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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瞿溪老屋：十二年童年生活 琦君在《乡思》一文的开头就写道：“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昨夜梦魂又飞归故里……” 空间的隔绝，时代的断裂，故乡的一切成了琦君精神的原乡——那是一个人的底气，琦君借助文字让它慢慢地释放出来，又慢慢地凝聚，赋予她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构另一个家园的力量。《家乡味》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生活上尽管早已适应，而心情上又何曾忘怀于故乡的一事一物。”写“阿荣伯”，开头就写道：“直到现在，他那慈爱恳切而坚定的音容，常常是我寂寞时的安慰，困难中的启示。” 琦君近五十年的写作时光里几乎写尽了故乡人和事。乡思驱动回忆，点点滴滴地写，一步一步逆流而上，亲近故乡。也正是这样的书写让琦君在台湾获得了认同感，继而再次获得生活的定力。 琦君在一些文章里常常用一陈述句来指认自己的故乡——“我的故乡，是浙江永嘉县的瞿溪乡。” 瞿溪又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瞿溪与泽雅一山之隔，是一个山区与平原接壤点上的小镇，最迟在晋时已有文明的聚落，谢灵运曾有诗《过瞿溪山饭僧》。山在瞿溪的西南、西北面。山的后面还是山。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就居住着世世代代以手工做纸营生的泽雅纸农。旧日，纸农翻山越岭挑着屏纸到瞿溪街上销售。明朝，朝廷在瞿溪还设有纸局。 瞿溪的东南、东北面是广阔的田垟河汊。肥沃的土壤给瞿溪带来生活的丰泽和水运的便利。泽雅屏纸就从水路走出去，到温州市区的码头装船，再运往全国各地。而运到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屏纸，再转运到香港、新加坡、澳门等地。上海有一条路以“瞿溪”命名。琦君在《纸的怀念》中还写道：“我们的小镇瞿溪乡，都上了中小学地理课本。”“一纸上市，百业俱荣。”旧日瞿溪是一个因纸闻名、因纸繁荣的浙南商贸名镇。 而那一张手工纸从“山头”到“乡下”再到“城底”，而后漂洋过海，恰似琦君的生命历程——从泽雅到瞿溪，再到杭州、上海大城市，而后离原生地千万里之遥。人和物的命运何其相似。 琦君的亲生父母亡故后，伯父潘鉴宗和伯母叶梦兰，这两位有着“天高地厚”养育之恩的“父亲”和“母亲”，给予琦君生命长成的丰厚土壤。 琦君在瞿溪度过十二年的童年生活。“我家的老屋建筑，在乡里是最大最气派的。”(《纸的怀念》)“看戏”“迎神”“划龙舟”……镇上丰富的民俗活动和潘宅里发生的事，成了琦君笔管里写不尽用不完的活水，流淌成一条河——一条倒淌的河，载动琦君半个世纪的乡愁。 潘宅旧址在今天的瞿溪街道崇文路36号——现在是三溪中学校址所在。在门卫处登记了身份证进入校园，琦君笔下的花厅、橘园、听雨轩、回廊……尽数已有了现世的替身，好像一出戏，戏文变了，背景换了，演员也换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旧物遗存——校园内还保留着一幢潘宅的主体建筑，像一座旧台基，现已改建为“琦君文学馆”。这真是最好的归宿了。 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歇山顶的二层楼房。前立面为中式亭台楼阁式建筑，左右和后立面仿造西班牙建筑风格，外墙以灰砖勾缝，二层均有走马回廊，二层前廊设中式美人靠，其他均用西式券顶和护栏。内部采用传统形式，中间为厅堂，左右为起居室。旧日主人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养心寄庐。 养心寄庐：父亲身边的人文场 一堵一人多高覆着小青瓦的白粉墙，似一脉波纹柔和温婉地向两边漾去圈住“养心寄庐”。水墨般低调，是陶潜归来的疏淡之风。当年主人的心思全在“养心寄庐”这四个字里了。这里介绍一下琦君的父亲。 潘鉴宗，名国纲（1882至1938年），号鉴园，出生于泽雅庙后（后迁居瞿溪）。父母早丧，由祖父母抚养成人。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秀才，次年入福建武备学堂，与李济深同窗学友。光绪丙午（1906年）入保定北洋陆军学堂，与蒋介石校友。辛亥武昌起义返浙任事，充浙府官员、革命军一等参谋。民国辛亥（1911年）五月复入改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民国癸丑（1913年）春毕业后，出任浙军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兼第六师参谋长（后改称第一师）。民国甲寅（1914年）冬奉派日本考察军政，因洪宪之变，于次年归国任浙军第二师四旅少将旅长。民国戊午（1918年）闽之战援闽，升任第一师师长晋升中将。民国癸亥（1923年）退出军旅。民国甲子（1924年）段祺瑞执政，应召赴京加上将衔虚为执政府“参议”。民国丙寅（1926年），从北京返回温州，次年迁居杭州。 潘鉴宗退出政坛后笃学儒行，热心公益，发起温州旅杭同乡会，历任第一、二、三届会长，出资购置同乡会办公会馆，创办庙后小学和瓯海医院，修复景德寺，资助光绪《永嘉县志》补修本等，为家乡纸农挑纸方便，修建瞿溪至林垟、庙后、藤桥等地的多条山路，多座石板桥和路亭。抗日战争爆发，回故里瞿溪避乱，谢客养病。1938年7月病逝，享寿五十七岁。 琦君念中学时，跟父亲说起在看到历史课本上父亲的名字时，潘鉴宗叹了一口气，调侃似的说：“这实在是一生恨事，幸得在整个的一段战争史上，我究竟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父亲》）潘鉴宗的见地可见一斑。 琦君的父亲在故里养病期间，还每日教诲琦君必须要背诵《论孟》《传习录》《日知录》等书，嘱咐琦君为人为学是一贯的道理，而端品励行尤重于学业。琦君在《父亲》一文中写到父亲对她的影响：“父亲的教诲，使我于后来多年的流离颠沛中，总像有一股力量在支撑我，不至颠仆。” 而琦君的父亲与夏承焘、许淑玑、刘景晨诸多文人名士交往，在琦君身边形成一个优质的人文气场，他们参与了琦君的成长，无形中把各自的一些特质融进了琦君的生命，同时在琦君的生命里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燕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许淑玑是琦君如愿进入杭州弘道女中读书的说客。“许伯伯”想了一个理由：“一个新式的大家闺秀，一定要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弹一手漂亮的钢琴。这所弘道女子中学是教会学校，非常重视英文与音乐教育。”父亲听了居然同意了。这命运的转折就如琦君所说：“一个只会背‘之乎者也’的小老太婆，成为一个要学ABCD的女学生，在我的心灵上，犹如从地狱升入天堂。” 《春雪·梅花》里的“刘景晨伯伯”，字贞晦，号冠三、梅隐、梅屋先生等，早年就读于京师学堂，善诗文书画金石，绘画尤长于画梅。他经常来琦君家小住，到了冬天下雪，就与琦君的父亲在家中温酒，对着一窗寒梅吟诗唱和。而一旁的琦君“看他们两位老友一唱一和的快乐，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意兴也浓起来了。”琦君爱吟咏梅花，作品中多处写到梅花意象，那篇文风飘逸高洁的小说《梅花的踪迹》，以及在西湖边寻找“一生知己是梅花”的心境，跟这位爱作诗画梅的长辈从小的熏陶不无关系吧！ 而琦君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完全是遵从父亲之命，要女儿追随自己一生心仪的青年学者和词人。这位青年学者就是琦君父亲的好友——一代词宗夏承焘，他是琦君生命里的恩师。琦君在第一本书《琴心》的代序《吾师》中写道：“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一位终身钦仰的夏老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 在《三十年点滴念师恩》又道：“自己大学四年，得恩师耳提面命的亲炙，而获益无穷。” 夏承焘写给琦君的格言是：“时时体验人情，观察物态，对人要有佛家怜悯心肠，不得着一分憎恨”。夏承焘先生于琦君的影响之深见文已明然。 父亲及其身边的友人，他们的思想行藏和人文品格影响了琦君人格养成。1949年1月，潘家“一门女流”，面对潘鉴宗一生珍爱的遗书，琦君的庶母主张运往上海卖掉，而琦君力主捐公，与恩师夏承焘商议，把杭州四千余册藏书全部捐给了浙大图书馆，又写信给瞿溪的叔叔，交代把老家的五千余册藏书捐赠给永嘉籀园图书馆（现今的温州图书馆）。琦君此“豪举义举”（夏承焘语）可谓是秉承其父之行止。 琦君的父亲潘鉴宗就在这座“养心寄庐”里去世。屋旁那株“父亲”亲手栽下的玉兰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树比人长久，守着老屋。 走进月洞门，是一方庭院。两棵金桂分植左右，繁茂的枝叶几乎遮蔽了整个庭院的天空，但还是善解人意地留出一条石板路方便行走。风送桂香阵阵。“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桂花雨》）一个矮矮胖胖的小女孩从桂树下跑出来。“摇花乐”的小女孩就是“小春”。 养育小春长大的母亲，是一个宅心仁厚又兰心蕙质的旧式女性，在功成名就的丈夫面前，隐忍退让，吃斋念佛，化解人心的痛苦。她遵循着传统的时序，有条不紊地转动着潘宅这个大家族的日常，给了小春一个中国传统的老底子，特别是母爱。 母亲睡前给小春念《孩儿经》《月光经》《心经》；桂花成熟时，摇下桂花，先供佛，而后送邻居做桂花茶、桂花卤、桂花糕；玉兰花开的时候摘了满篮子叫小春分送邻居；端午包种类很多的粽子，还会为乞丐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八月十五除了做团圆饼，还会在屋檐下挂月光饼祭拜月神；一边纳鞋底织带子陪着小春读书……这个老底子像一个摇篮，温润着小春的心灵，摇着小春憨憨地成长。母亲的老底子，成了琦君的生命底子，以及日后的文字底子。 潘宅古雅的亭台楼阁和奇花异草在阳光下也会投下浓重的阴影，曲径通幽处也有阴暗潮湿的地带，嘎吱作响的门扉也似一声声沉重的叹息。这些也都映涵在小春童稚的眼睛里。 花枝招展的二姨娘进门，母亲躲起来哭；母亲绣的梅花手帕被父亲退回来后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的凄苦；哥哥在北平去世时，一家人悲泣；父亲去世时，母亲的镇定比哭更让人悲切…… 1941年11月，琦君的母亲叶梦兰病重。此时，海路封锁，琦君取道陆路，历经二十一天的风餐露宿赶回瞿溪家乡时，母亲的灵柩已停在橘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