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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2010年总11期，pp,
也是一番语言学景象
——追念北大师友 史有为 Another Linguistics Spectable ——To Memorialize My Respectable Teachers In Beijing University SHI You-Wei 踏上语言学之路，起因是一次偶然的相遇。高三时在图书馆里的一次随意翻阅，我被《语文知识》这本小杂志吸引住了，从此改变了原来志在物理、机械专业的我。此后又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北大。在别人千方百计避开语言学专门的时候，我却自愿进入这座陷阱。自那以后，屈指算来已过去了五十多年，回忆当时满怀憧憬北上燕京，在北大求学咀嚼语言学时的情景，除了美好记忆外，更有唏嘘和喟叹。老一辈的语言学者高名凯、王力、魏建功、岑麒祥、袁家骅、朱德熙、周祖谟、 林焘等 先生，都相继谢世。 朱 先生是我赴日那一年在美国病逝的。最近的一位就是前年辞世的 林焘 先生。而在北大的年轻语言学者中，石安石、叶蜚声、武彦选、马希文，直至前年的徐通锵，也渐次过早地去了彼岸。这么多的语言学者抱憾离去，这在熟悉他们的学生的心中真是很难接受。今天，到了我也年逾古稀的时候，更觉得需要让这些老师们的身影再一次地留在世上。 一 我1955年入读北大这些年[1]，大学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对教师一律称“先生”。在我们的感觉里，“先生”是特别尊敬的称呼。新的习惯——称呼“老师”，小学才刚刚开始，以后才慢慢推移进入大学。当时，北大刚刚结束了院系调整，教师的阵容空前强大，名师璀璨，光耀全国。55级又是第一届五年制的本科，在汉语言文学专业里，三年级时还要分语言和文学两个专门化，课程不但全，而且也新。一、二年级的语言学课程不少，按照课程的先后，有 高名凯 先生的语言学概论， 周祖谟 先生的现代汉语语音和词汇， 朱德熙 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 魏建功 先生的古代汉语， 王力 先生的汉语史，到了三年级有语言专门化课程， 林焘 先生的现代汉语语音， 朱 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Ⅱ)， 甘世福 先生的语音学， 袁家骅 先生的汉语方言学和汉藏语概论， 高名凯 先生的普通语言学， 岑麒祥 先生的语言学史。我们就在这些位语言学者的耕耘和浇灌下，从懵懂浑噩开始，慢慢开智启能，逐渐成长起来。 二 印象最深的是 高 先生。我听过他的两门语言学课程。先生授课时身姿挺拔活跃，在黑板前噔噔地不停走动，板书笔走龙蛇，讲课不拘一格，随处论辩滔滔。带着点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嘹亮而生动，讲到巴甫洛夫第二信号学说时的一声响亮的“红烧肉”[2]，让人印象深刻而回味永远。从此这个学说就深印在脑海中，这比以后的布龙菲尔德的刺激-反应学说似乎更能征服听讲者。 高 先生从来都是随便的，没有架子，很受学生爱戴。他虽衣着普通，却透着一股翩翩风度，很有洒脱的诗人气质。之后知道，他是位多产的学者，论著和译著源源不断，如同汩汩涌泉，一夜之间可下笔五千言，才子之冠当之无愧。无论是讲课还是他的研究写作，都留给学生们一个“才华横溢”的印象，也都感觉到他的独特与魅力。后来我才知道，他常常忍着肝区的不适熬夜翻译契科巴瓦的普通语言学，为的是我们这一届学生。甚至有些教材还是在病床上撰写出来的。当时他还兼任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课，每次从北大到民院授课辅导，居然都是骑自行车来去，有时甚至上午上课，中午回北大，晚上又骑车到民院辅导。 别看高 先生表面洒脱不羁，却不知他后面的辛苦，他的认真和谨慎，他的兢兢业业和拳拳之心。 高 先生可以说是我在理论语言学方面的启蒙人。在这几次语言学理论课程的熏陶下，培养了我的理论兴趣和理论能力。不管是词类还是句法，理论基础让我有了力量，有了怀疑的勇气，也有了非常的受益。我质疑现在的词类分类理论，我提出柔性观念，提出语言的相关性理论，并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提出新的可操作词汇表，这些不都是得益于当初的养成以及此后形成的理论思考习惯吗？今天当我指导学生的时候，我也这样要求他们，要事实，还要理论，二者并重。不要当记录员、统计员，当然更不要当空头理论家。 那时高 先生除了担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外，还是北大中文系工会主席。本来这个职位跟我们学生毫不相干，但却给我们一种亲切的感觉，因为工会是为老师们办琐事的，只有甘愿奉献自己的精力为大家服务的人才能担当此任。可是这样受欢迎的老师却会遭到批判，这在茫然不懂事的我来说实在难以理解。批判的缘由就是资产阶级观点，就是“汉语实词不可词类”的学说，当时却被篡改为“汉语无词类”，并硬套在 高 先生头上。说穿了，那还不是因为这个观点冒犯了当时的苏联专家“太上皇”谢尔久琴科，与他的观点相抵触。苏联在中国要大树特树其权威，其目的无非要让中国的所有领域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走，成为其附庸。凡是跟苏联正统观点不同的那就是资产阶级理论，就得批判。那时苏联的李森科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不也就是这样吗？ 高 先生当然称不上修，他一直是党外人士，最好的帽子就是“资”了。这场批判终于把北大中文系良好的气氛全破坏了。而学生几乎完全不知，只从《中国语文》上闻出了硝烟气味。幸而还有些公道人，看不过去，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张志公 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然而也很难在最激烈的当口[3]。“文革”以后， 胡明扬 先生回顾当时他“奋勇当先”批判 高 先生，觉得十分惭愧，多次表示后悔和道歉[4]。其实呢，当时参与的中国人全是被耍弄的工具，根儿全在“麻烦制造者”谢尔久琴科。可是，在这样的狂风巨浪里， 高 先生依旧忠于事实和科学，我行我素，在关键的观点上始终没有屈服认错，不愧为真正的学者。《马氏文通》诞生至那时，历经半个世纪，时有不同看法的争论，甚至还有过文法革新的大辩论，但都没有扣帽子打棍子，没有留下学者间的不和。因为学术问题的争辩本是正常的，必要的，因为那时节没有小人作怪。由于有了麻烦制造者的作祟，才让好端端的北大中文系产生了裂痕，并影响及至整个学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如果仅仅是学派产生之争，那是求之不得，因为中国需要的就是真正不同的学派，更需要自源性的原创学派。而以前的许多“派”，许多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学派。他们不是风格上的不同，便是对外来学说理解领会不足而产生的异变。现在再回头来看看，汉语的词类问题果真彻底解决了吗？眼下各部词典（包括我主编的几部）都一窝蜂地标注上了词类，难道汉语词类就真的没问题了？答案是否定的。汉语词类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所有这些词类标注及其系统都带有凑合的痕迹。它们依然是建立在句法基础上的类别，而并非词法词类。这样的词类其操作性与实用性大可质疑。 再以后，我跟 高 先生的接触就只是他留下的文字了。“文革”以后，同事刘正埮先生邀请我加盟《汉语外来词词典》的编写工作。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最后终于决定参与编写。我是这样考虑的：首先，老一代学者之间的恩怨本质上并非他们个人的错误，而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的捉弄。作为新的一代，不要顾虑有人说三道四，应该从我做起，把老一辈的恩怨终止在我们这一代。其次，高 先生为了外来词研究已经花费了他后半生的许多精力，应该帮助他的后继者完成词典的理想，让他得以瞑目，这样，中国的语言学才有希望。那时高 先生已经去世10年。我的任务之一是接手他做过的梵文部分工作，这才又一次有机会与他接触。梵文的卡片全是他用钢笔一笔一划录写下来的。他亲自做的卡片，凡两千八百条（后出版时被删去200余条）。洒脱奔放的大字，虽非正楷却是清清楚楚，犹如先生的音容和性格，跃然纸上。梵文的转写字母很复杂，但一一校对下来，却并无错漏失误。对于一位学务教务繁忙的学者，处理录卡琐事却如此认真，真让我无比佩服。这时候我才真正开始认识了作为学者的 高 先生。在编写《汉语外来词词典》的最后阶段，我承担了抄写全部词条定稿卡片和排序的任务。当时我的条件很不好，只能坐在马扎上抄写，并把卡片摊在沙发上、凳子上、床上编排次序。课多，女儿又小，只能夜晚女儿睡下后做，常常困得睁不开眼睛，还坚持着。 吕叔湘 先生常告诫我们：不要怕“板凳须坐十年冷”。这抄写，这排序，也就是一条冷板凳吧。 三 王力 先生为人稳重，不苟言笑。他上课话音不大，字字斟酌，时间控制得总是恰到好处，下课铃一响，他的最后一句话也恰恰讲完，真是奇哉怪也，直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如同他为学一般，慎重而周详。 王 先生著作等身，而且学贯古今中外。从翻译巴尔扎克小说到影响一代的《现代中国语法》的刊印，再到《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稿》的出世，让人不得不尊其为一代宗师，也让学生付出更多的崇敬。 记得当时下面传言，说到 王 先生家中访问必须事先预约，否则不予接待，而且时间也控制极严，谈完即止。其实，王 先生家是可以随时敲门求见的，但确乎谈完即止，看看手表，示意你告辞。那时我们多不理解，觉得似乎过于西方作派。后来我也来到了国外，又已跨出中年，才感觉这正是先生的优点和长处。中国的确很有些人不知珍惜时间，而且也不珍惜他人的时间，以坐下来跟忙碌的主人聊上几个钟头为快事，殊不知这等于是谋害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还记得，体育报曾发表了一则 王 先生每朝绕未名湖慢跑或散步，因此身体健康并能坚持研究写作的报道。先生知道后非常生气，说他从不锻炼，根本就没有绕湖散步之事，都是记者胡编的。他之所以能坚持研究撰著，不仅靠惜阴如金，还靠的是作息有规律，不熬夜，不管是否告一段落，到点就必须休息。由此可知，如果 王 先生不惜阴如金，严格作息规律，他怎么可能写出那么多著作，又怎么能写出当时作为我们讲义的开山之作《汉语史稿》！我记得，只有唯一的一次，学生破了例，完 全不顾 先生的严肃。 王 先生也破了例。那是26届世界乒乓球赛，中国对日本。决赛当晚，学生疯狂地拥到 王 先生家，看着那不大的黑白电视机，为中国队的每一个胜利而欢呼，为每一个失手而惋惜。那一次， 王 先生显示出对学生的爱，宽厚地承受了这巨大的人潮。 其实， 王 先生对待学生辈是很宽厚大度的。曾有一位 王 先生的入门弟子，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运动中，受了当时笼罩世间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批判起自己的导师来。当时为许多人所议论，事后这位弟子追悔莫及。可是先生对此反而很坦然，一如既往地对待他的学生，还为这位学生的著作作序，使他感动不已，更加深了对导师的敬爱。在 王 先生逝世后遭到国外恶意不实攻击时，他凛然面对，奋起反击，保卫了 王 先生的尊严和学术声誉。 至今我觉得最对不住先生的是56级的一次“汉语发展史”集体研究。那是1960年，我刚从亚非学生疗养院出院，复学后便降到56级语言班。不久，肺结核又复发住院，心绪时有起伏。56级是个特别“左”或激进的年级，在“大跃进”的时代错误下，伤害了不少同学。那时这个语言班追随55级文学班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先例，好大喜功，提出要编写汉语发展史，要用“革命”的眼光、批判的眼光去颠倒以往的研究成果。当时全中国只有一部 王力 先生的《汉语史稿》，针对的目标显而易见。而且这个班基本上还没有学过多少汉语史，更别说研究二字。这跟55级语言班量力而行编写《成语小词典》，聘请魏建功、周祖谟二位先生指导并审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我是后加入者，插班生，而且又是被批判缺乏“革命动力”，于是就被分配到音韵组打杂。我的任务是找资料，供能干者再加工。因此如何批判，我不知道，也没有一点儿发言权。不过，这段经历倒是引起了我对音韵学或语音史的兴趣（我因此而在毕业时选择了追溯舌面音j,q,x历史的题目，毕业留校作见习助教时，每天钻在民主楼图书馆里翻阅并抄录旧期刊上的音韵学论文，一心想着探求远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部书稿油印以后，虽热闹了一阵子，毕竟是无根之木，无基之楼，最后还是被历史抛弃了。这些天，翻出早年的几册油印本，不禁感慨万端，继承和开放，学习和创新，始终是学术的生命。而学术幼稚加上政治幼稚，对人对己对学术事业又会有多大的伤害啊！ 四 朱德熙 先生是有名的语法学者，可最早(1947)他醉心的是古文字。当初弄语法还是因为 吕叔湘 先生与他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此一路“语法”下去了。然而，一直到逝世前，古文字仍始终是他的专业，他的钟爱。先生在语法上的成就已广为人知，最重要的当然是建立了词组本位，以词组结构为基点，把汉语语法描写得淋漓尽致。至于我，真正学习语法还是在毕业以后，之前我曾一心向往远古汉语的音韵系统。毕业之后，尤其在文革以后，我深感知识的匮乏和知识结构的不平衡，1980年 闻讯朱 先生开新课“语法研究与分析”，也就是俗称“现代汉语语法(Ⅱ)”于是每周骑自行车，清晨即去母校旁听，风雨无阻。如此反复听了两遍，才慢慢入得此道，但真正的理解则是更晚，非得多次写作论文之后。回想起来，我真要感谢北大自由听课的励学之风，是母校给了我再学习的机会。 通过这些旁听， 朱 先生对我逐渐了解了，熟悉了。以后还邀请我去北大做了一次报告，是关于连词的分析，在座的还有一位日本朋友木村英树。现在回忆起来，那次报告自觉粗浅，先生却无贬斥，这鼓励了我的为学之志。在 朱 先生课上我还认识了来北大进修的日本舆 水优 先生。以后，日本的桥本万太郎 先生和美国的梅祖麟来北大小住讲学，中川正之先生来北外担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在他们 和朱 先生小聚的时候， 朱 先生都让我的老同学陆俭明通知我，让我也列席，带着我慢慢进入学术殿堂。 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三位先生都是人品极好却不善讲学，与眼下《论语》俗讲红人大不相同。这对于从事教学的人来说，是极其可惜的。而 朱 先生的语法课，也可以说是“枯燥”的，然而却能吸引许多人目不转睛，津津有味地听讲授，跟着他的思路行走。这是为什么？在第二次旁听时，我就特 别注意 先生的讲授方法，看他如何提出问题，切入问题，又破解问题。先生授课的话语很平和，音量也不高，身姿也很普通。他的语言简练，没有花哨，没有噱头，没有多余。先生最大的特点是强烈和严密的逻辑性，问题的提出，前提的正确确立，合理的推导和论证，一步一步把听讲者的心吸引过去，一个圈一个圈地把你引入了他的思路，最后只能信服。这不是填鸭式，而是一种启迪模式，让听讲者同步设置疑问，抓住他们求知解疑的欲望，一步步地摆事实，推导下去，最后到达答案。这与先生属文成章的风格与路径非常相似，也正是他人品的映射。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旁听者来说，这一切无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帮助。 我非常钦佩 朱 先生以形容词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也希望寻找一个类似的课题。寻摸了很久，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定语的修饰范畴上，想将定语按照语义分类。我将此想法请教 朱 先生，先生劝我不要做，定语修饰的语义类型太复杂，恐怕陷进去无功而返。显然，先生在这个方面是早就关注并斟酌的，不然不能如此一言中的。因此我就及时打消了这个念头，也免除了一段弯路。像这样的教诲很多很多，如今我也担任研究生导师，才知道导师的意义，就是老马识途，让下一代少走弯路和冤枉路，尽快地入门登堂。当初毕业之时，原来也有攻读研究生班的机会，但是由于我“出身”问题，未能入此行列。当时有几位同学跟我一样，都有点懊恼，羡慕选中的同学。此后工作中也真的瞎忙活过一阵，寻寻觅觅，浪费了不少精力。后来得到 吕叔湘 先生 和朱 先生点滴指拨之后，我才深感缺少了这一段，致使徘徊了十年之久（当然加上“文革”的耽误）。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 朱 先生是个热爱完美的人。西南联大时他曾学习物理学，以后才改入文科。这段经历让他始终带有自然科学的美学倾向。要把一个现象描写得越简单越好，要把纷繁的语言整理得如同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完美。先生的词组本位学说，形容词学说，三个“的”学说，以及自指和转指等学说，无不如此。他的词组本位说更是一块里程碑，冲破了历来模仿西方语法的桎梏与框框，抓住了汉语最重要的本质特点之一，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学说在他的周严逻辑下，把汉语的特点发掘并组织得让人叹为观止。他自觉地从汉语现实出发，结合汉语词组本位观察以动词为中心形成的及物性现象，并定名为动词“向”。这样的系统研究在当时也是第一人。尤其指出动词词组也有“向”，应该做另外的观察。这后一观点是突破西方“价”学说的关键之一。可惜， 朱 先生的这一遗产，以后却少人再继续发扬。现今的形势似乎又倒向了西方，一古脑儿地投入“认知”，这背后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我这里绝无否定西方语言学成就之意，只是感叹先生之不再，学术根柢之未坚。先生曾尖锐指出：“现代语言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为根据逐渐形成的。采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汉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最明显的是语法）有根本性的不同。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囿于成见，用独立的眼光去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就有可能对目前公认的一些语言学观念加以补充、修正甚至变革。”（朱德熙：1987，《<汉藏语概论>序》，载《汉藏语概论》[马学良主编,1991，北京大学出版社]）这番话说得多么地好！真希望先生能再为中国语言学界振臂一呼啊！ 在国内之时，每年春节，我都会去北大向这些恩师拜年，总是先到 朱 先生处，然 后去林 先生家，有时也去 周祖谟 先生那里。当然， 叶蜚声 老师那里也是必到之地。在 朱 先生那里可以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开怀畅谈，先生从来都是平易如水。称呼在北大就职的弟子犹如友人，老张老李地叫着，对众弟子总是谆谆诱导，从未听说有半句重话。如今想来，更是倍觉亲切。有一次， 朱 先生讲课完毕，突然说起，展览馆那里放映美国的“未来世界”，他那里有几张票，正好够，于是一行人都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沿着老32路路线，就是现在的中关村路，直奔影院。看完之后， 朱 先生还津津有味地评说电影里机器人对异性的反应，觉得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确实也很可怕，话语平易得惊人，一点儿没有大学者的架子。 朱 先生与 李荣 先生曾是同学，他们都以为学严谨著称，也以此称道于学界，为众人所佩服。 李荣 先生评文论学言辞犀利坦直，而 朱 先生则宽容厚道。但他们二人在一起却十分和谐。记得在中国语言学会安徽年会期间，朱、 李二位 先生合住一间，一日大会之后，我有事找 朱 先生，恰好他们二人交谈甚欢，谈到当时的文章华丽时风。他们说起先 师朱自清 先生的散文，朴实，清淡，却厚实，余味无限，是最高境界。以后我又听到一则“旧闻”，说 朱 先生曾帮他小孙女写了一篇作文，交上去后，居然被小学老师评为“不及格”！我真是觉得哭笑不得。想当初，我也曾参与高考作文阅卷， 朱 先生是语文组总召集人，常会聚我们，以佳、劣两类典型作标尺，要求我们毋为丽辞巧饰而迷惑，让大家都上了一堂无价之课。此刻，我又联想到日后我曾发起组织编写大学新“现代汉语”教材[5]，请 朱 先生 和胡裕树 先生担任顾问，二位先生欣然允诺。在第一次编写会议时， 朱 先生给我来信，要求编写“力求平实”。这句话，深刻在我脑海中，不时浮起。“平实”，那不就是对朱自清散文的评论吗？也是对自己为学的要求吗？虽然这次教材编写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但这“平实”二字却让我在学术道路上受用终生。 在北大，我们慢慢地知道， 朱德熙 先生 和林焘 先生是好朋友，而且还是昆曲的好搭档。 朱 先生善箫笛， 常为林 先生伴奏。只可惜，在北大的几年，一直到 朱 先生赴美讲学，我没有得到聆听二位师长拍曲的幸运。这件事我一直引以为憾。而同学里，孟琮是个昆曲爱好者，好像也只有他真正享受到亲 闻二位 先生拍曲甚至一起唱和的幸运。在学校时，我们常在下面笑谈说：做语言学大学者须有一条件，就是会音乐。例子之一是语言学大师赵 元任赵 先生，他是音学和音乐天才，作曲是他的拿手，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即是其杰作。例子之二当然就是 朱 先生。 五 高 先生的助教就是 石安石 先生，也是我们的“语言学概论”课的辅导老师。我们入学时，他大概刚毕业不久。他永远是一副文弱儒雅的样子，白净净的脸，总挂着微笑，话音也是那么轻轻的柔柔的，让人觉得很亲近，可以随便交谈。即便是发表学术报告，他也好像在聊天，没有一点儿那种不可等闲漠视的架势与压力。跟他熟稔那是在我毕业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总有交谈的机会，而他也从不把你当作学生。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 高名凯 先生的敬重追随与对追求真谛的执著。 高 先生在1965年已经过早逝世。而经过50年代和60年代一系列的批判运动之后，更在70年代受到结构主义洗礼之后， 高 先生的实词不可分词类的学说也早被语学界抛诸脑后。可是，依然有人 明了高 先生在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至少 石安石 先生就是这样认识的。80年代初， 朱 先生把 高 先生1948年的《汉语语法论》与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并列为语法学史上的40年代三大重要著作，一起编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语法丛书”（1986），并委托 石 先生校阅。 石 先生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校正了错讹误漏，并撰写了重印序言。在序中， 石 先生不但钩稽此书中的重要观点，并联系语言学历史，厘清来龙去脉和区别，着重申述了 高 先生以汉语自身特点为基础的汉语语法。指出该书强调了汉语虚词为主的语法范畴，提出了“句型”的观念，大大地突破了当时模仿西洋的汉语语法学框架。序言还坚持了 高 先生主张的“实词不可分词类”观点，写道：“经过深思熟虑，作者（即 高 先生）于1953年明确提出了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主张，从而在我国语言学界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作者就词类的性质、划分词类的标准和汉语的特点等方面提出问题，点到了要害，无论反对还是赞成的人都从讨论中获益不少，这个讨论大大促进了汉语词类问题研究的深入。在此过程中，作者坚持它的基本结论，但与此有关的某些看法有所改变。”从中可以看到 高 先生那种为真理而生而战的形象，同时也可看到 石 先生那种同样不随波逐流的刚正精神，这与他柔柔细语，永远带着微笑的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我知道，在这以后，他一而再地撰述文章，论述 高 先生的多个观点，廓清人们对 高 先生理论的误解。即使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人世，依然笔耕不辍。这，就是我们的辅导员老师的形象。 高 先生若地下有知，应该为有这样一位继承人而感到安慰，也会为他的过早离开人间而感到惋惜。 六 叶蜚声 先生是跟 赵世开 先生同班的研究生。他们都是改行来的，按现在从香港传入的说法就是语言学的“发烧友”。毕业之后，叶留北大，赵赴语言所，各人独当一面。他们的英语当然都是顶呱呱的，而且阅读广泛，见识也博。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听到各种最新的语言学动态。虽然是闲聊，不能引用，但却启人智窦。这二位也算是老乡，他们待我如同朋友，从不把我视作后辈或学弟，和他们相处也从来都是上海话来往，天南海北，甚至把犄角旮旯里的上海土话都抖落了出来，每次都大呼过瘾。当然，比较起来，跟 叶 先生的过往还是最多。说来话长，毕业那会儿，我因为一心想从事汉藏语言比较，就主动要求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可是去了之后却是让我教现代汉语一类课程，于是就感到需要进修提高。然而四清、“文革”的相继迅速光临，使我这个愿望破灭了。“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给了我一点安慰，那时正好 朱德熙 先生开“现代汉语语法(Ⅱ)”的课，于是每星期我都骑车去母校旁听。 朱 先生开了两遍，我也旁听了两遍，从不缺课。那时候，差不多隔三差五地我就去拜访 叶蜚声 先生。 叶 先生虽然比我大很多，又早就留校担任北大的教员，但我总称呼他为老叶。一来是同乡，同是来自上海，就如同跟 赵世开 先生的交往那样，用上海话天南海北，痛快淋漓，二来很谈得来，许多语言学理论问题我总第一个请教他，他见识广积淀厚，人又宽容厚道，许多观点都很一致，有些更是有烛照之感。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就没了界限，成了忘年之交。老叶的最大特点是宽容和真诚。我自己常有些怪想法，可是又无把握，于是就常常请教于他。而他仔细听了以后，几乎从来都是鼓励，说很好很好，有道理，你应该继续下去，如此等等。听了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温暖，也就慢慢增强了信心。在那个巨星闪耀的时代，我们这些后辈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谨言慎行，唯恐师长呵斥责备。有许多新鲜的闪念不敢展开，即使形成新的想法也不敢拿出来，更不敢形成文字。这时候，前辈或学长的一句话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此想到，导师的确很重要，导师无须事必亲力亲为，好的教练也不必就是世界冠军，但老马识途，点拨疑难，明辨歧路，更重要的也许是增强学生的自信心，鼓励学生的创造精神。就此而言，老叶也可算是我的引路人之一。 七 “文革”后期，中国语言学慢慢开始复兴。1972年我从干校调回“复课闹革命”，先是应邀参加《汉语八百词》的编写，接着又在 朱 先生那里知道马希文这三个字，可并不认识。以后有了些聚会，也就认识了。马希文大概跟我是同年入读北大，甚至可能还比我小。他是数学系教师，但是对于语言学别有钟情。他兴趣广泛，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学会了世界语；留校当了数学教师，又从事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的尖端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跟计算机打交道（那时我还从未上过机）；同时，又做上了语言学的“票友”，直到差不多下了海。因此说他是天才，当之无愧，并非过誉。希文是北京人，我们常说，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是他对北京话却有着惊人的敏锐和分析能力。他最有名的就是发表于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第一篇的《关于动词“了”的弱化形式/·lou/》。这篇论文的思想和论述方法为 朱 先生所特别赞赏，甚至不惜花费宝贵时间在发表前亲自动手为之修改。1978年， 朱 先生主持开设了当代语言学讲座，邀请希文讲授“数理语言学”和“算法语言”，我当然是门外汉，为了更新知识，我每次都去旁听。1981年，他又单独开设“人工智能的理论问题”讲座，我又每周必听。虽然稀里糊涂，囫囵吞枣，但也至少见识了一些信息科学及其技术。——那时候，我是深感知识的缺乏，只要有什么语言学讲座，不管是汉语的，还是民族语的，也不管是外国学者，还是本国专家，我都骑车去旁听，像海绵一样企图填充匮乏。——经过这番对非本业知识的听讲，我才对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理解有了一些初步的知识。以后，我有时也去看他，一谈就是一个下午，有一次正是他患病，他卧床我坐凳，所谈大都与语言学有关。我们的观点多有互补也多有共鸣，彼此非常投机。他的许多看法对我非常有启发。后来他去了美国，再后来听说他不幸突然病逝。我哀其英年早逝，哀其才华过快带走，悲叹中国又失去了一位具有奇才的语言学者。由此，我想到，人的知识结构应该更丰富些，想象力要更大更强些，搞我们这一行的，须要看看文学，玩玩艺术，更要关心自然科学的进展。某学科的新思想常常很难来自本学科，尤其是语言学。有人甚至说，新的方法不可能出自语言学自身，必须来自其它学科。一个有着自然科学底蕴或知识的人也因此可以对语言学给出新的思想或新的角度。赵元任、朱德熙、高名凯和 陆志伟等 就是明显的旁证， 赵 先生由数学系毕业， 高 先生则入读哲学系， 朱 先生最初学的物理， 陆 先生留学专攻心理学，而马希文则是后辈中的一例。 * * * 想到当年这些日子在母校求学而再学习的情景，我由衷感谢母校与她的校风，由衷感激并怀念那些已故的语言学师长和学长，也对所有帮助过我的北大校友心存感恩。作为有门无派的我，拉杂写下如上一些话，略表一名老学生的一点追怀与悼念之心，也权作语言学野史的粗疏资料。 07-8-6 初稿，08-8-18三稿 附言：本文承老同学南京大学 鲁国尧 教授过目审正，为原稿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特致谢忱。原稿对魏建功、周祖谟、袁家骅、岑麒祥、林焘和徐通锵等六位老师也作了追念，因篇幅所限而撤下。朱德熙师去世时，我曾有一文追念。2006年林焘先生和徐通锵学长相继去世，笔者对二位先生也写有追忆。三文均已分别收入纪念文集，此处不再重复。 附注： [1] 我1955年入学，却在61年毕业。原因是59年，我因患肺结核入亚非学生疗养院治疗，不得不休学一年。等60年回到学校，55级语言班已经毕业，我成了“留级生”。等着我的是56级语言班，是全新的面孔和全新的“礼遇”。 [2] 高名凯先生在讲解巴甫洛夫第二信号系统学说时多次用“红烧肉”作例，看见红烧肉的实物和听见红烧肉这个词时都会引起食欲反应甚至流口水。 [3] 1959年5月4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学术讨论会纪念五四40周年，张志公先生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说：“我认为，对高先生的有些批评并不允当。例如，有人持‘功能论’的观点，认为应该并且可以根据词在句子里的功能来定它的词类，从而批评高先生的意见。其实，‘功能论’的结果就是‘词无定类’，而‘词无定类’恰恰是足以支持高先生的意见的。有人同意高先生的前提——划分词类必须根据形态，同时认为，汉语有足够的形态可以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从而批评高先生的结论。这恐怕也难于驳倒高先生；因为，照我们现在共同理解的‘形态’意义，就我们选择已经找出的汉语的形态来看，要依据它把汉语的词划分成大致象印欧语言的那么些类，显然是不够的。又有人说，汉语的词应该并且可以根据‘广义的形态’来分类，从而批评高先生的意见。这个说法也不会使高先生折服；因为，高先生可以说，‘广义的形态’云云，无非是硬把造句法的一部分算作形态，这就无异乎承认，在汉语里，词类和造句法基本上是一回事。这岂不也是支持了高先生的意见？：”这个发言后来收入当年的《语言学论丛》（北大中文系主编）。在此之前，张先生从未参与辩论，也未写一字。而且以《削足适履？赤足废履？改履适足？——关于词类问题，为高名凯先生说几句话并略说个人的一点看法》收入《张志公文集》（第五卷，1991，广东教育出版社） [4] 胡明扬先生还在 1991年3月31日 北大中文系举办的“高名凯教授八十诞辰纪念会”上以《理论语言学的先驱——高名凯先生》为题发言，以另一种方式向高先生致歉并致敬，肯定先生的成就与功绩。 [5] 80年代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十字路口的现代汉语课》，引起震动。几年后我联合几所大学的老师，着手编写现代汉语新教材。1990年9月在安徽大学召开第一次编委会。由于种种无奈的原因，这部教材未能编成，辜负了朱、胡二位先生的期望。对此，我感到遗憾，也对曾积极参与编写的部分老师表示歉意。 【补：主要删去部分】 ***（补1）*** 林焘先生说是与高先生同乡，原籍都是福建，却没有丝毫闽音。一上来，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漂亮，干脆，虽然没有老北京那种特有的后沉韵味儿，可听着还是舒服！对于初入学府的我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我们这一届学生，许多人都怀着做文学家的梦想来的，没有几个是自愿学语言的，我大概就是这几个自讨苦吃中的一个。在别人听来枯燥乏味的语音，可我觉得有滋有味儿。我来自江南，不会说普通话，更发不了翘舌音。每天晚上都说梦话，说的不是常州话就是上海话。先生的这门课，我真的感到了一种引入大门的愉悦。经过自己的苦练，终于有一天，十三斋（一幢如今早已被拆除的二层矮楼）有位同屋惊奇地告诉我：昨天晚上你用普通话说梦话了！ 这之后，我虽然跟林先生时常有机会见面，但真正的请益却很少，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当时我从事何种专业还没有真正确定，毕业以后又被安排到一般语言教学的岗位，主要与语法打交道。不过，也没有关系，林先生的真功夫我还是听到了不少。尤其是20世纪末，他和学兄陆俭明应一个什么语言公司的邀来日本大阪讲学，我又有机会再次聆听先生的学术报告。那时我在大阪外国语大学任教，我和杉村博文先生一起去听。才相隔五六年，先生当时却已是苍苍白发，不见一点青黑，两道原本乌黑的剑眉，也已成银白寿眉。我不禁感叹：先生老了！可是先生的声音依然那么洪亮，那么有磁性。 那次讲的内容是轻声的性质。林先生从传统的说法以及很多人的不同读解说起，然后以实验语音学研究所得数据来证明轻声的性质。林先生指出，研究证明轻声实际上不是轻音，而是短音。让一个人发轻轻的声音并不能消除四声的特征，而让人发出一个很短的声音就很难带出四声的特征，因而听觉上也就觉得和轻声一样。过去的定论应该推翻重新再认识！这对我们来说，真有石破天惊之感，对于在日汉语教学非常有指导意义。以往我们也知道，轻声有两个特点，一是轻，二是短。我们总把这二者平列起来，至多就说其中的“短”是个羡余特征。如今实验证明，短才是核心特征，那么轻声教法也要作相应的变化。在此之后，我按照先生所说的“短”这个核心去教日本学生，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不但如此，我还以为，北京音系的某些方面也要改写。联系到汉语和日语的对比，日语有长短音，而汉语过去的说法是没有，现在汉语有了短音，那么汉语和日语的对比就可以列出一个音长对比的系列。即： 日语长音“相当于”汉语普通音节 日语短音“相当于”汉语轻声音节 虽然日本的长音一般要比汉语的略长些，轻声比日语的短音又略短些，但由于汉字在日语中一般的音读都是2个莫拉（mora），相当于长音，因此即使是这样的粗略的对比，也让日本学生觉得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掌握。这就是林先生留给我的财富。 去年，闻讯林先生逝世，惊愕非常，虽则为时已晚，我仍撰律外八句祭之。内中顺便提及朱德熙先生，今录于下，再次以之悼念二师： 语学始自音韵起，受业初闻铿锵声；笙箫合奏双拍曲，朱林并称在未名； 中关燕南扣师门，欢言隽语忆师情；东瀛迎师见白发，又听音学分浊清。 ***（补2）*** 说起周祖谟先生就会想到魏建功先生，他们二位好像有师生之谊，都在音韵学上有很高的造诣。 周先生永远是瘦削的，他的衣着和面容总让人感觉这是一位清苦研读学问的学者。他讲课时笑容常驻，话音高亢，一字一顿，让所有的学生听得真真切切。我以后的词汇学基础就是在他课上打下的。我每回去他老人家那里，他总是笑容可掬，一口京腔，让人觉着格外舒服。周先生是异常用功的人，即使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国的时候，他依然孜孜于音韵绝学，著述不断，以致成为当代的大学者。他基础之广博深厚，也是人所共知，不像现在都局促于一个小天地。不然，他就不会有开辟性也是经典性的《现代汉语词汇》一书的问世。 魏建功先生是一位学养甚丰的老学者，他在音韵学某个领域里的成就，当时简直无人可望其项背。他的文章铿锵精炼，可是讲课却似乎所思不能尽言，来回反复，生怕学生不懂，有时还急得有点结巴，古代汉语的课也因此而打了点折扣。不过学生们也理解，他是真的想把全副功夫传授给我们啊！当时幸而梁东汉先生（几年后就调往家乡广州的大学）担任他的助教，才把这门课圆满地结束了。可见学问大不等于教课好，做教师有这个行当的不易。魏先生的平易也是出名的，以他当时的名声和地位，对学生却绝无半点架子，总是诲人谆谆，不厌其烦，是出了名的好好老人。魏先生还是《新华字典》的主编，有很丰厚的词汇学基础和词典学经验。可是他从不在人前言及。只是后来，我们也编写词典的时候才发现，可见先生为人之谦虚。 魏、周二师跟55级语言班还有另一段值得怀念的因缘。1958年，我们55级语言班为了给国庆献礼，日夜开工编写《汉语成语小词典》，这个工作得到了魏建功、周祖谟二位先生的指导。两位先生每天审阅我们送去的初稿卡片，一张张批改指点，面授加上笔授，给同学们树立了辞书编写的范本。这样的收获是任何课程难以达到的。虽然当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兵，而且有病，承担的任务不多，但这个经历，不但种植了兴趣，也为我日后编写多部词典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这部词典以后成为商务印书馆与《现代汉语词典》并列的看家书，每年印刷几十万，封皮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语言班编 魏建功 周祖谟 审订”。很可惜，1996年开始，商务买断了书版，这些名字从此在封面消失。在我毕业20多年之后，我有机会主编《成语用法大词典》（大连出版社），此时又承周师提携，欣然为该书题写了书名，留下了永远的纪念。 ***（补3）*** 袁家骅先生和岑麒祥先生，都是跟高先生一个教研室的。我跟袁先生比较熟，经常跟他聊天。其原因有四：一是同为江南吴语人士，乡音相通。二是我喜欢方言学，喜欢在音标中游冶。三是袁先生的为人极其谦谦君子，脸上总带笑容，永远是没脾气的样子。四是我们还有共同的语言：太极拳，总要约我找时间“讨教”拳艺。上课的时候，袁先生一口浓重的方音，让许多人如入五里雾，可是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佩服先生，就像现在已高寿101的周有光先生，与人无争，处事无怒，仿佛就是弥勒再世。至于袁家骅先生主持编写的《汉语方言学概论》则是开山经典之作，只要我一翻看这部书，先生的身影就会浮现眼前，觉得分外亲切。先生去世后，我和友人曾一起去看望师母，师母还在为翻译出版一部语言论而苦恼。可惜我帮不上忙，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只觉得自己太无能。 岑先生，是法国留学归来的，跟王力先生一起从中山大学调来的。先生所学极有根柢，兢兢业业，持重老成，撰述甚勤，却不善言谈交际。讲课时带着浓重的广府话口音，有些拘谨，我们听讲时总要转换一阵子。上他的语言学史是最为吃力的，不仅因为口音和口才，最主要的可能是，离着印度欧洲和美国都太远，过往的事情都似乎飘在空中，对我们有点隔靴搔痒。不过没有这门课，我们也许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从此至少知道水有多深。我跟先生还有一次隔世交谈的机会，那就是外来词。我在《汉语外来词》中评论过先生的《汉语外来语词典》，确有些不敬，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补4）*** 几乎谁都没想到叶蜚声先生会被母校派到澳门东亚大学去支教，而且以后又听说担任了东亚大学中文系主任。谁也更没想到，老叶会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我们都知道他从未担任过什么领导，以他的随和与厚道，怎么能领导起一个亟待发展的系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老叶真的以全副力量忘我地去拼这份工作，连鸡毛蒜皮都亲力亲为，以致劳累过度，回母校不久便倒下了，再也不能起来跟朋友切磋学问，侃侃大山了。老天真是不公！ 我记得，在此之前武彦选已经因心脏病去世。武彦选老师好像也是研究生留校，是不是跟老叶同一届，记不清了。老武很随和纯朴，喜欢穿一双老式布鞋，不爱张扬。我们认识，但没有什么机会在一起讨教学术。但他这来自农村的形象，我却始终不能忘怀。 ***（补5）*** 徐通锵先生长我六岁，当然是我的学长。我入北大的时候，好像他也刚毕业。我一直以为他那时正在做高名凯先生的研究生，却不料，他已经是高先生的助教。那时候辅导我们的是石安石先生，如果早知道他当年也担任此职，那就把“徐先生”或“徐老师”叫到今天了。当然，从学问上看，他也确实可以当此一名。 我和通锵兄是在不言不语间认识的。55年那会儿是五年制学生的第一次招生，学生多，可阅览室的座位少，基础建设没跟上。于是学生们就流行抢占座位的把戏，早早儿地把书包放在座位上，然后再回食堂去吃饭。我几次见到通锵都是在文史楼四楼的阅览室，有时很巧，两个人就坐在斜对面，知道是一个系的，但不知道彼此姓甚名谁，几乎就没有打过招呼。冬天的时候他总披着件老棉袄。有时他不在，偷瞥一眼书不但厚，有的是外文原版，旁边常放着一个饭盒。有时他回去吃晚饭，就把书本放在桌上，省得回来以后找不到座儿。只要我去阅览室，几乎总能见到他。我由此推想，他是个三点一直线的“研究生”，宿舍——图书阅览室——食堂。那时我就很佩服他，能做“研究生”，以后又是高先生的助教，在我这个初入门的学生看来，这些帽子已觉得高不可攀。而他的勤勉与艰苦，更在这佩服之上添加了某种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认识的起点。而他学问的基础大概也就是从文史楼苦读筑成的。 真正跟徐通锵先生熟悉，那是我毕业以后，而且跟叶蜚声先生有关。徐、叶二位同是一个教研室，又是当时理论最新的教材《语言学导论》的共同作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就非同一般。通锵是叶家的座上常客，随便一如自家屋中。因为我常去叶先生家，在叶先生那里又时常常可以见到通锵，再加上一些学术会议，我和通锵兄才慢慢熟悉。在我印象中，通锵总是穿着落后于时代的服装，一进门，那一脸的笑容，在一副旧式眼睛之下，显得真诚随和而有趣，一口宁波底层的普通话，颇有点特色，可也立刻冲垮了许多门槛。有一次，通锵先来老叶家，我也正好在座，不久王理嘉先生来了，见着通锵就“老头、老头”地称呼。那时我很奇怪，还以为听错了。后来才知道确有这一雅号。由此可知，他为人的随和，以及在同事中的人缘。但是，我们的交往还是不多的，原因可能是我所弄的现代汉语跟他研究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总有些距离，没有真切感到求教的需要吧。现在想来，真有些后悔，错失了学和问的机会。 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次，吕必松先生主办了一个十人左右的小型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地点是在小小的清华园饭店，谈80年代的现代汉语研究。通锵和我都是在邀。在那次会上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发言，提出汉语是语义型的语法。一下子把不少人都打晕了：你这是说什么呀？是不是在讲外行话？具体论据到底是什么？站得住站不住？当时很多在座的同道似乎对此都有所保留，而他似乎也没有说得很清楚。至少我就是这么想的。说实在，在我们这些搞现代汉语语法的人看来，通锵只是客串，不必认真。没想到，一两年之后，他就明确以“字本位”命名发表了陈述更为清楚的论文，引起了一片轰动。许多人纷纷表示反对，而当时我对此也曾表示不甚赞同，觉得汉语中语素是的确重要，但何必把原本是文字单位的“字”扯进来。对他这个理论的认识，还是到了国外。 说来话长，80年代正是文化语言学的高潮，很多人都从词汇和语法角度去论述。我当时却总觉得这些角度太传统，应该发掘一下词汇和语法背后的东西。那背后是什么呢？在经过多年语法教学之后，传统的英语语法学习必须先从语音学习开始这一习惯做法某一天突然触动了我，启发了我：印欧语的语法因为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所以必须从语音开始，那汉语呢？是不是也该如此？于是我从汉语语音的文化性开始入手，越思考越觉得语音的重要性。几年以后，我终于理出了头绪，也终于大着胆子提出这样的观点：“语言中最有关键意义的是音节构造，在汉语中尤其是音节的声调。音节构造是整个语言文化的生长点。”“……汉语的孤立特点或非形态特点的根源或许可以归结为区别意义的声韵调音节结构。”“也许可以说，汉语的音节、汉语的声调在语言文化中是最具有意义的。汉语汉字在形式上甚至是可以说是一种声调文化及其衍生。（具有声调的音节）是汉语的‘根’。”（《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载《世界汉语教学》1992年4期）这个思想诞生于国内，这篇文章也是我赴日本任教之前完成的。我至今后悔，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想法跟“字本位”是相通的，怎么没想到去向通锵请教，跟他长谈？那时候只是满脑子的想着“文化”一词，没有更多地联系语法和周围同行的相关观点，从而错失了及时深化的机会。可见，还是在理论修养上与他有不小的距离。 1992年秋，我赴日本任教，远离漩涡中心，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看法。由于我的原点和通锵的原点几乎同一，又由于我正在思考汉语内部的相关性，因此就容易体认到字本位理论的价值，虽然我至今并不同意“字本位”的提法。就在20世纪即将告别的时候，我在一篇回顾百年语法研究的文章（发表于香港）中把“字本位”理论作为20世纪中国学者的一大创造。这个观点大概很冒犯了一些人，可是，我觉得公正地而不功利地评价被传统或多数所忽视的一切，这应该是我们在汉语学评论上应有的责任。如果通锵敢于冒大不韪、敢于为天下先，我为他说几句公道话又算得了什么！随便别人说去吧！ 前年，我在人民大学做了一次关于汉语内部相关性的报告，这个报告其是跟通锵的理论有许多很接近，但又很不相同。在回答提问时，我明确地表明：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我最佩服的有两位，一位是我的老师朱德熙先生，他开创了词组本位的学说，这个学说在他的周严逻辑下，把汉语的特点发掘并组织得让人叹为观止；另一位就是通锵。因为他提出的“字本位”学说实际上提出了两个根本，一是作为三个交汇点单位的字，一是话题结构，这从根本上打乱了几乎凝固了的汉语语法学框架，开始了从汉语自身构建汉语语法学的另一进程。这个思想不但承续了赵元任，其实也承续了高名凯，但是在更耐人寻味的项目下融合并推进了。这个理论离开汉语实际面目应该是越来越近了。当然，我得承认，我们在一些具体方面还是有本质差异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敬佩与评价。 1998年，在日本的一些中国学者共同发起创办《现代中国语研究》杂志，公推我主持并筹备创刊。为此，我给通锵去信，请他担任特约编委为我们审稿，并为创刊号约稿。可惜他因为忙而没有成功。这之后我们就一直各忙各的，没有太多接触。 去秋，潘文国兄来信为他所主持的一个项目和一份刊物约稿，也就顺便谈到了字本位，谈到了我对这个理论的看法。大概就是文国的“通风报信”，9月28日我突然接到通锵兄给我发来的一封电邮。在信中他跟我谈到了他正在主编的一套“字本位”丛书，在列举了已经出版或敲定的一些书目后，推心置腹地说：“字本位理论的提出已有若干年，但影响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大家觉得原因之一是理论讨论得多，而解决实际问题少。”他很希望有人来弥补这个缺憾。我知道，他很希望我也参与此事，并能够在理论上有所推进。这封伊妹儿还特地附了一个附件，把他为丛书写的题为《“字本位”和语言研究》的总序发给我，让我看看。这就是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6期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在日本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我所主持的杂志《现代中国语研究》也希望能约请通锵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但是非常可惜，我这个愿望刚刚在信中跟他谈及，他就住院了。 我在那几次的通信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多年来研究汉语后对汉语的认识：“经过我这几年对汉语和语言学理论探讨和思考，我突然发现，现在和我最接近的理论就是您的理论。我主张没有汉语和汉语言学的个性就没有语言和语言学的共性，现在的一些理论都是建基于西方语言的，而那种认为一种语言就可以包打天下共性的认识，我是不能苟同的。”我认为“话题结构是汉语的基础结构，我还认为汉语的音节特点是汉语的一个核心。最近我的课题基本上也集中在这个方面。”这些观点与“字本位”很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我还说：“我很佩服您在重重反对声中的傲然独立。这使我想起了高名凯先生，高先生的许多论断其实大体是正确的。”通锵在10月4日给我回了信，他看到“对外汉语教学现在是热门，但理论、方法没有什么创新”，显然他对此很感忧虑，他很希望这方面有经验的人“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他还针对我信中所说的“音节是汉语的核心”这一观点说：“至于“字本位”的提法是否恰当，这可以讨论。音节在汉语中有重要的地位，我也是通过音节才找到“字”的，因为音节只有音，无法成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这番话让人感到一种豁达宽容，这表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气度。这封信离开他躺到住院已经不远，可是他心中依然装着11月份的丛书编委会会议，放不下他的事业。我想回北京时再与他长谈，可没有等我来得及去拜访，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几天以后，他就住院了。11月25日，一颗亮星在中国的天空突然陨落。我渴望与他当面长谈，然而却再也不可能了，从此成为了我永远的遗憾！ 通锵的苦读，苦思，苦研，他毅然决然的变革，永远的探求而无止境，以及他的朴实真诚与豁达随和，都证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历史上永记而很难再现的学者。历史将证明他的志向，证明他的学说的价值。 我曾撰下面八句七言，虽不入律，也可以此悼念之： 南腔北调论短长，字有来历创新念，一心语学探共通，鸭儿字儿成铿锵； 苦索真蒂为公益，独立寒秋志愈坚，老来变法承先志，放眼环宇一潮向。 2011-11-1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