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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第一意象毫无疑问是空间，因此自然而然，人们不会满足于对城市的社会学研究路径，更不会醉心于芒福德式的社会哲理式分析。就像兰帕德在1961年指出的那样，城市史不只有城市问题，还有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城市化反映了城市动态发展的过程，涉及城市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进程。城市化的关键元素是结构变化，包括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市政结构、空间结构等，故而，对城市化的探究就涉及到发展“模式”问题——一定区域内城市的规模、功能、城乡关系和空间结构的规律性。有趣的是，说到区域，还是要回到芒福德及其导师格迪斯的时代。格迪斯在其所著《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 1915）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城市的“区域观”。芒福德则是1923年成立的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区域主义”在美国得到推行和实践。对中文世界影响较大的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G. W. Skinner）编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我国美国城市史专家王旭教授在早年主译此书，并编入施氏其他重要论文，以《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为题翻译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施坚雅吸收了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学说”，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他详细地考察了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的进程，指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尚未形成全国一体化的城市体系，而分别出现几个区域的区域性体系。每个体系与其毗邻的体系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且每个体系内城市所影响的腹地往往是部分重叠的。据此，施坚雅教授提出了中国城市的“规模等级”，通过计量分析，提出中华帝国晚期八个区域城市规划等级系统的分布，它们组成区域等级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结构有其中心，施氏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城市一般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商业活动中心，一个是政治和行政中心。施坚雅的这一理念被冠之以“施坚雅模式”，多被城市史和区域经济史研究者奉为圭臬。顺便一提，王旭教授所著《美国城市发展模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及其翻译的美国城市史学家卡尔·艾博特（Cart Abbott）所著《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The Metropolitan Frontier: Cities in the Modern American West,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也都是讨论城市发展模式的专著，可资参考。 城市史的写作从早期出现的“城市志”、“城市传记”开始，到城市史学的产生，再到城市史学的转向（比如文化转向），其本身的历史过程就很值得探讨。这一进程反映了城市史的知识谱系和文化认知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现象。而到后来所谓城市史脱胎于社会学，城市史学的研究一直在城市史及其问题的研究取向和城市化的研究路径之间久久徘徊。我也读到过将二者融合进行研究的著作，比如梁茂信教授所著《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既探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变革问题，也关切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再到后来读到孙群郎教授所著《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和侯深在其英文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著作《城市自然化》（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一个是“城市郊区化”，一个是“城市自然化”，可见中国学者在城市史的讨论中不仅领域在拓宽，而且也如美国学者笔下的城市史学演变那样，注重历史过程叙事，且逐渐浸淫浓浓的人文情怀。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对这些著作做详细的论说，容待另文评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