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的影像语言依然具有柳云龙谍战剧的特点，缓慢、沉静、执着，特写镜头与略微仰拍的镜头偏多。
    
    罗海琼饰演潜伏在共产党多年的特务韩冰。
    谍战剧 《风筝》 刚播出时，观众对它的关注更多来自于柳云龙的回归。但随着剧情的深入，该剧对于谍战剧在思想高度和艺术类型上的表现与探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今天，在该剧收官之际，我们可以说，这一只永不断线的风筝，链接了我们对英雄的向往。
    一一一编者
    柳云龙归来，《风筝》 热播，谍战剧再掀收视热潮。观众们绞尽脑汁猜测谁是影子，并惊叹于“郑耀先/鬼子六/周志乾”那复杂曲折、惊险壮阔又苦难多舛的人生。从《暗算》 《血色迷雾》 《告密者》 到《风筝》，被誉为“谍战剧教父”的柳云龙在荧屏勾画出了一条牵动中国电视剧观众的谍战曲线。而 《风筝》，因其对信仰的动人刻画，对谍战剧的创新探索，势必成为这一曲线中值得讨论的高点。
    信仰有光芒，升腾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峰值
    《风筝》 分明在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人性和情感纠合之上，那不可混杂和抹杀的，依然是无比深沉的信仰。这信仰，造就了屏幕上的英雄，升腾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峰值。
    谍战剧的精神和价值基点，无一例外建立在忠诚和信仰的基础之上。《风筝》 自然也不例外。但这一次，柳云龙对信仰的刻画，让人物走出了一条异常坎坷，却让理想光芒四射的道路。
    谍战剧虽然人物关系看似复杂，但核心的冲突反而比较单纯，通常体现在敌我双方的对立中，但 《风筝》 却设定了一个与此不同的极端复杂和多元的冲突情景。身为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18年的高级谍报人员郑耀先(代号“风筝”)，却不得不披着心狠手辣的军统六哥的狼皮，人称“鬼子六”———因为只有“比军统更军统”，才能在敌人的心脏立足。在不断有同志死在鬼子六手上的“事实”面前，不知其身份的我党地下力量反复通缉追杀鬼子六。这样让观众颇为惊奇的反常故事情节，将郑耀先置于三方力量间，并进一步落实在“风筝”和“影子”对垒中。这一次，忠诚和信仰的考验，已经不主要来自敌人，而是自己人，或者说来自历史命运的考验。郑耀先最大的恐惧，不在于生死，而在于死后被永远扣上屠杀同志的“鬼子六”的帽子。《风筝》 要回答的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因而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探求色彩。
    郑耀先在接受潜伏任务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背负上了永世不被组织认可的可能。这就是说，无论做出了多大贡献与牺牲，自己都有可能化为尘埃永埋黄土，且被同志永远误解。这种献祭充满了难以救赎的悲壮。在剧中，柳云龙也通过影像对此进行过呈现。他的单线联系人陆汉卿被中统抓捕入狱，接受严刑拷问之时，陆汉卿低声朗诵毛泽东的 《为人民服务》：“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为革命事业而死，这是陆汉卿，也是郑耀先精神力量的源泉。当陆汉卿被捆绑在木桩上，头顶背后旋转风扇所投射的亮光，恰如一道光环。神圣的信仰，充分激发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在军统的监狱中，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以这神圣和悲壮，阐释了为何常理中没有人能承受的酷刑，在他们身上却失效了的原因。
    当大姐的出现让失去了联系人的郑耀先终于可以让组织知道自己是谁时，他哭了，哭得像个孩子一样。潜伏的生涯，让他承受了心理上巨大的痛苦与难被理解的折磨。然而哭过之后，他主动选择继续顶着不明不白的身份为党和人民服务，去挖出潜伏在我党内部的国民党间谍“影子”。
    郑耀先的大部分人生无时不处在生死的危境中，且要面对错综交叉的真假情感。他的三段感情，程真儿、林桃和韩冰，也都混杂着难以绝然分割的交叉。程真儿两情相悦，但却难以公开；林桃爱得彻底，可却绝非同志；韩冰同病相怜，然而却是他一生之敌。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江万朝、延娥、宫庶、孝安，与鬼子六有杀父之仇却又照顾仇人之女的高君宝，尤其是与“风筝”一样坚定但奉献却不知何为的“影子”等人身上。《风筝》充分展现且张扬了作为情报人员这一特殊职业和群体的复杂交错和难以言说的人性世界。“我是谁”的问题不仅是郑耀先的终生难题，也是所有情报人员共同的难题。
    但如果仅仅如此，该剧则不免会滑向历史虚无主义和相对论的泥潭。《风筝》分明在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人性和情感纠合之上，那不可混杂和抹杀的，依然是无比深沉的信仰!正如该剧主题曲所吟唱的那样，“红色的梦，白色的夜……两个世界不能跨越”。这信仰，造就了屏幕上的英雄，升腾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峰值。也许，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和体会这种信仰的力量，但《风筝》对信仰的推崇却仍然链接了世俗对英雄的向往，带给这个群体中大多平凡的个人以超越性的怀想。
    在该剧的结尾，历经磨难生死垂危的郑耀先来到北京。生命的最后关头，郑耀先想要看一次升旗。当国歌响起，红旗飘扬的时候，躺在救护车病床上的郑耀先孱弱但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敬礼。这国旗，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象征，但他却从未奢望国旗为他升起抑或降下。此时，他的眼泪默默奔流。这眼泪，饱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但绝非仅为自己而流。它证明了郑耀先心中牺牲和价值的崇高等式：“一个人能有资格为国家牺牲，就是对自身价值的最好证明”。这等式诠释了一个共产党情报人员信仰的纯度和奉献的热忱，让人目眩心动。
    艺术有遗憾，但为谍战剧寻回了应有质地
    这种探索，虽然有效地增强了谍战剧的社会历史厚度，碰触了谍报人员精神世界背后的力量，对谍战剧而言是一种创新的探索，但对于柳云龙来说，这种把握显然有点力不从心。
    《风筝》 播出以来，话题热度不减，但评分却离柳云龙的代表作 《暗算》 仍有一段距离。这种情况，与其艺术创造力和技术表现力的不足有很大关系。
    相比 《暗算》，《风筝》 的故事构造其实比较冒险。柳云龙的谍战剧，向来并不以场面和行动化的情节取胜，而在于敌我双方智慧的对垒，习惯的是斗智不斗勇，需要依靠情节编织、影像表达和心理能量的不断螺旋积累形成爆点。这种特点，更适合 《暗算》 这样人物、时空和情节都相对集中的故事，在环环相扣的发展中不断形成高强度的情节和情感的双重聚焦，以叙事黑洞吸纳观众的理智与情感，把他们牢牢绑定在自己叙事的轨道上难以离开。《风筝》 的故事，则具有较大历史跨度，从抗战胜利、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形成空间的几次转移，从重庆到延安再回到山城等地。同时，在人物关系的设定上，处于多方力量拉扯中的郑耀先在不同阶段和时空环境中要面对不同的矛盾，这不得不让剧中的戏剧冲突聚焦不断转换，观众的观剧心理也要不断重新对焦。这种探索，虽然有效地增强了谍战剧的社会历史厚度，碰触了谍报人员精神世界背后的力量，对谍战剧而言是一种创新的探索，但对于柳云龙来说，这种把握显然有点力不从心。
    我们看到，在故事开头到延安这两个段落，虽然构建了一些比较强烈的情节高潮点，但始终难以将观众的心理很好地集中到郑耀先身上。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故事情节开始集中到寻找影子身上，情节焦点和人物关系也回归单一，更具有柳云龙谍战剧的气息，给观众的感觉反而就更有吸引力一些了。同时，这种四段时空故事的结构也造成艺术风格上的割裂。从郑耀先的生死潜伏、到寻找影子的斗智斗勇，到英雄人生最后的落幕，“谍战+反特+情感”的组合，本身似乎可以开拓出历史的宽度和人性的深度，但却中断和撕裂了类型集中的力度。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郑耀先无疑是柳云龙想要突出的孤胆英雄。但这种英雄，需要在旗鼓相当的对手的托举之下才能更加凸显。而在该剧中，与风筝交手的人，哪怕是其最大的对手影子，都无法与之对等。尤其是在剧情的前半部分，基本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对风筝造成实质性威胁的对手，就是影子，也在不断通过语言渲染“鬼子六”的恐怖与可怕。这种描写，脱离了具体情节的包裹，显得难以让人信服。郑耀先虽然是故事的内核，但在剧中，却迟迟无法成为情感的内核，也影响了观众的心理共情。另外，《风筝》 塑造的郑耀先是一个极端角色，处于军统、中统等多方力量拉扯之中，风筝和影子两方对垒，各种情感相互交织。这个角色形象，是在以往的谍战剧中所没有的，本应该更加光彩夺目。但遗憾的是，从情节构造来看，因为该剧并没有为这极端的角色创造与之相匹配的极端环境，反而是在历史情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环境和冲突设定，因此也就无法很好地激活这一形象设定的全部精神能量。与之相对，影子这一角色，也没有真正进入郑耀先的故事链中，没有充分发挥其叙事动力的作用，其形象比较单薄，这也就使得剧情后段两人相似却截然相反的人生结局显得并非那么具有让人深入思考的力量。
    在演员对角色人物的刻画上，《风筝》也存在着一定的遗憾。柳云龙的表演，主要特点体现在特定情节中的细小动作和表情，且有某种模式化的倾向，这也可以说是柳氏谍战剧的一种标签。但 《风筝》 的时空跨度和焦点变化，让柳云龙的这种表演丧失掉了情节的依托，倒反而显得有些故弄玄虚的做作了。另外，作为潜伏在我党内部40年的大特务韩冰 (也就是影子) 的扮演者，罗海琼的表演也受到观众大量的吐槽，其外形、声音和表演特质均难以承担这一角色的内涵需要，有些轻飘和装腔作势。反而是两个配角宫庶和马小五，以富有特质的表演和情感表达的鲜明度，给观众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此外，《风筝》 的影像语言依然具有柳云龙谍战剧的特点，缓慢、沉静、执着，特写镜头与略微仰拍的镜头偏多，这些也因为故事情节密度和情感强度的减弱而变得无法与叙事相融无间，特色反而成为一种拖累。蒙太奇的使用上，频繁且无必要的镜头叠化闪回一方面让电视剧的艺术表现力显得较为陈旧和不自信，同时也打断了叙事的节奏，拖慢了情节的进展，影响了悬念感的维持。
    尽管 《风筝》 存在着以上种种问题，但这不妨碍它成为近几年来比较出色的谍战剧作品。该剧对人性之上还有信仰的表达、对情报人员特殊人生和世界观的呈现、对谍战剧情一贯的考究，以及制作的精良，都使得越来越走向偶像化的谍战剧寻回了一些它应该有的质地。而柳云龙通过该剧，也试图为类型化的谍战剧拓展出一些新发展方向，虽然这种探索留有诸多遗憾，但其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
    于此，我们可以说，对于“风筝”以及今后的谍战剧，信仰的线不会断，艺术创造的线不能断。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