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文学创作必须首先解决如何认识脚下的土地这类问题，地域因素与其特定的文化品质，一定会为文学打上与生俱来的烙印。然而，对有作为、有成就的作家来说，文学创作仅有地域特色肯定是不够的，真正的难题在于既立足于地域又超越地域。而超越的关键，首先在时代精神的引领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因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局面，而有所谓“共名”时代与“无名”时代之说，但时代精神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一系列重大主题、建设目标、发展战略作出了高度概括，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新时代精神的新走向。在这样的时代，如果没有时代精神的引领，文学的超越将无从谈起，作家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创作，与历史，与现实、与文学的未来对话，作家的前途、文学的前景，一定十分黯淡。
    “五四”新文学发展到今年，正好是100年。在中国新文学的序列结构里，贵州比较边缘。回顾贵州作家成长的历史，无论是第一代的蹇先艾，第二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那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还是第三代的何士光，都有非常突出的呼应时代精神的自觉意识，所以他们能在主流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反过来，如果只是一味地书写地域、乡土，甚至只是个人情感的自我欣赏和自恋自足，那就会带来很大的局限，不少作家因此被遗忘了。
    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贵州发生了极大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很多地区仍属于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今天，十九大已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冲锋号，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战场之一，贵州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贵州代表团的讲话，对每一位贵州人都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不仅贵州作家，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应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都应当对十九大报告所凝聚的时代精神作出深刻理解，才能实现对地域的超越，才能谱写出新时代文学新的篇章。
    第四代贵州作家中，已经有不少人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最典型的是欧阳黔森的英雄叙事，他写长征、写抗战，写为改变贵州乡村经济作出贡献的“绣娘”，彰显的都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他的小说与影视作品有一个英雄形象的谱系。在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个人化叙事显出了几分贫血、孱弱时，欧阳黔森却在为它注入阳刚、雄浑、崇高，这就是英雄叙事的当代价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多民族书写，需要这样的当代价值。其他还有赵剑平的生态文学，冉正万的历史情怀，王华与肖勤迥异的女性视角与修辞方式，肖江虹、曹永的底层、地域与民族记忆，谢挺、戴冰和梦亦非的文本试验等。
    2017年年初，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同时也为总结近两三年贵州文学创作的成就，推动贵州文学创作走入新时代，省作协发起和组织了评论家、作家面对面交流、对话的大型系列活动，名为“贵州作家进行时”。在对贵州作家近几年作品的阅读中，我们发现了贵州作家的可喜变化，正是得益于时代精神的引领，比如肖勤，她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关注他们的情感，关注他们的成长，这几年的力度更是有所加强。《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写的便是最有“民生”内涵的医改、医保题材，这是在县乡农村最受关注也最敏感的领域。王华从2015年起，也开始写党的县乡基层干部典型，《海雀，海雀》写的是乡村好支书文朝荣，她最近和雷霖合作的《上路》，写的是贵州乡村工业成功的典型“中国吉他第一村”。“上路”是党的基层干部为繁荣地方经济建设的一种“出发”的姿态，无论自己的人生充斥着怎样的酸甜苦辣，都永远保持一种随时出发，迎接任何困难与挑战的姿态，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曹永虽然写了不少乡村的沉重和喘息，但与自己的前辈作家相比，也有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诉求。在曹永深沉的诉说后面，不仅有苦痛压抑的悲怆，更有变革现实的奔突烈火。他所期盼的，是那些被环境、被知识、被财富遗忘的边远村庄，以及被欲望、被权力扭曲的荒漠人性，终将成为历史。
    可以说，从蹇先艾开始，贵州作家在如何超越地域局限，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经验与成功实践。今天，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又为贵州作家的创作指引了新的方向，新时代文学的超越需要时代精神的引领，这是贵州作家的共识。中国作协正在加强对贵州作家和贵州文学评论工作者的关注，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新时代的贵州文学，一定会出现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