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最早出版于1992年，它是习近平1988年到1990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29篇重要讲话和文章的合集。
    其时他才35岁，作为年轻的地委书记，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理应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派，但这本书读下来，却是如饮甘饴的风格，而涓涓细流中仿佛暗藏着一股力量，使泉石有声，铿铿然而余音无穷。这股力量究竟源于何处，能够如此深厚而弥坚？
    平实而有根据和方法
    文笔实，是这本书鲜明的特点。虽然本书的核心是讲宁德作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摆脱贫穷，但读起来没有空而无物的大道理，或是高高在上般颐指气使，只有简单平实的大实话，全然感受不到书的作者是主政一方、年轻有为的领导，而更像是一位语重心长的大哥哥坐在身边，与我们谈心。如谈到秘书工作时习近平说要努力做到“五不”，即“不自恃、不自负、不自诩、不自卑和不自以为是”，朗朗上口却切中要害。
    习近平善用比喻，他用“滴水穿石”的故事形象比喻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并由此联系到为官一方不应当急功近利，“不需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依据牢，是本书的又一亮点。别看当时的习近平年纪轻轻，写文章却是有理有据。一面是用数据做支撑。当谈到宁德地区的畲族贫困人口问题时，畲族贫困户多少、占比多少、脱贫率多少，作者对这些数字了如指掌，看得出他早已将这些世情民情内化于心，而不是“赶鸭子”般地仓促罗列到文章上去的。
    另一面是有历史沉淀和理论深度。这本书既有历史典故，又有对经典文献恰到好处的引证。讲做县官的重要性，用海刚峰“官之至难者，令也”的名言做旁证；谈做官的动机，却举出李白、杜甫官不过五品，说明做事留名与官阶大小并无必然联系等。在分析“为官之德”时，习近平引用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原始氏族社会中酋长的道德传承性的论证，指出道德的力量之于人性的普遍价值，由此引申出对共产党领导干部道德水平要严格要求。
    方法好，体现了这本书的实际功用。这个“好方法”并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是习近平当年做地委书记时的工作方法——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调查研究。习近平认为这是解决贫困地区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也是提高领导威信的必要条件——因为领导的威信“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只有全心全意、尽心竭力、坚持不懈为人民办事，才能逐步地树立起来”。
    为此，习近平甫一上任，就花一个月跑遍宁德地区九个县，针对闽东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交杂的现实状况，提出了“弱鸟如何先飞”的战略发展思路。他密切联系群众和调查研究的这个法宝，与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以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群众工作法则一脉相承。他将这种务实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一直坚持下来，才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摆脱贫困”的理念传承
    这本书虽成于将近30年前，但并不因时间久远而过时，也不会因为它只是针对闽东这样一个相对偏远落后的局部地区而丧失其普遍性意义，原因在于本书所蕴含的巨大价值——“脱贫”理念的传承与对现实扶贫的借鉴，并不会因年代的星移而衰减。
    第一是“精准扶贫”的方略，也就是“扶持谁”的问题。早在1988年闽东九县调查中，习近平就提出了“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即每个村都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扶贫的针对性——当前“精准扶贫”针对每家每户的不同情况“建档立卡”，从而实现扶贫的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习近平当年在宁德地区搞脱贫的总体思路的延伸。
    第二是通过加强基层党建来扶贫的思路，也就是“谁来扶”的问题。当年，习近平敏锐地洞察到，贫困地区致富难的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党组织凝聚力不强了，更有甚者认为“包产到了户，不要党支部”——这与党的十八大以前部分基层党组织普遍出现宽松软的局面何其相似。在习近平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下，宁德地区逐步重新树立了“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党支部”的理念，使农村党组织成为“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正如当年的宁德实践，现在全国范围内共选派了77.5万名驻村干部和19.5万名第一书记，通过驻村帮扶，实现对贫困村驻村帮扶的全覆盖，让驻村扶贫“下得去、待得住和真扶贫”。
    第三是扶贫模式的创新，也就是“怎么扶”的问题。当年习近平对“闽东经济发展的六对关系”做过深入分析，颇有点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格局。其中，关于正确处理开放与扶贫的关系，习近平当时就已经认识到用“开放”带动扶贫的重要功能，通过开发资源和开放市场，实现畲族地区脱贫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这与当前“精准扶贫”过程中，通过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实现从“别人给钱”到“自己赚钱”的转变，其内在思路是完全一致的。现在“劳务输出脱贫”的创新模式，即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市民化来推动贫困户脱贫，也可追溯到当年习近平对宁德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脱贫的实践。
    记得小时候，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们冬天跟着牛尾巴走，眼见牛拉下一泡屎，便纷纷鱼跃上去——用粪便的余温来采暖。几十年过去了，如是场景，早已一去不复返——即使是在现在最贫困的地方。5年来，全国有6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这意味着每年有1200多万人口脱贫、每个月有100万中国人脱贫。虽然在扶贫脱贫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个成就与别的国家比起来，恐怕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从传承“摆脱贫困”治国要略的意义上说，习近平的《摆脱贫困》虽是旧作，却不啻为一部新著矣。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