都有是在一定程度内的妥协或平衡。不必说汉字，拉丁字母、英文又何如？i的大写与l的小写，以及同数字1，几乎完全相同；小写的d与b，q与p，因镜像缘故而在儿童学习时难以认辨；字母O与数字O更无法区分；英文字形与发音间对应之复杂更无须多言。因此，我们就可以更清醒地认识文字，并承认今天两岸的文字现状，承认大陆不可能“一风吹”地简单退回到繁体的情势，认清两岸应各自采取的态度。 ②与时俱进，以“优化”观念统率汉字问题。今天已经不是60年前两岸隔绝的状况，大陆已到处可以见到繁体字。台湾也到处可以买到简体字版本的大陆书刊，简体字不时现身民间甚至正式报章书籍。如“臺灣”之作“台湾”，早已见怪不怪。“识繁写简”在某种程度上已是现实。海峡两岸均应尽可能在文字问题上去政治化，因应时代与民族的愿望，与时俱进，接受文字向前发展的现实。谁也不会为了政治对立而放弃“方便”，放弃认识传承形态，除非他是冥顽不化的呆傻。管理部门则必须明察秋毫，审时度势，从善如流。两岸各界如以“优化”观念统率汉字的变动，跳出繁简争论的窠臼，以对民族长远利益负责的态度寻求解脱，则将收获两岸良性互动，最终解套困局。【当然，所谓“优化”也是相对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一种平衡。不要将“优化”过于理想化。世界上很多事情只能是一种“折中”，所谓的平衡也就是折中的另一表述方式。】 ③改变纯质化观念，接纳异质字符作为辅助。中国人历来有强烈的文字纯质化情结，很难容纳异质字符。即如“〇”此一符号，因其非楷体笔势而经历多时才获得认可。但事实是人们并非根据观念，而是依据需要行事。包容是社会和谐的要素，也是新时代的润滑剂。包容性则是新时代需要的观念。拉丁字符客观上已经进入文字体系，因此必须承认它们的辅助地位，可以作为文字辅助种类应用于书面。而且应该承认“汉语拼音”已经作为辅助性的“准文字”工具应用于多个场合，不但用于注音、检索、输入汉字，甚至也应该允许拼音作为各种应急状态下的“准文字”资格。例如允许学生作文、考试时作为非完美的临时替代。 ④分层兼容，建立“软规范”观念。除秦始皇时代外，历代采用的是“软规范”态度（参考4.2.2之2“现代汉字实况梳理”）。这种软规范其核心是“立范示范”、“分层兼容”，千百年来汉语雅言-方言、汉字正-俗体就是如此分层生存，兼容并行，和谐共处。所有语言文字都存在各种变异，它们也是由这些变异所构成。“分层兼容”的状态是语言文字自然发展后的人们自然选择。如果将“分层兼容”作为一种新的规范观念，那么许多现实的困扰都可以迎刃而解。过往的规范都是刚性的，说一不二，但语言文字常常不能说一不二。不同的形式除了一个替代一个，一个排斥另一个这种方式以外，更多见的是二者甚或数者并存，在使用中各有服务领域或对象，或由不同人群对此选择。这是一种顺自然之道的规范模式，却是更具人性化的规范。千百年来传承汉字存在篆隶楷行草，在同一字种下，不仅是笔势的不同，而且是构造（构件与结构法式）的不同，它们大致分别使用于不同层次的应用、不同层次的群体 [33] 。我们必须修正绝对标准的“硬规范”观念，在一个字种下“分层”容纳两种（或以上）不同使用层次的不同字形，形成“和谐”而“人性”的 [34] 软性新规范，这正是我们追求的，也许正是我们走出简化字困境的可行之路。希望今后不要因书写异体字而为难学生。 2）【=（2）】大陆先行，两岸相向靠拢。两岸多接触，多在民间、专家层次会晤，逐步消除对立情绪与误解，先专家后政府达成共识。在此过程中，大陆可以先后退半步（例如，大陆先采取“印简识繁” [35] 的教育措施，以应需用），释放文字政策善意，以开启靠拢程序。当然这必须由政府开启。既然简化是由政府决策的，那么后退这半步当然也应由政府决策。因此政府决策者的眼光与魄力将是又一关键。台湾当局也可先采取容忍简体字的适当措施以表明其善意，并开启双向靠拢互动 [36] 。以两岸互谅互让，各自消减对立情绪，互设回旋余地，先民间后官方，求大同存小异，相向靠拢。在这一相向过程中，务必谨慎，先易后难，局域试点，磨合成功以后再全面推行。 3）【=（3）】共同选择，保留优良简体。可以保留简化得好而且确实需要简化的字形作为印刷体，例如：“挑釁”简化为“挑衅”，“憂鬱”简化为“忧郁”，“呼籲”简化为“呼吁”，“臺灣”简化为“台湾”，“龍”“龜”简化为“龙”“龟”，“糴、糶”简化为“籴、粜”，“聽”简化为“听”，等等。在以上简化字中处理好个别同音局部替代的问题。而所谓的繁体形式也无妨存在于手头或某些印刷中。希望以长期实践来优选最终的字形。我们建议台湾当局能在两岸共同讨论、谨慎选择后，将这一部分作为相向靠拢而跨出的第一步。 4）【=（4）】谨慎退回传承。部分可简化可不简化或造成字种混乱以及没有合适理据的简化字，一般可考虑逐步退回到传承体（繁体），但须一一仔细鉴定，防止一刀切。具体举例如下： a.同音替代的调整，如：“干”，恢复“干”、“乾”、“幹”三分；“斗”，仍恢复“斗”与“鬭”。但考虑到大陆已经使用多年，允许手头书写时使用。 b.偏旁简化类推的调整，如：“钅”、“饣”、“讠”等恢复传承印刷体，与单字“金”、“食”、“言”等取得最大的一致。有的单字与偏旁均已经简化，但从书写美学角度看并不可取，也应恢复传承印刷体，如“马”改为“馬”。这样将使“类推到何种程度”这一难题消失。 c.鉴于美学的调整：草书楷化且书写不易美观者，应恢复传承印刷体，如：“杨”、“场”恢复为“楊”、“場”；又如“专”、“传”恢复为“專”、“傳”。同时将原简化字形作为手写行草字体，在同一字种下分别共存之。 d.符号替代字的调整：简化于理无征、隔断系列又触动较大情感者，也当恢复传承印刷体，如：“汉”恢复为“漢”，“邓”恢复为“鄧”，等等。 5）【=（5）】设置“手头可使用异体字对应表”。将保留下的简化字或退回传承体的非类推简化字都作为“手头可使用异体字”之一，与传承字形并列，制订“手头可使用异体字对应表”，确定何者用于手头，何者用于印刷，并存竞用。希望以此来设计新使用规范，增强规范的弹性，体现“和谐”理念，并让使用者决定最后的结局。这样上可与古籍相连无碍，下与两岸三地用字相接和谐。当然，这些改变并不期望一次完成，而可以逐步实行，以最小震动换取民族最大的受益。笔者深信，这将极大地有利于祖国未来的统一。 6）【=（6）】制订“汉字快写推荐字帖”。鉴于许多草书楷化字形与偏旁简化不但在大陆行之有年，而且自古行草已然，建议大陆或两岸共同制订类似台湾《标准行书范本》的快写或行书字帖，将这些曾经作为楷体的行书字形推荐给民众，引导手写，以利使用与识别，并作为传承印刷体的一个补充，体现“和谐”大观念。 以上这些措施乃是汉语战略在文字部分的对应，是以我中华为主，以祖国统一、复兴文化为首要考虑的反应。汉字战略路径如汉语那样，也宜乎采取“以我为主；以退为进；步步为营；兼容竞用”。只要持之以恒，积以时日，相信两岸汉字必可实现新版本的“书同文”。 六 【=七】 未来世界：英语世界吗？汉语拼音化吗？ 1）【=（一）】英语未必。 很多人都以为英语已经是世界语言，笔者则不敢苟同。语言的不平等、不公平竞争早已是事实。在英语之前，法语、德语曾经称霸，法语、德语之前，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也曾称霸。它们之间的替代，证明英语同样也并非万古长青，永霸世界。被替代者的兴起与衰落或由于战争的胜败，或由于军力的起落，或由于文化的兴衰。当前英语成为世界最广使用语言，一是拜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其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之赐。二【是】当拜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收取胜利之赐。当英国衰落到被纳粹德国欺凌之时，幸好美国接过接力棒，在打败德国之后升帐为新霸主。曾经流行世界的英式英语，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渐渐地被美式英语所替代。而在中国，冯国璋的牛津英语优势现在也开始逐渐被美式英语所替代。而在日本，现在已经是美式英语的一霸天下。从未来学角度看，当世界各地被迫在英语帮助下发展得比较均匀时，世界发展的比较平衡又可能突显语言地位的不平衡，从而可能促发语言矛盾的加剧，促发对英语的反制或抵制，促发更多语言的崛起。在此情况下，英语的独霸地位也将因时因势而易。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未来世界的语言会是怎样，且拭目以待。 2）【=（二）】语言美元？ 笔者怀疑，美国实际上是将英语当作语言中的美元。犹如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与换算本位一样，英语也成为美国称霸世界中的一张牌。没有英语，美国就很难成为语言的霸主，以及世界的霸主。一切表达都必须通过英语，必须译成英语。世界都必须学习英语。英语则是“不动明王” [37] 。使用英语的美国也就不必忙着学别国语言。让一个国家的自然语言作为全球的共同语言，显然是不平等的。英语（语音的、语法的）及其文字表达的许多缺点，有理由让人们对这种语言称霸世界产生怀疑。而语言史也告诉我们，一种优势语言被另一种优势语言取代是经常出现的事实。我们应该对此做出预案。语言是联系着文化的，如果多语种的世界甚或某个多语言区只用一种自然语言，那么这种自然语言所依凭的族群就有可能凌驾其他族群，就可能出现“语言震慑” [38] ，并把另一些语言文化消融掉。这当然是不利于语言和文化生态的。因此，最好的办法之一是有多于1的少数自然语言，作为具有国际性、世界性的语言，共同竞用，相互制约，为全世界服务。 3）【=（三）】“辅助性”世界语言。从语言平等的角度，人们须要重新研讨，选择出一种更为理想的“辅助性”世界语言。之所以称为“辅助性”，是因为它不以消灭其他语言为目的。也许这种语言只能是人类预设计的语言，也许这是Esperanto（世界语），或许是比它更完美的另一种新人工语言。曾宣告死亡的希伯来语在以色列的复活，Esperanto在北欧等地实际使用 [39] 以及出现许许多多种的作品或译本，都证明一种书面的语言或人工设计的语言是可以被“激活”或“活化”并运行的 [40] 。多种世界性文化语言并存竞用，“辅助性”世界语言沟通其间，这也许是人们对语言的一种“世界梦”。未来每个人除母语外，可能都要学会三种公用语言：所在国国语；国语以外的一种国际性或世界性语言；辅助性世界语言。他们将以如此的语言工具与语言修养去享受未来的世界生活。这也应当是语言世界梦的一部分。 4）【=（四）】汉语拼音化。 至于汉语汉字会不会拼音化、拉丁化，首先要看这种拼音方案能否完美承载、记录有个性的汉语。至少现在的汉语拼音正词法是没有完全体现汉语特性的。例如，正词法将中国人的姓名，按照西方办法来“词化”，把毛泽东拼成Mao Zedong，这样毛泽东与毛泽民的拼音缩略形式就会完全一样。汉人“名”中常常是两个特殊单字词的联合，是一种特殊词组。两个字各有涵义与用途。一个字常常是排名用的，另一个才是对这个人的命名。汉语拼音正词法把汉语的特性磨灭掉了，把汉语语素（字）-词双基点磨灭、掩盖掉。这样的正词法必然行之不远、用而不广。此外，拉丁化能否实现还要看汉语会变到什么程度。声调是汉语的突出特质。至少在几百年内我们看不到汉语的声调会消失。现有拼音方案的软肋之一正好就是声调的表示。现有拼音方案的软肋之二是定型化。汉字是语素-词双定型的，与汉语的语素-词双基点恰好匹配。而目前的汉语拼音方案完全不可能实现语素-词双定型。语素-词双定型是文字功能广狭、优劣的一项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文字会变，会发展，它将如何变，如何发展？汉语拼音方案也正经受着中西冲突的煎熬，它在长期的磨合中又将如何发展？也且待以时日，万不可过早结论。 2014年秋草，2015年春定于法华寺侧亦蜗居 参考文献 程 星 2014，巴别塔与国际化——国际交流中的语言障碍及解决路径，《中国语言资源动态》2014（3），北京，商务印书馆。 关子尹 2014，语文作育、大学教研与文化持续发展，《中国语言资源动态》2014（3），北京，商务印书馆。 郭锡良 1981，《汉字知识》,北京出版社。 国语研究会所编 1923，《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 胡百华、陈明然 2014，和谐体与《通用规范汉字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106期（2014.5）。 胡百华、姚德怀、陈明然 2012，汉字“和谐体”的倡议研究及成果，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100期（2012.5）。 李宇明 2001，中国现代的语言规划——附论汉字的未来，《汉语学习》2001（5）。 陆锡兴 1992，唐代的文字规范和楷体正字的形成，《语文建设》1992（6）。 倪海曙编 1987，《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1987年版），北京，知识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2014，《中国语言资源动态》（语言教育与社会进步专辑）2014（3），北京，商务印书馆。 沈志华 2002,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1）。 史有為 1983，简体字与繁体字表音度比较，香港《语文通讯建设》总11期。 史有為 1991a，汉字简化的价值评估，《语文建设》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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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y of Chinese language & th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I You-Wei Abstract：From the angl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e, functionally language can be further categorized as cultural language, practical language, and life language.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Chinese needs to improve the world-wide levels of the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ntents. Domestically, Chinese has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to standardize the variations and writing system and respond to national unity. All these call for the rethinking of th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present stage, when handling some major language issues,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make concessions in order to gain advantages on the one hand, and to move forward slowly and steadily on the other. Keywords：strategy of Chinese language; cultural languag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rateg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dentification 【说明】：本文刊载于教育部语信司—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办《中国语言战略》2015.1辑，38—63页，2015年5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表时附注①略去，其他注号顺延。今恢复原附注①。发表时还按照刊物体例的要求，调整了节次序号。现在发表的的为原序号。为方便读者对照，今稿将发表时的序号用黑括号与等号【=】标示于后，以便对照。发表后承香港姚德怀先生仔细披阅，对一些疏漏提出建议，笔者再次修正并补充，并用【黑体】表示，以便与原发表形式区别。在此也对审稿人与姚德怀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 [①] 本文系应约而作。原仅讨论汉语战略，因必然涉及文字，故扩大至汉字。笔者最初为了投身文字改革，选择报考了北大中文系语言专门化。笔者很长时间都支持文改，经历过憧憬、兴奋、混乱与反思，目睹了各种结果，又对汉字本体做过一些必要研究。因此，本人具有较合适的心态来检讨汉字改革运动的过程与结果。希望本文的讨论是尽可能冷静的，客观公正的，也是积极的。 [②] 新加坡法律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又规定华语、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并行政指定英语为行政语言和第一教育语言。行政语言在当地有多种表述，如工作语言、通用语言、第一语言。 [③] 关子尹（2014，页5-7）将语言既养又护的事业称之为“语言作育”（language care），笔者觉得“语言养护”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推广。 [④] 2015年春，陕西考古人员披露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是唐代航海家、外交官、宦官杨良瑶（736-806），航海下西洋早于郑和620年。根据泾阳县出土《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的记载，杨良瑶就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率外交使团，于785年（贞元元年）四月从广州南海登舟航海，通过马六甲海峡，出使印度洋沿岸南亚、中东国家，抵达黑衣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与两河流域）。同时期的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曾记载了此次下西洋路线。因此，实际上中国有过三次开通中西交通。 [⑤] 在日本制作的伪满洲地图上就毫不掩饰地标明“关东州”三字，堂而皇之地与“满洲国”三字并列，说明日本在内部早已将所谓“满洲国”当作了日本的一个“州”，与日本本土的本州、九州等并列。 [⑥] 据报道，曾尽力将英语作为行政语言或事实上第一语言的新加坡，已经感觉这一很难弥补的缺陷。外来语言可以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但仅仅是实务型的语言，要在这种语言中建立厚重的文化蕴含则并非易事，须要不断地进行移植教育并长期自身培育。 [⑦] 很多人担心人才流失，担心“赤字移民”。然而，即使中国仅有10%的人才回归，也对中国提升科技水平有极大助益。随着国家的逐渐强大，进入文明而发达阶段，那么赤字移民也必将逐渐转变为“黑字移民”。另外，当中国成为文化上游国时，外国的人才也会被吸纳进来。从长远看，人才流失必会得到扭转。 [⑧] 徐大明在“2014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上指出应该将外语教育改为第二语言教育，摆脱将外语沦落为考试语言、课堂语言而不能交际的困境，这无疑是正确的。现在管理当局似已意识到此问题，正在设法改变那种陷于形式主义的外语教育。（见商务印书馆2014，页13） [⑨] 1885年法国殖民者逐渐废除汉字和字喃（或称喃字），强力推行法国传教士设计的拉丁字母方案。 [⑩] 土耳其1928年决定将原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改用拉丁字母表现。1904年后英国殖民者在马来亚废止Jawi字母，推行使用至今的拉丁化方案。同时，印尼的荷兰殖民者也采用相似的Rumi罗马字母书写系统；1945年印尼独立，以罗马化马来文作为法定文字。两国的马来文大同小异。 [11] 在前苏联与俄文的政治影响下，蒙古国于1946年起正式启用了西里尔新蒙文。【此外，从陕甘地区迁往苏联而操汉语的东干人（回民）也在苏联的控制下改用了西里尔字母。】 [12] 日本的文改运动者在1866年提出废除汉字，1872年提出改用罗马字。福泽谕吉1873年提出先限制汉字运用，往后时机成熟，就可废除汉字，并认为3000个汉字已足够应付日常。1946年3月盟军最高司令部邀请美国教育使节团来日考察，并于3月31日发表该使节团报告书。在报告中，指出学校教育中使用汉字之弊害与使用罗马字之便利，这是促使汉字-假名混合文字正式化的关键。日本的以上思潮与行动无疑影响着中国的文改人士。 [13] 例如日本推广以东京（江户）语音为标准音的国语，并从半文半白的文体改为口语化文体；又如中国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日本前岛密1866年已主张“言文一致”。至1910年，已有八成出版物用“言文一致体”。蔡元培曾于《国文之将来》（1919）评价道：“日本维新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字，到近年，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 [14] 列宁这番广为引用的话语至今未查到出处。但据报道，北朝鲜就即依据此言，于1949年废除了用汉字表记朝鲜语的传统，不再夹杂汉字，并严格限制汉字词的使用。如果属实，可见其对思想深层影响之大。 [15] 陈独秀指责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五四另一闯将胡适则呼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瞿秋白激烈抨击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吴稚晖在《新世纪》第40号上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当时鲁迅也颇为激进，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16] “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在2-3年的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军队的文盲情况也是严重的：“据统计，1952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128万排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占12%，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 [17] 陈梦家在鸣放中说：“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混淆。”（转引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3月20日文章《简化字改革五十年》） [18] 1923年日本公布的“常用汉字表”中含有154字的简体字，并未推行。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 [19] 李文涛：《汉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中也提出汉语言文字“示范化”的理念，指出：“规范化”与“示范化”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两者的关系植根于“政府干预”和“民间学习”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与“民间学习”存在矛盾统一。该论述颇有见地， [20] 参见陆锡兴（1992），作者认为：唐代“正体是写文章、对策习用的字体通体是文献中相承已久，得到广泛流行的俗字；俗体则可能是当时社会日常使用的字体。” [21] 王力先生（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在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工作》中也曾说过：“不要以为笔划少越好。笔划越少，形近的字就越多。为了节省几笔，却增加了认字的困难，得不偿失。”并指出：“原定十划以上的字都要简化。现在看来，这个设想是不合理的。”（武占坤、马国凡1988，180页）周有光（1986）也不得不指出：“简化笔画有好处，但好处不大，不是有利而无弊。从清末到解放初期，往往夸大简化的好处。近二十年来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对简化的效果要重新进行全面的、现实的估计。”（183页）但这一观点却在2006年有了大相径庭的改变（参见本文4.2.3节“几个可议观点”）。 [22] 江新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2005年在德国美茵茨大学宣读的论文《针对西方汉语学习者：认读分流，多认少写》中列举了汉字认知心理实验的例证，无意中证实了认读与汉字笔画数量无关的重要规律。有的实验甚至表明，北京郊区的低年级儿童反而对一些实验中出现的繁体字更容易记认。 [23] 史有为（1983）曾逐字分析并统计简化字（非类推部分的第一表、第二表）的声旁表音度，设满分为10，第一、第二两表平均声旁表音度为：繁体字（508字）5.98；简化字（484字）3.24。简化后表音度下降了2.74。此后（史有为1992b/1997）在引用时，改成满分为1，则二者分别为0.598与0.324。 [24] 史有为（1991a）曾从书写速度、空间处置难度、认知难度、系统性、笔画和部件的种量、文字的稳定性、时空范围内的信息流动难度等7个方面粗略计算了简化的得与失，获得6 : 4的得失评价。记得最初得到的是5.5 : 4.5的结果，为了扩大“得”的分值，又修改了最初的设定。这说明该评价是粗疏的，主观性太大，应该有进一步更客观而精确的统计，以便校正评价结果。 [25] 周有光（1992）曾指出：“有些简化字比繁体字难教、难认、难写。例如简化的‘长’字，‘尧’字，比繁体字教起来更麻烦，写起来更困难。”（236页）但这一观点却在2006年有了大相径庭的改变（参见本文4.2.3节“几个可议观点”）。 [26] 本节提到的前三个观点可参看《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与记者见面会文字实录》（2006.3.22），见http://edu.people.com.cn/GB/8216/4226280.html。 [27] 1950年代的简化虽然经过四次推行，但相距时间很短（1956.2-1959.7，仅三年半），实际上只能算是一次，而且每次都是全国铺开。 [28] 据台湾《旺报》报道，2014年9月22日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出席常熟“两岸汉字艺术节”，会后接受专访表示，汉字简化的阶段性使命已经达成，两岸应该再一次“书同文”，让汉字回归正体（即繁体）。 [29] 参见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14.10，第107期，第30-33页；《北京青年报》2015.1.11.版13载《“汉语拼音之父”迎来110岁生日——谆谆告诫“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周有光先生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前辈，是他与倪海曙先生的文字引导我进入语言学领域，并促使我报考语言专业。先生是谦虚的，不争不怒，否认自己是“汉语拼音之父”，并视名利为烟云，常敢说真话，又与时俱进。他还曾经委托我指导他的研究生。我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但出于对科学与真理的忠诚，我仍然愿意说出心中不同的看法，以求教于先生。 [30] 北京306医院金真、香港大学谭力海、萧慧婷对北京玉泉小学4、5年级测试得知，西文从字到音，汉文从字到义会有转换，不畅和翻译障碍。中文者语言区在额中回9、46区，接近布洛卡运动功能区；西文者则在额下回前、后侧，额上回后侧与颞枕叶联合区，是听觉的韦尼克区。西文障碍者高达7%～15%，比中文障碍者2%～7%多一倍以上。仅学说则与西语基本相同，如果同时学汉字要靠“运动”来记忆，要多看、多写、多说。（引自中国科学院网页《构建中国人大脑语言区研究的理论体系》，潘锋编译） [31] “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一期，第71页） [32]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从政治决策退回到学术层次的过程已经开启，报刊上已经有许多繁简问题的讨论和报道。例如《光明日报》（2015.1.28）刊载《汉字繁简争论：眼光应向前看》。 [33] 日本简化了少量汉字，却没有完全废止繁体字与异体字，许多繁体字与异体字仍允许人们在姓名中使用。这就是一种软规范，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对汉字保持了一种尊敬的态度。 [34] 汉字“和谐”概念由香港姚德怀首先以“和谐体”形式提出，（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7年12月88期），此后于93—106诸期具体化为消除“一简对多繁”的“和谐体”方案，主要就是恢复大部分同音替代前的汉字，求得繁简版汉字对应的和谐。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设计。 [35] 袁晓园女士提出的“识繁写简”与此相似，在当时的情势下，难能可贵，值得肯定。但从大陆现实来看简体字是一个现实，首先固化于印刷方面，至于手下，不必强调，因此“印简识繁”应该更符合大陆现况。 [36] 在2007年10月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上，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傅锡壬认为：大陆将文字的使用视为“工具”，以方便、易识为原则；台湾的学者站在教学立场，坚持文字蕴含文化意涵；但书写文字不仅是专家之事，更是庶民之事，大家应从这个层面多所思考。他还表示，两岸任何一方要抛弃现行文字去迁就另一方都是不可能的事，建议教学应“由繁入简”，因为先学繁体要再认识简体较为简单，但台湾方面也应教学生认识简体字；而书写则“简繁由之”，依个人习惯、公文书和使用需要而定。这一认识得到广泛的支持。 [37] 参见程星（2014，页7-9）。 [38] 参见关子尹（2014，页5-7）。 [39] 2012年圣马力诺共和国宣布采用世界语（Esperanto）作为其官方语言。 [40] Esperanto的低潮是否与某种语言势力有关，是否存在反操作，这是一个“谜”，值得探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