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类分与类从：古代生碑记的叙述立场与体类选择
       立生碑的现象，据顾炎武的考证，起源于晋代[3]。广平太守丁邵、右将军唐彬二事，是正史所载“居官而生立碑”的最早事迹。但如果放宽标准，不局限在德政文字，同样关注于纪功文字，那么，生碑的起源，可以上溯至汉代。不管怎样，后代生碑的两个基本功能，一为自上而下的表彰，一为自下而上的感恩，在早期事例中皆有体现，尤以前者为突出。
       自晋以来，生碑记在文类演变中滋生出不少别类，如德政碑、遗爱碑、去思碑、生祠碑等十数种。我们当然可以对每一种文类作精细的考源，但应留意，有些作者在选用德政碑或去思碑的时候，未必明晓它们存在功能指向上的细微差别。反之，如果作家意识到不同的名称指向不同的政治立场，那么，创作上的体类选择，便是他政治思想的某种潜在反映。这是历史学者在德政碑、去思碑研究中较少考虑的，他们更倾向于实在内容的类从，较少关注具体名称的类分之于生碑研究的意义。在他们眼中，重要的是生碑作为一种行为，而非生碑记作为一种文类。文学学者的关注点，有必要放在生碑记的文类属性上，否则便与历史学者无异了。
       首先，我们来看生碑记在书写体制上的特性变化。虽然从颂政的角度来说，德政碑、去思碑、生祠记等并无明显的差别，但从文字所依赖的物质形态的角度来说，德政碑和生祠记有着明显的不同，即仇鹿鸣指出的“纪念碑性”[4]。尽管元明清时代的生碑，已经不像唐代的德政碑那样有巨碑的视觉效果，但无论是巨碑还是普通碑，它们的物质载体，都是作为独立纪念物的石碑（属于路碑的一种），而生祠记虽然也经常被勒石成碑，但这块石碑不是独立的纪念物（属于庙堂碑的一种），只是附属于生祠的一种文字存录方式而已（也可以是卷轴或绘像等形式）。简单地说，德政碑记、去思碑记是一种生碑纪念，而生祠碑记是一种生祠纪念[5]，虽然它们都有物质遗存（碑与祠），但这两种物质遗存的形态及其与文字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德政碑是物质遗存和文字遗存的高度重叠（纪念碑性与书写权力），而生祠碑虽然也有物质遗存，但这种物质和文字的遗存并不具有充分的对等性。至于其他类型的记文、赠序以及由此汇集而成的言行录等，只是士人性质的文字纪念，不依赖于公共空间中的物质遗存，脱离了公众场域的民意，从文类的角度来说，有别于本篇考察的生碑一类。
       由上可知，公域和私域的不同，既可以用来区别传记类碑刻中的生碑记与墓志文，更是区分社交网络中生碑记与其他文类（如赠序、题跋等）的重要标志。既然生碑记是公共场域中的一种文类，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到公共场域中立场各异的多方利益群体，在生碑书写中的不同作用，以及由此所致的对这一文类的规制和逾制。这些利益群体，包括代表国家意志的朝廷，代表儒家士大夫意志的亲民官，以及代表百姓利益的地方耆老。
       据上而论，生碑行为的参与者，据立场和诉求的不同，可分为朝廷、官员、民众三极，由此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百姓两种关系形态。而亲民官兼具地方、政府双重属性，是一个协调中央与百姓关系的中间姿态。从生碑记的不同名称，可看出一些端倪，德政、遗爱，本是表彰官员政绩之意；生祠、去思，则有反映基层民情之意[6]。但这样的三极视角，带有明显的史学思维倾向，若我们改用文学视角来观察此事，则三极可分裂为四极，根据碑记文生成的先后顺序，分为民众（申请者）、官员（被纪念者）、朝廷（审核者）以及作家（撰碑者）。这最后一极，相对于前三极来说，没有较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不在法令处罚的范围之内，较少受到政治制度与环境的约制。
       唐代的生碑书写，以德政碑为主，据刘馨珺的统计，现存20篇德政碑记、6篇遗爱碑记、2篇生祠碑记[7]。已有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强调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维稳作用，还是探究对于地方信息法制化的意义，其最后指向的，都是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控驭。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生碑记书写，基本上维持朝廷的立场。唐律中有立生碑必须申请的规定，及对相关违禁行为的处罚措施，这让尚书省的礼部考功司拥有了过滤地方民意的实在权力。这个时候，立碑行为所反映的，不再是纯粹的地方意愿，而是经过中央筛选后的地方意愿。另外，唐代的德政碑记多由朝廷授权中央词臣（著作郎、翰林学士等）撰写，而非地方文士撰写，其文字所反映的，也是朝廷的统治理念和策略，而非地方民意的真实表达。仇鹿鸣甚至指出德政碑在晚唐政治中被用于稳定地方藩镇的情绪，其政绩表彰的初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安抚的目的所替代[8]。至于其他相似文类，如生祠、去思诸碑，或许较之德政碑更能反映地方的真实舆情，但就现存史料来看，其立碑同样需要经过朝廷审核，即无论哪一类生碑，其立碑权皆被中央掌控。在这种情形下，生碑记的书写，实受限于两层政治权力，一是作为书写前置条件的立碑权，二是书写权自身被控制在中央词臣手中。从叙述立场的角度来说，唐代通过政策制定和文柄授予，将生碑记的书写，约束在一个较狭隘的、以中央利益为重的政治空间中。
       宋代的情况，有较明显的变化。现存宋代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德政碑记，但有相当数量的生祠记存世。虽然我们不敢确言，所有的生祠记都是以碑石的形态保留下来（有学者认为是以绘像的形态），但至少有材料可以证明，相当多的生祠记与碑石有着直接的联系。如真德秀为南剑州知州兼福建招捕使陈韡撰生祠，就明言“叙其大略，使著于石章”[9]；刘克庄撰写生祠记时，亦有“将有升堂而起敬、读碑而堕泪者，至此而后，可以观人心焉”[10]之语。从“升堂读碑”可知，宋代生祠记是以庙堂碑的形式存在的，不像唐代巨碑那样，立在城门外、大道旁，制造出一种文字之外的视觉震撼力。很显然，宋代地方文人已经意识到朝廷的立碑禁令，约束的是作为纪念物的碑（面向民众），而不是作为纪念文的碑（面向文人）。故他们选择性地规避了立生碑的禁令，借用民间信仰中的生祠之法，让碑记附属在建筑物内，以达到传世文字的效果。总的来说，宋代生碑记的书写，借助文类的转移（从德政碑到生祠记），突破了唐代政治立场的局限。一来通过“私刻于石”的行为，绕过中央的立碑权，造成书写权前置条件的消失；二来由此降低书写权的门槛，不再掌控在中央词臣手中，地方文人亦可以民意代表的身份，介入甚至主导生碑记的撰写。
       元代生碑记的体类选择，又是另一番面貌。杨维桢在一篇遗爱碑记中，明确有“立石刻颂，在法无禁”[11]的说法，可见元后期的文人，已经对立碑禁令不甚知晓。元代短短百年间，涌现了大量生碑记（多于现存的唐宋总量[12]），其中以去思碑记的数量最多，而这与金元不禁去思碑的举措密切相关[13]。唐宋的立碑禁令，虽然在字面上只针对见任官，但实际上去任官的立碑，也需要经过中央审核。法令上明文允许“去思而建”，对去任官纪念全面放开，自金代始，而元代沿袭其制。也就是说，从金元开始，所有生碑类型中，纪念去任官的生碑，率先拥有了没有任何前置条件的合法身份。这一法令许可，使去思碑与德政、生祠诸碑区分开来，借“去思”之名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故元明两代的去思碑数量，明显多于其他生碑类型，沈德符曰“今世立碑之滥极矣，而去思尤甚”[14]，可见直到晚明，仍是如此。如果说宋代生碑记的逾制，是从立碑到立祠的选择性规避，那么元代生碑记的逾制，则是从见任官到去任官的选择性规避。而且，历代文人在表述德政、去思等概念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见任官和去任官之别[15]，并没有过多留意不同生碑记在叙述立场上的先天差异，因此，当金元法令允立去思碑的时候，也在无意识中将生碑记的书写姿态从中央转换至地方士民。
       综上可知，唐代风行德政碑记，宋代风行生祠碑记，元代风行去思碑记，真可谓一代有一代之生碑类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些都是同一文类的不同变体而已，过度地细分容易遮蔽宏观层面的某些意义。但从文类学的角度来说，不同亚文类的此消彼长，实有文学发展的必然性在其中起作用，而这种必然性，实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从文体类分的角度来看，元代生碑记的发展，最终呈现为两个维度。一个是立碑行为的局部合法化，让纪念去任官的去思碑记渐次兴起；另一个是对违禁行为的宽贷，“已立而犯脏污者，毁之；无治状以虚誉立碑者，毁之。”[16]只有毁碑措施而没有人事处罚，让德政、遗爱、生祠等碑记，也有了较宽松的生存空间。一旦失去了中央的严格管控，撰碑者的独立意识开始凸显，这些碑记的叙述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转移至士大夫一方。这个时候，原先被朝廷意志所压抑在士大夫身上的两种身份（被纪念者和撰碑者）逐渐分离。与唐代由中央词臣来执笔撰文不同，元代以后普通文士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他们不仅用文字来表达士意、民意，还将之视为建立士大夫社交网络、抢夺公共话语权的一种工具，生碑记的顶层政治色彩日渐淡化。
       明清两代的士人，也认识到了以上诸弊端，可惜书写权力一旦下落，要想借助威权的力量收回至中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亲民官和作家两种身份活跃其中的士大夫，通过文学逾制的方法，规避相关法令，持续掌控已经下落的权力。这里所说的文学逾制，既包括生碑记的类分与类从，也包括文本内容上的迂回式书写；而所说的权力，则通过碑记的书写权以及书写中的批评权来实现，以下详论之。
        

2. 从廷意到民意：生碑记书写的制度化与去制度化
       作为一种存在于官僚体制内的非公文文体，生碑的书写，难免与狭义的制度建立一定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朝廷对立生碑的律法管控，须经国家机构的审核后方可立碑，对违禁的官员和吏民，有一系列处罚措施，此为制度影响文学之方式。二是生碑记在官员考课中的辅助作用，它作为公众舆论的一种文字形式，是上级人事考核的参考材料之一。这个时候，它不再是一篇只代表任官声誉的舆情文字，还变成一份可证明其执政绩效、影响其职官迁转的补充材料，此为文学影响制度之方式。另外，生碑记的书写，还可以另辟新的空间，让本为约束此类文学而存在的制度渐趋失效，这涉及书写的合法性问题，又可分为违制、逾制之别。
       在唐代以前，生碑现象已有一定的发展。虽然《晋书》中有多个“居官而生立碑”的案例，但据仇鹿鸣的考证，将立碑的批准权收归中央，其制度渊源或来自南朝，北朝则较为罕见[17]。也就是说，自南朝始，立生碑的行为逐渐受到国家法律的约制。从现有的法律文献来看，唐宋两代对立生碑的管控相当严格。在申请环节，“所在长吏请立德政碑，并须去任后申请，仍须有灼然事迹，乃许奏成。若无故在任申请者，刺史、县令委本道观察使勘问”。[18]去任、申请、政迹三者是不可缺一的必要条件。但勘问“无故在任申请者”一条，埋下了一个伏笔，即“有故者”（有灼然事迹者）可在任申请，而有无实在的政绩，本是一个很模糊的标准，以致最后剩下“申请”一项才是硬性要求。而在审核环节，吏民须“诣县请以金石刻，县令以状申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19]。也就是说，尚书省的礼部考功司拥有最后的审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中央实在的权力，以致碑记不同体类所能反映的观念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权威所掩盖，让地方官员和吏民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唐代德政碑风气远胜生祠、去思诸碑，有其必然的一面，即中央权力的强势介入。
       入宋以后，宋太祖专门诏令“诸道长贰有异政，众举留请立碑者，委参军验实以闻”[20]。宋嘉祐五年（1060），泉州知州蔡襄回京任翰林学士，“闽人相率诣州，请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许谢，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21]。可见州一级的官吏，其验实工作相当严密。宋《刑统》有“若官人不遣立碑，百姓自立及妄申请者，从不应为重，科杖八十，其碑除毁”[22]一条，可知当时“百姓自立”是要受罚的。故笔者以为，上述的“私刻于石”，指生祠碑记（泉州现仍有始建于宋的蔡忠惠公祠）。这属于建生祠的范畴，故立碑禁令对此无效。作为弱势一方的亲民官和地方百姓，多不会刻意地违反制度，但会有意识地规避制度。他们通过碑记体类的选择，规避于己不利的律法条款（禁立生碑），寻求另一种表达地方舆情的方法（建生祠，刻石以纪），这是宋代生祠记远较前代为多的原因之一。
       另外，宋代生祠记的兴起，与官员考课制度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唐宋考课法执行方式的变化，造成了生碑记不同类型的此消彼长。唐代的德政碑审批与官员考绩二事，皆由礼部考功司职掌，生碑记正可作为地方举留或官员迁转的补充证明。而宋代由多层监司单位负责州县官员的考课，对地方上的举留行为，多以干扰政务处置，故民众转以更简单的生祠纪文的形式替官员祷祝。
       入元以后，禁令日趋松弛。前文已提到，见任官无论是自立碑，还是遣吏民立碑，其违法成本比唐宋小很多。唐宋为徒、杖并罚[23]，明清以杖刑为主，元代只是仆碑而已，不涉及人事考核、职官迁转等切身利益。更关键的是，元袭金制，去任官的立碑不再申请，这使得去思碑记被完全放开，成为元代生碑记创作的最大宗。而唐宋以来被严管的德政碑记，也因为形同虚设的违制成本，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前述“立石刻颂，在法无禁”的说法，应从对去任官立碑的制度允可、对见任官立碑的制度松弛两个方面来综合理解。
       明清两代的禁令，基本上沿袭唐宋律。士人虽有“在官毋树德政之碑，已著在禁令”[24]的观念警醒，但在事实上，未必有严格的执行。顾炎武有“今世立碑不必请旨，而华衮之权，操之自下”[25]之说，可见因无须奉旨立碑，相关权力已下移至各级地方官吏手中。自上而下的制度禁令逐渐松弛，自下而上的利益驱使便浮现出来。立碑者对撰碑者身份的选择，也渐趋多元化，呈现出从中央到地方的转移，即从代表着国家意志的中央词臣，转向代表基层民意的地方精英。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存宋代生碑记的缺少，可能不是风气减弱的缘故。更合理的解释是，唐代生碑以德政碑为主，多由中央官员来撰写，较容易被集部文献保存下来，而宋代生碑以生祠碑为主，多由地方文人来撰写，他们未必都有文集存世，即使有文集也未必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另外，放在祠堂内的生祠碑的体积，也不能与竖立在城门外、大道旁的德政巨碑相比。以上这些，都是宋代生祠碑记的保存情况不甚乐观的原因。
       从以上生碑记的发展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政治书写与公共书写相结合的文体，受到政治制度的诸多制约，在所难免。从六朝到北宋，当立碑占据事件的主导位置时，生碑记的书写大致呈现为制度化的发展趋势，通过朝廷法令将立碑权收归中央，完成了立碑与撰碑的高度集权。从南宋至清代，当撰碑占据事件的主导位置时，生碑记的书写开始进入去制度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金元以后将去思碑的立碑权彻底放开，意味着唐宋高度集权的生碑体系已经瓦解。不仅立碑权下移至地方官民，撰碑权也下移至士人阶层，这种二权分立的情况，让地方官民与士人逐步掌握了实在的权力，并形成了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自元代以后，作为文学行为的撰碑，逐渐独立于作为政治行为的立碑。无论我们将此解释为从中央到地方，还是从政治到文学，“撰碑”的社会影响力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已是明显的事实。
       当然，一味地将南宋以后的生碑现象视为世风日下的一种反映，未免简单，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作为独立阶层的士大夫在撰碑一事上的积极作用。陈雯怡研究元代的去思碑文化，提出“社会网络”的说法，认为元代去思碑以文本的形式流传于士人间，与其他颂扬政绩的赠序、诗卷、记文等一起，作为个人声誉的文字表现，完成了对士人身份意象的形塑。并指出去思碑在脱离碑石这一物质形态后，尚能以卷轴为物质形态开启“题跋模式”，进一步渗入到士人的社交活动与社会网络之中[26]。虽说此“题跋模式”的概念，更适用于社交空间而非公众空间，却点出了生碑记发展至元代的一个新兴特征，即士大夫作为撰碑者强势介入，并上升为整个生碑行为中的核心力量。这一趋势，明清两代基本未变。
       元代以后，随着士大夫身份及话语的凸显，生碑记的书写逐渐分化为廷意书写、民意书写、士意书写三种类型。无论是唐代德政碑对循吏的表彰、对地方的控制，还是元代去思碑之于士大夫社会网络的作用，都是对上层利益（国家权威、官员声誉等）的一种巩固和追求，而不是对上层意志的一种约制和抗衡。也就是说，文学处于一种顺从于体制的姿态，而不是力求改变体制的姿态。在这种格局下，渐次兴起的民意书写和士意书写，显得尤为重要。唐代的德政碑，由于立碑权和撰碑权掌握在朝廷手中，不可避免地落入廷意书写的窠臼之中。只有立碑权基本放开，真正的民意才能有所反映；只有撰碑权逐渐下移，真正的士意才能有所表达。元代以后生碑记中的民意和士意，并不只是简单的、利益诱导下的程式化产物，也涌现出很多具有真正批评精神的现实文章。
        

3. 逾制与曲笔：生碑记书写的体制内规避与批评
       文学影响制度的最常见方式，是利用诗文创作来进行政治批评，即中国文学自《诗经》而下的刺时传统。唐代以来，利用诗歌来讽谕生碑现象，在文人创作中并不少见。较早如白居易的《立碑》和《青石》诗，感慨路旁的德政碑“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不愿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27]；至明清两代，批判生碑的讽谕诗越来越多，如清李调元的《石匠行》，中有“字刻青天过手多，至今名姓半遗忘。朝来新令初升堂，便有循声千口飏”[28]诸句，批评朝立夕忘的生碑风气。张应昌编《诗铎》，专设“谄媚谀颂”一类，收录沈钦圻《生祠》、朱樟《路旁德政碑》等诗，颇能体现普通文人的心声。如“好官无生祠，墨吏有生祠。好官与墨吏，行人知不知”“长留片石在人间，口碑传真石传伪”[29]等句，虽言辞浅显，却道理明白，对生碑、生祠一类现象进行了非常直接的批评。
       但以上所述，主要是纯文学对硬制度的影响，用相对自由、代表个体精神的文学，去冲击相对稳定、代表权威意志的制度。这是一种体制外批评，言辞较为直白激烈，并非所有的体制内文人都能虚心接受。这个时候，文体形式和法度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是学界更应关注的一个面向。毕竟中国古典文学一向秉持“体用”的观念，不同文体的形式属性与文学的外在功能有较密切的对应关系，文体与政体之间相互影响，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从文类的基本特性来看，生碑记的叙述立场，呈现出国家、士大夫、地方精英、平民等多种身份的交叉，情况颇为复杂。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存在于公共空间、带有政治文化色彩的文体，撰者的发言姿态和内容，流露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某些元素。如果说表笺等是建构“政治文学传统”的一种叙写方法，赠序等是建构“社交文学传统”的一种叙写方法，那么，生碑记是更特殊的一种类型，它以士大夫为媒介，体现出发表公共舆论的某种趋向，在中央与地方、朝廷与民众、政治空间与士人社交空间之间，架起了一座立交式的桥梁。
       任何一种“文学传统”的叙写方法，皆有其基本的程式可循[30]。这种程式作为一种文本体制，通过历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在不断地完善与变化。以生碑记为例，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下的文体，在尊体和变体之间，更偏向尊体一路。如果是德政碑等强调中央表彰的类型，开篇多介绍德政治国的哲学基础，以及当下朝廷的德政理念；如果是去思碑等强调地方民意的类型，开篇介绍所在行政区划的地理环境及治理难度。然后，介绍受表彰、被纪念官员的履职经历，以及在任上的德政事迹；最后，介绍耆老吏民的举留行为，中央的审核过程，以及自己受请撰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有的还会附及生碑记的文体传统和发展状况。三个主要段落的顺序未必全然不变，如有时会将写作缘由放在开篇来叙述。但总的来说，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体程式。
       作为一种政治性的文体，生碑记既然有它明确的功能指向，其内部程式自然与相关的政治体制相对应。当唐代由朝廷来掌握生碑记的书写权时，其文体程式比较稳定；一旦中央放开立碑权以及相关书写权的任命，作为亲民官和作家的士大夫群体接过生碑记的主导权，叙述立场和姿态随之发生转变，原有的文体程式就变得不再那么稳定。这种不稳定性，不是指文本结构上的重大调整，毕竟任何生碑记，无论其叙述立场怎么变化，皆包含地方性知识、官员治政考绩、民意舆情等几个基本要素，但在具体的表述方式和技巧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打破固有的文体程式，而是在保留基本样貌的前提下，对政治体制进行规避和批评，以表达新的意见，即所谓的体制内批评。
       元明以后，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认识到生碑记的诸多弊端，及其对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但作为士大夫的他们，既然承担起了地方精英的身份和责任，就很难摆脱生碑作为一种地方官纪念方式的惯性规则。在这种两难处境下，很多作家在撰写去思碑之前，会作适度的解释和反思[31]。如明黄云《分宜县吴侯遗爱碑颂》，开篇就说“皇明定律令，禁见任官立碑。盖官见任则以势位临民，为之书德政、颂遗爱者，不免曲笔谀辞”，显然对当时社会的真实现状有清醒的认识。但他又说“君子以仁厚望人，固不可皆谓之溢美爽实”[32]，认为德政在儒家学说及实践中有合理存在的一面，将禁令的目的解释为对宋元弊习的纠正，尝试在本源的合法性上，为生碑记的书写提供理论支持。又如俞樾《龙游县知县高君实政记》，明知“士民为见任官长刊立去思碑、德政碑，律有明禁”[33]，却巧妙地利用生碑记在体类功能上的指向性差异，将“德政记”改为“实政记”，指出前者是利己的表彰文字，后者是利他的模范文字。纪实迹，示来人，让继任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的从政态度，是法令所不能禁也不应禁的。从书写技巧的角度来说，这是典型的体制内规避，以“实政碑”取代“德政碑”，对禁立德政碑的法令予以回避。这与宋人以生祠记代替德政碑的做法，并无太大差别。他们的不同在于，明人会先阐明法律禁令，再有所解释，从而为行走于法律边缘的立碑行为，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而在宋人的生碑记中，很少采用这么迂回的叙述方式。
       元明人的迂回式书写，让生碑记在写作的合理性上有了较大的空间。他们并没有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而是将生碑风气的负面景象真实地展现给读者，并摆出一定的批评姿态。这个时候，撰碑在一定程度上与立碑切割开来，它既是立碑行为在文字上的延续，更是文学体制下的一种政治批评，撰碑者借此拥有了相对于立碑者的独立话语权力。他们将批评社会风尚和挖掘政治善绩二者结合在一起，在公共书写领域，进一步承担起士大夫的道德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生碑记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生碑本身的意义。这也是作为作者和批评者的士大夫，较之作为官员和受益者的士大夫的另一面。明人王演畴曰：
       余纵观宇内，郡邑长吏为生祠、去思碑，故所在不乏。就中诚伪之品，亦至不齐。最上为崇德报功，所过则化，所去则思，明圣而兼为明神，此礼之常，分数居多。亦有其政平平，而习时吏之套本，以猎要津，地方炙手乞灵，而藉此贡谀，遂为去思之滥觞。甚至有舞智御人，深文黩货，地方且近之则厌，而翼若垂天之云，巧持于末，宦达更为名高，阴图所以祠之纪之，以掩其从前之秽。此以力假人，未有能服人者也。[34]
       他在这篇生祠碑记中，自觉地将生碑行为分为三个层次，以对应三类文本：上为对善政的表彰书写，中为对平政的谀颂书写，下为对秽政的掩饰书写。它们的文辞套路未必有太大的区别，故我们只有探究其书写动机的不同，方能了解文字背后的真实意图。从立碑的角度来说，只有善政才有勒石纪念的必要，其他几种情况，皆有不道德的利益动机；但从撰碑的角度来说，我们既可认同政治上的原善并予以表彰，也可以在熟烂的程式书写中寄予对政治的隐性批评。故从阐说善政的角度来看，撰碑比立碑有更大的作为空间，士大夫在生碑事件中的身份重心已在发生转移。
       如果说迂回式书写，巩固了立碑的法理基础，是碑记对立碑权的一种文字支持，那么，批评式书写，则在凸显撰碑者的思想精神，是对碑记之书写范围的一种扩大。
       惯常而论，生碑记的主体内容，是对官员任期内政绩的叙写。除了常规的正面表述外，用前后任官治绩的对比，来凸显官员之德政，也很有效。如明《高安卢侯去思碑》曰：“先是，当事者刻期相责，一切苟且以应，而豪民猾胥乘而窃伏于其间。欺公巧法，上下骚扰，故民昔病在赋，而今又病蠧也。令惮于催科，而又惮于弗均矣。”[35]用前任高安知县的苟且治政态度，来反衬继任者卢奇大刀阔斧的改革行径。又明《余杭县知县蔡侯去思碑》曰：“故为邑长于斯者，往往以坐法去；即不坐法去，亦必抵狱乃论出之，鲜有妥然满秩者。”[36]用前任官面对地方豪民的弱势姿态甚至受害经历，来反衬继任者蔡润宗对豪民哗讼之风的有力整顿。其本意只是借以前的非德政事实，映衬后任官员的循良政绩，但在事实上，也是对前一任官员无作为的一种含蓄批评。这个时候，生碑记有了比立碑本身更宽广的意图范围，撰碑者也有了比立碑者更复杂的话语权力。虽然生碑记中“当事者”“故邑长”等不具名称谓，很难让普通读者对号入座，但对地方社会及其精英士人而言，他们用一种婉转的事后叙述方式，来表达百姓及代百姓言的撰碑者的真实态度。这是一种体制内批评，在遵从文本体制的前提下，注入积极的批评元素，来揭露甚至冲击政治体制中的某些弊病。
       不可否认，元明以后，立生碑的主导权从中央下移至地方，由于没有严格的法令约制，被一部分官员及相当数量的豪民胥吏所利用，造成了较恶劣的社会影响。但撰写碑记的主导权，尽管也从朝廷转移至广义的士大夫阶层，却没有下落至豪民胥吏阶层。元代以后对立生碑现象的批评文字虽多，但主要针对胥吏奸民，即使间涉士大夫，也主要批评作为受益者的官员，而不是作为撰碑者的作家。精英士大夫们已有所察觉，在世风日下的时代，守住撰碑者的身份，比守住亲民官的身份更关键。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书写者比从政者更能体现儒家士人的道义精髓。万历二十五年（1597），平湖乡绅欲为知县黄焰立碑，请赋闲在家的前翰林官员沈懋孝撰文，沈氏请辞并解释说：“仆以文字为职业，自来邑中例有之事，如入觐、奏绩、升转之属，皆勉强承命，质有其文。唯是德政一编，乃今世相沿俗套，传姗天下，未开览而秽欲吐矣。”[37]在他眼中，入觐、奏绩、升转等赠序文，与生碑记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只是士意的体现，是士大夫社交空间中的一种文字，而后者是民意的体现，已经进入到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之中。文人交往和社会舆情孰轻孰重，谨守儒学道义的士人们不难作出判断。当然，像沈懋孝这样决然不撰生碑记的人毕竟少数，更多的文人对撰碑持谨慎的态度，并不作率然的全盘否定。《云间志略》中记载了明人蔡汝贤的一则逸事，颇能体现士大夫对撰碑一事的操守：
       公病时，诸生有以一郡侯去思碑请之陆宫保者，宫保佯应曰：“吾郡何得去思，彼去后思吾郡耳。”请者大惭而退。遂不敢署宫保名衔，而阴以公名衔刻之石。公闻之而恚甚，谓：“诸生不能得之宫保，而乃得之我。是以我之品，远谢宫保也。”[38]
       蔡汝贤之所以流露出惭愧之意，是因为他发现在地方文人的心目中，他不如陆树声那么珍惜撰碑权所附带的公众声誉，所以当诸生们没能在陆树声处求得文章时，便未经他的同意直接在颂扬文字上冠以蔡汝贤的名衔。在这件事中，最让蔡汝贤痛心的，其实不是署名没有经得他的同意，而是他没想到在乡民观念中，两位贤大夫对书写名誉的珍惜程度，竟有如此大的差别。由此可见蔡汝贤对自己的文章羽毛，亦颇为珍重。而现存《陆文定公集》中，亦有《重修督抚曹公生祠记》一文，可知另一乡贤陆树声亦非不撰生碑之人，只是在创作上谨守原则而已。只要政治上的原善依然被士人们所认可，生碑记便有它继续存在的价值。
       综上所述，古代生碑记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文学相互博弈的复杂过程。看似一篇简单的生碑记，却是一个政治与文学犬牙交错的双重世界。首先，儒家的德政思想，建构了生碑记文本的整体结构和程式，虽然不同时代的书写有骈、散之别，有廷意、民意之别，但这套基本的叙述模式，至晚在唐代已经成型。在文本体制建构完成之后，由于生碑记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评价政治现象的文体，势必被统治者所利用，故随着唐宋一系列朝廷法令的制定和推行，立生碑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意志所控制，也顺带着约制了作为文学文本之生碑记的发展。这种约制，既是一种艺术和思想的束缚，也是一种权力的规范。但文学（包括广义的文章之学）的发展，无论是基于艺术形式本身，还是基于创作者，皆有很大的能动性。宋元以来的士人们，通过对生碑记中诸多亚文类的选择性使用，如用生祠记、去思碑来代替德政碑，规避相关法令并使之失效，最终造成了立碑审核制度的渐趋架空。一旦立碑权被放开，书写权也随之下移，作为作家的士大夫，便开始有机会在相对稳定的文本结构内，对立碑现象进行体制内的批评。本篇的目的，就是为了呈现体制内的文学创作反作用于政治制度的那些细微活动，强调在显而易见的诗歌批评之外，还有一个内在而隐性的文学批评传统。但其中的文学运作方式及机制，因与政治思想及行为杂糅在一起，较之狭义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更难以把握，却是还原古代士大夫文学生态和现场的重要一环。在笔者看来，不了解政治约制下的文学，以及文学在体制内的批评方式，士大夫文学研究很难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领域。
       注释：
       [1]笔者未将纪功碑纳入本篇的考察范围，有关纪功碑和德政碑的区别，叶昌炽《语石》等已有论述。另，有关生碑文学的早期演变史，参见程章灿《从碑石、碑颂、碑传到碑文——论汉唐之间碑文体演变之大趋势》，《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刘馨珺《从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法制史研究》第15期，2009年；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陈雯怡《从朝廷到地方——元代去思碑的大盛与应用场域的转移》，《台大历史学报》第54期，2014年；陈雯怡《从去思碑到言行录——元代士人的政绩颂扬、交游文化与身分形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1分，2015年。
       [3]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二二“生碑”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9—1270页。
       [4]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研究》第19卷，第80页。此概念借鉴自巫鸿的美术史研究，强调公共纪念碑的政治景观效应，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见《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顾炎武就将生祠、生碑分为两个条目论述，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二二“生祠”“生碑”条，第1268—1271页。
       [6]叶奕苞《金石录补》续跋卷七“唐澄城令郑君德政碑”条：“碑云百姓孙士良等，报德诚明，请命朝省，斯颂作焉。殆奉诏立碑，曾下考功，而非后世士民擅立去思也。”《续修四库全书》第901册，第318页。可见在清人的体类观念中，德政碑指向“奉诏下考功”，去思碑指向“士民擅立”，二者的立碑立场明显不同。
       [7]刘馨珺：《从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法制史研究》第15期，第52—53页。
       [8]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研究》第19卷，第99页。
       [9]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五《福建招捕使陈公生祠记》，《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188页。
       [10]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八《陈曾二使君生祠》，《宋集珍本丛刊》第81册，第716页。
       [11]杨维桢：《都水庸田使左侯遗爱碑》，《全元文》第4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12]陈雯怡在《从朝廷到地方》一文中提到，“目前可见的去思碑，唐代约有30篇，宋代约10篇，而元代却有超过300篇之多”（她所谓的去思碑，为广义的生碑），认为“唐宋碑文少于元不能以文献保存的差别来解释”，第49页。另，明代生碑记的数量尚难精确统计，光笔者掌握的生碑记就在千篇以上。
       [13]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五“职官立碑建祠仪”：“职官在任，虽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3页。
       [1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二“立碑”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79页。
       [15]储大文《存砚楼二集》卷一四《分巡宁夏按察司副使陈公德政去思碑》曰：“公以二月八日来，寻以十月十有二日去。俾吾侪小人，不及碑德政，而遽碑去思。”《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9册，第618页。可见至少在清人的体类观念中，德政碑之于见任，去思碑之于去任，有较明确的对应关系。
       [16]《元史》卷一○五《刑法四·禁令》，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82页。
       [17]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研究》第19卷，第94页。
       [18]《唐会要》卷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214页。
       [19]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二《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页。
       [20]《宋史》卷一《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页。
       [2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三五《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21页。
       [22]《宋刑统》卷一一“长吏立碑”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23]《唐律疏议》卷一一“长吏辄立碑”条：“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虽有政迹而自遣者，亦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7页。
       [24]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下《知徽州休宁县周德成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第141页。
       [25]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二“生碑”条，第1270页。
       [26]陈雯怡：《从去思碑到言行录——元代士人的政绩颂扬、交游文化与身分形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1分，2015年。
       [27]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二《秦中吟·立碑》、卷四《新乐府·青石》，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74页。
       [28]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九《石匠行》，《续修四库全书》第1456册，第215页。
       [29]张应昌《国朝诗铎》卷一九沈钦圻《生祠》、朱樟《路旁德政碑》，《续修四库全书》第1628册，第75页。
       [30]有关“文学传统”的叙写方法，参见徐雁平《“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31]按：此现象肇始于元代，陈雯怡在《从朝廷到地方——元代去思碑的大盛与应用场域的转移》中有举例介绍，第87页。笔者着重于文学书写之视角，另举明清数例，以示此现象之时代延续性。
       [32]《（正德）袁州府志》卷十四黄云撰《分宜县吴侯遗爱碑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7册。
       [33]俞樾：《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一《龙游县知县高君实政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550册，第363页。
       [34]王演畴：《古学斋文集》卷二《冰壶旷先生生祠碑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17册，第683页。
       [35]敖文祯：《薜荔山房藏稿》卷六《高安卢侯去思碑》，《续修四库全书》第1359册，第205页。
       [36]田汝成：《田叔禾小集》卷三《余杭县知县蔡侯去思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8册，第449页。
       [37]沈懋孝：《长水先生文钞·贲园草》之《辞免邑中诸友请黄令侯德政文》，《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0册，第115页。
       [38]何三畏：《云间志略》卷十八《蔡司马龙阳公传》，《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8册，第527页。
       作者简介：叶晔，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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