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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称谓五花八门，其中“道人”尤其耐人寻味。利玛窦1595年春出韶州时，给自己所起西文称谓是“predicatore litterato”，直译为“有文化的传道人”，而据德礼贤的研究，其中文名称为“道人”，“道人”与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学界流行的利玛窦出韶州后由和尚变为“儒士”之说，提出强烈的挑战。 纵观利玛窦研究资料汇释的历史，开山之作当为意大利耶稣会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1860—1956）所编《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Macerata：F. Giorgetti， 1911—1913）。 上个世纪之初，为了纪念利玛窦逝世300周年，汾屠立在欧洲档案馆发现了利玛窦晚年回忆录手稿，以及利玛窦书信和同时代耶稣会士的相关书信，进而编辑出版了《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这部名著分为二卷，第一卷题为《中国札记》（I commentarj della Cina），即利玛窦晚年回忆录手稿，原题为《耶稣会和基督教进入中国》（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从而取代了之前流行于世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拉丁文改编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第二卷为《中国书信》（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收录了利玛窦以及同时代耶稣会士的书信，其中利玛窦书信54通。但是，汾屠立本人不懂中文，虽然得到一位法国汉学家的帮助，但利玛窦著述中的中国人名、地名等无法甄别，书中多数内容也未加考证。 汾屠立深知其书缺陷，故力请正在中国的另一耶稣会士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1890—1963）返回意大利，继续深入利玛窦研究。德礼贤于1934年从上海返回罗马，经过十年的钻研，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对利玛窦晚年回忆录的注释，并题为《基督教入华史》（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Roma：Libreria dello Stato，1942—1949）。该书共有三卷，前两卷为利玛窦晚年回忆录全文以及注释，第三卷则为附录与索引。德礼贤给利玛窦晚年回忆录编号为NN. 1—1000；另外的编号则是：NN. 1001—2000为利玛窦书信，NN. 2001—3000为同时代耶稣会士的书信，NN. 3001—4000为年信之类的文件，NN. 4001—5000则为其余各种杂件。换言之，这三卷本是德礼贤庞大研究计划的五分之一，而德礼贤给这个计划命名《利玛窦资料：有关利玛窦以及欧洲与中国早期关系的原始文件（1579—1615）》（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尽管德礼贤没有完成后面四个部分的汇释，但第一部分的三卷本已经引起学界的轰动，该书充分利用了在罗马以及欧洲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档案材料，加上他从中国带回的地方志和文集等，甄别出利玛窦著述中多数中文人名和地名，并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精密的考证，学界誉之为利玛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2017）则是德礼贤《利玛窦资料》之后的一座新的里程碑。汤开建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致力于澳门史、中国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成果卓越。这次汤教授花费4年多的时间，专心收录从明末至清末的有关利玛窦资料，遍寻全球各大图书馆、各种数据库及各地私人藏书而成此巨著。汤著涉及400余种文献，录入资料达630余条之多，总计573页；全书分为《碑传》《序跋》《公牍》《述论》《诗柬》《杂纂》六卷，书末附有《征引文献版本》，全面展示了利玛窦的生平事迹、著述思想以及在中国的深远影响。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的问世，标志着利玛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汤著之前，有两部相关作品值得一提。本世纪初柯拉迪尼（Piero Corradini）主编了新版利玛窦著作集，包括利玛窦晚年回忆录，恢复了利玛窦手稿原名，即《耶稣会和基督教进入中国》（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Macerata：Quaderni Quodlibet，2000），以及《利玛窦书信》（Lettere，1580—1609，Macerata：Quaderni Quodlibet，2001）。出版这部著作的主要动机在于读者要求，因为汾屠立《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以及德礼贤《利玛窦资料》早已绝版。该书在注释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比德礼贤有所退步，故学术意义不大。与此同时，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实为利玛窦中文著作汇编的开山之作，但它并非利玛窦著作的全部，其中缺少《几何原本》正文，而且版本选择欠精，注释亦简，故需要改进。因此，这两部著作虽然比较重要，但并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笔者将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 称为利玛窦研究的新的里程碑，理由在于其“汇”周全且其“释”精当。下面试从“汇”与“释”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汇”即文献汇编。如果说德礼贤试图将利玛窦研究的西文资料网罗殆尽，汤开建则试图将有关中文资料一网打尽。在某种意义上，汤开建收集资料的难度大于德礼贤，因为西文资料大多为档案材料，相对集中，而中文资料则非常分散，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汤开建不遗余力，四面撒网，八方搜罗，近乎“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汤著中，可见不少罕见的资料，如刘承范《利玛传》，徐时进《鸠兹集》，王同轨《耳谈类增》，利玛窦、徐光启《开成纪要》，周献臣《莺林外编》，朱怀吴《昭代纪略》，魏矩斌《药房偶记》，应撝谦《天主论》，刘凝《天学集解》等。不但如此，汤著中还收集了西方档案馆的一些罕见资料，如江为标《为幸逢至圣首出六经大显真诠中西咸仰指示事疏》，胤褆、张常住《奏西洋人赫宣、施体仁事》等，均为首次公诸于世。在11月7日上海图书馆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除《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之外，汤开建还发给与会者一张附页，正反两面。正面为《碑传第一》补遗，收录了清代静乐居士《大西修士行略纂》，存于方豪私藏的海内孤本，方豪去世后，将其捐给台湾政治大学，并由台湾有友人拍摄照片寄赠。反面为《序跋第二》补遗，收录了明代郑怀魁《大西方杂语序》和《浑盖通宪图说序》，存于《葵圃存集》，现仅存于日本尊经阁文库，由日本友人寄赠。据介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汤开建几易其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极其耐心地不断更新；但在该书终于定稿后，汤开建又发现了这些新材料，最后只能以附页的形式出现。这个有趣的插曲，一方面反映了汤开建“一个也不能少”的决心，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也许还有个别资料沉睡在某个档案馆或图书馆的角落，等待人们去发现。据说汤开建已经对他的学生发出悬赏令：发现新材料者将得到丰厚的奖励。但愿有人能够成为“重赏之下”那位幸运的“勇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