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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禁城“图像”中行走，在行走中解读，在行走中领悟 对紫禁城的理性解读与感性领悟的最大特征，是以实体为对象、为中介，以可视的可走进去的“图像”为对象、为中介。走进紫禁城，即走进紫禁城图像之中。在“图像”中行走，在行走中解读，在行走中领悟。规模无比宏大的迷宫般的紫禁城形成的多维的、连绵铺排的紫禁城图像，及其相应的既十分明确又非常复杂丰富的信息，足以使活动在图像中的任何人成为一个移动的“图像分子”，成为被图像化了的一个“图像”，被符号化了的一个“符号”。包括皇帝时代主宰紫禁城的皇帝本人。如皇帝的登基、早朝、经筵，皇帝的坐姿站态，皇帝的行走路线，统统是被紫禁城空间严格限定了的。对臣子与奴仆的限定就更不必说了。可以说，紫禁城图像是使皇帝成为皇帝、奴才成为奴才、臣民成为臣民的坚固牢笼。虽然皇宫的功能早已消逝，现在的人们可以以主人公的姿态，以作为主体的审视者身份行走在紫禁城图像中，但仍然需要警惕紫禁城图像的隐性绑架。因为时世虽然大变，但曾经弥漫着帝制文化、皇权文化的那个实体没有任何改变；曾经发散着固化帝制、固化皇权的强大而奇异的“气场”力量的那个真实的空间仍然原样存在。这也是我反复强调的行走在紫禁城“图像”中者，必须自觉坚守现代理念理性的理由。不只是成百万上千万的参观者，还包括紫禁城这类遗产的保护者、管理者、传播者，后者尤其重要。 一方面存在紫禁城图像对于“我”的绑架与俘虏，即对“我”的负面影响与改造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对紫禁城图像的解读与感悟中，“我”对于紫禁城图像的选择、置换与再造的空间无限宽广。一切基于紫禁城建成之后，特别是紫禁城成为现在的人们视野中的图像之后产生的多义性。因为紫禁城既是一个实体，也是一个象征体，更是一个成为图像之后能够激发无限想象的空间。紫禁城的建造理念，几百年来的实际使用，尤其是近百年的功能转换，使得这一形态未改的建筑群实体，在图像意义上一直处于“生长”状态。由建造理念决定，建造之时就赋予建筑本体明显的、隐含的、象征的多重意义，在后来的使用与转换中，更“生发”出真实的、虚拟的、视觉的、心理的、潜在的多重图像，也就是说，紫禁城图像是一个动态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随时间而继续。紫禁城建造者的初衷，紫禁城“需要”的、“想要”的理解，与后人的理解，与今人的理解，与可能的解读，永远不可能对等。所以，理解的过程，解读的过程，即创造的过程。紫禁城是看的，不是读的。但看也是读。要让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看，深化为认真的解读。读属于帝王的紫禁城之图，读属于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的紫禁城之图。当以自己的眼睛与心灵把紫禁城作为完整的或分解的图像来读的时候，事实上观者已进入重构的创造状态。对象已不再是建筑客体而成为参观者的主体创造了。 紫禁城之美，属于它的创造者，更属于近600年来所有见到和想到它的人们 紫禁城是皇帝为皇帝而建造的，然而，中国的皇权制度一去不复返了，建造紫禁城的实际目的与使用功能一去不复返了，谁也不会再去建造一座紫禁城了，紫禁城的原创意图就此终结。紫禁城并不是在建筑美学指导下设计建构，但由于文化的原因，作为“主产品”的意义与作用虽然随风而逝，而作为“附产品”的如紫禁城图像的美学价值、美学意义等反倒可能成为永恒。所以，我所关注的和集中讨论的，就是紫禁城的“图像”之美。 紫禁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皇权宗法礼教、中国古老哲学诗学的形体化、格式化、标准化、图像化，因而成为东方古代建筑的集大成之作，紫禁城建筑留给人们的是无与伦比的东方建筑之美。紫禁城之美体现在紫禁城的选址、规划、布局、结构、造型、着色中，体现在紫禁城的高低错落、疏密协调、宽窄相间、空间节奏、光影变幻中，体现在紫禁城整体的统一、完备、端庄和变化差异中的对应、和谐、均衡、灵动中。一句话：紫禁城整体的浪漫想像与细节的灵感闪烁，镶嵌在高远、博大、深厚、精致的文化背景上。紫禁城就这样凝结为经典图像。这样的经典图像经得起历史的筛选淘汰，经得起历史的挑剔，经得起现在与未来的想象——不论是它的整体，还是它的局部，甚至那些最细枝末节之处，最不为人们注意的角角落落。既凝固又变幻的紫禁城图像属于它的创造者，属于近600年来所有见到和想到它的人们，更属于今天和今后见到和想到它的每个人的眼睛和心灵。不只是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人们，也不只是从事造型艺术、工艺美术的人们，所有从事艺术创造、艺术设计的人们，都能够随时随地地从宏大壮美的紫禁城汲取艺术创造的灵感；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属于自己的眼睛和心灵，都能从紫禁城图像中，直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呈现方式和东方建筑美学的强烈感染与无限启迪。 （作者：李文儒，系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