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曾是新中国文艺中再清晰不过的民族公敌形象。然而，上世纪80年代，急于融入世界、追赶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在民族公敌的文化想象之外，平添了“将日本定义为现代/西方文明及日本民族精神及东方文化完满结合的范本”的“日本神话”（戴锦华《昨日之岛》）。
    1999年，戴锦华充满洞见地对“新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日本想象”展开描述，准确地勾勒了“日本想象”的复杂和多层性：“日本，在新时期中国的文化建构中，占据着一个重要而尴尬的位置——一种极为繁复的情结，一处年代久远却依然作痛的伤口，一个重要的、缺席的在场者的角色。”她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的名义”之下，一批文学电影作品出现了“关于昔日日本占领军的深切忏悔，更为典型的则是情感充裕地书写战争浩劫下的个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苦难”，并且流露出对“同为受害者”的日本人“一份宽宏与歉疚之情”。目的含混的“歉疚”，受侵略方对侵略者的主动宽宥，连带着不时出现的日本右翼的新闻传播，势必牵动着未曾痊愈的民族情感“伤口”，“新时期中国的日本想象”，构造并显影了中国面对日本极端复杂的文化心理。
    时隔20年，中国的日本情结是否解开？民族伤口可有痊愈？中国能否不再以镜中他者的眼光打量自我？来自戴锦华的启示，是我思考当代文学中的日本话题的出发点。
    近几年，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先后推出了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各大出版机构也在促成抗战系列小说的创作，新一轮“抗日战争儿童文学热”值得我们深思。儿童文学的特质——早于任何史笔的针砭与彪炳，儿童天然的弱小和纯美便宣判了一切战争的残酷与不义，“战争儿童文学”在各国的文学中都有荡气回肠、忧伤哀艳的作品存世。浴火重生的中国自不例外，“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儿童小说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自成一脉，绵延至今。而儿童文学携带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属性——拥有庞大的少儿读者群，肩负着不容推辞的教育伦理，因此，儿童文学所包含的文学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更主流而趋近保守，就是说，它较少冒犯常识或批判通行价值观，其柔曲、亲切的姿态，更易被大多数所接受，因而，儿童文学中更易观察到深潜而游弋的社会文化心理。
    我选择了影响广泛、不同代际的儿童作家的作品为对象：曹文轩《火印》、李东华《少年的荣耀》、史雷《将军胡同》和左昡《纸飞机》，考察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如何讲述20世纪关乎民族命运的“那过去的事情”。
    历史、旧时光、故事场？
    侵华战争似乎早已内涵为中国人的社会统识，在几部小说中，从天而降的日本鬼子成为开启时光隧道、将故事嵌入特定历史的叙事节点。
    《火印》的主角是一匹骏马，曹文轩赋予它人格，这匹神骏的白马被掠夺、被暴力驯化、被迫母子分离，遭受了战后心理创伤，终于发愤抗争并实施复仇。故事的走向有些令人始料未及：这匹“马”被赋予了战争中由屈辱到反抗的命运与品格，在结尾处，也正是这匹马而非少年或中国士兵，最终迫使罪魁日本将领坠崖而亡。我说“始料未及”，是源于骏马角色转向的突然。小说伊始，小说的叙事大多从少年坡娃的视角而出，骏马本是少年人情谊深重的对象，一个典型的爱欲客体，小说叙事逻辑原本坐落痛失骏马而体悟侵略的不义、日军的残暴的少年，终于奋起反抗之上。然而，故事行进至中途，骏马忽然被压上不容推卸的“大义”，少年则失去了抗争的主动，沦为复仇的“见证者”，在篇幅不长的小说里，骏马由爱欲客体到主体的转圜，我们的情感认同从少年到骏马的过渡，留下了许多富有意味的、暧昧的、不甚自洽的裂隙与抵牾。也许，《火印》最初的意旨在于以更宽泛的人性的名义示范超越战争、超越人类一己的爱，这本是曹文轩儿童文学中最动人的特质。在我看来，小说不完备的形式并不能恰切地处理那段历史的特殊经验，于是，历史仅仅成为考验人性与爱的空间。然而，当与抗日战争这样的历史时刻相遇时，“那依然作痛的伤口”与无法脱离的民族感情，以更内化而微妙的方式催迫作家做出左支右绌的选择：人物必须要站起来抵抗！可是，爱马的日本军官和为寻找马驹而死的日本少年，远称不上十恶不赦，至多是因人性中的“执念”而“不乏歉意”地掠夺了他人的所有物。作为客体的骏马，忽然便富有了主体性和抗争主动，这种转化的内在动力，作者并没有给予十分有效的交代和铺垫，原本应获得我们全部情感体认的反抗和复仇部分，便显得牵强无力。
    无须拿《四世同堂》为证，我们即可辨认出，以日军占领北平为背景、小说空间置于北平胡同中的《将军胡同》与我们文化统识的差异。小说中，日据时期的北平胡同，不见战火、饥馁、杀戮，就连占领下的恐慌与焦虑也十分罕见。小说始于“姥爷的六十大寿”，院内搭起幕布，皮影戏正开唱，8岁的主人公“我”急忙去看二舅的鸽子。我一度以为这是“渔阳鼙鼓动地来”般的序幕，然而，自始至终，“霓裳羽衣曲”，迟迟未惊破。斗蛐蛐、养鸽、看猴、玩蝈蝈葫芦……小说叙事迷醉地萦绕于独具北京风情的游戏、饮食、习俗，风俗描摹串联起人物的日常。死亡不可避免地降临（“我”的玩伴秀儿的父亲死于日本制铁所），然而紧随死亡而来的，是颇富有北京民俗风味的放风筝（“雏雀儿”）和探讨《相狗经》的情节。小说有些怪诞地终结于一场华丽、复古意味十足的“大清国三等奉国将军”的葬礼。亦不必对比邓友梅的《那五》，我们即可质疑，历经了中华民国二十载的北平汉族知识家庭，是否会“按照《大清会典》规定”为一位死于日本枪弹下的义士举行葬礼；纵使有，这种情况有多大偶然性。
    小说的附录，题为《〈将军胡同〉名物考》，它部分解答了我对小说的疑问。这份附录详实考证了小说每章中的“物”的历史，这恰好对应了这本书的评价，对其认可大多聚焦在其对北京风物节令的耐心展现上。因而，与其说《将军胡同》“考古癖”式的书写联系着日据北平的历史，不如说这是一场通过讲一段过去的故事、描摹曾经的“风物”而塑造的怀旧情思。上世纪末至今，怀旧始终是城市小资们迷恋、热衷、消费的格调。通过对往昔社会“物”的复制，怀旧勾画着怅然回首的世界，营造着某种未曾存在过的、氤氲迷人气韵的想象的氛围。然而，战争始终是血污泼洒、惨绝人寰的历史，它并不能提供一处静好宁谧的岁月，即便有也是属于少数人的，为何人们可以欣然接受停摆于此的“怀旧”呢？是因为当初的少数变成了今天的多数，怀旧所依托的情感结构更易接受吗？城市中产无疑是今天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在我看来，消费期待又反身限定了文化想象。于是，少数人的命运被向往、被选择、被拥抱，被一厢情愿地置换为多数或普遍。在同样包含城市平民与八旗贵族文化的胡同岁月中，以中产家庭为主的读者对象，单单为“将军胡同”的“旧时光”所倾倒，也许这本没什么好稀奇的。
    岁月静好，战争的反面？
    顺着属于中产读者的审美目光，我并不惊诧地在几部历史小说中读到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意味。几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近的叙述模式：在日本人进村与进城之前，“那里”是一片古典、优美、农耕文明的乡村或桃源，孩子们由日军占领区域逃至暂时的桃源，那里依然静好而安稳。四部小说隐约发出近似的感慨：如果日本人不来，我们的日子多么好。这与我们对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本理解显然有出入。几部小说承袭了现代文学中“风俗志”一脉，他们笔下的生活场景风物各具特色，描写的儿童的游戏、乐趣别具一格，由此获得了“中国式童年”的命名和认可，《少年的荣耀》则着墨于乡村劳动，《纸飞机》兴味盎然地写着“舌尖上的重庆”，《将军胡同》考据般再现老北京“玩意儿”，《火印》里有草原少年牧羊跑马的英姿。
    无论如何，作家敏锐的历史意识和尝试建立历史感的努力无需置疑。李东华谈到她的创作缘起于对父辈亲族历史遭际的感触，以及据此所做的家族考、地方志调查，呈现在小说中则是真实可感的乡村生活。生于北京的史雷和生于重庆的左昡则尝试通过文献和亲历者访谈，去还原一地一时的人的际遇命运，建立个体与国家民族的关联，他们也有意识地要带动他们的读者走进那一段国族历史。《纸飞机》用一种甜美、温软的腔调，借助扎实的史料与想象，左昡讲述了日军大轰炸下的重庆，那些战争中饱受磨难的中国人，在家庭、邻里、同乡甚至陌生人的支撑下共渡存亡难关的故事。许多对轰炸场面特别是噬人的火焰的描画、对死亡与伤逝的情感呈现，都曾使我动容。苦难与日常的辩证法——这是几位作家的共同的艺术选择，秩序井然的日常生活，控诉着战争与苦难的不义、残忍、反人性。遗憾的是，或许是“现世安好”的经验局限了作家的苦难想象，小说中落笔生活，则兴致勃勃，笔涉苦难，则如隔雾障。苦难与生活，仿佛水与油，似乎无法在小说中彻底交融，更难以产生“辩证”的张力。
    “战争的框架”与故事的价值
    或许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初衷，而在于我们能否使用新的“框架”去看待那场战争浩劫，能否有一种新的方式，讲“那过去的事情”给今天的孩子听。
    《将军胡同》里，友善、优雅、痴迷东方文化的日本平民老横泽一声慨叹：“如果中国人能把这样的精细劲儿放在经国大业上，那么日本人还能像现在似的吗？”小说中，茶馆里坐着的中国人“都呆住了”，深以为然，久久回味。姑且不必还原到老舍《茶馆》中的场景去想象这一情节的合理性，小说显然将这句意思接近上世纪80年代广泛接受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视为侵略战争与民族灾难的根源，这是如此典型的现代性的逻辑。曾经落后于世界现代性进程的我们，在焦虑中将他人的逻辑内化于己心，而遗忘了战争正是现代化最激进的灾难形态，灾难的起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食物链的下层，而在于居于上层者无穷膨胀的需求和野心。
    从“80后”城市一代到今天的儿童，大多成长在日本动漫和游戏创生的“二次元”世界中，经过了小清新、萌态文化的洗礼，有过赴日旅行的经验，孩子们早已领略并亲近着日本的“先进”与“优雅”。在我看来，今天社会文化中的日本想象“作为不曾治愈的伤口”，对于不曾有战争记忆的几代人来说，可能更易催生出简单的“民族主义”或冷漠的“虚无主义”的情感，他们所不知道的恰恰是他人——并不是少数人的痛楚，痛楚背后的深层因由，他们缺少的是理解这些因由在今天与未来可能造成的威胁。
    今天的世界，战争从未停歇。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曾讨论“战争的框架”对人们看待战争的影响，在她看来，今天人们对于战争的讲述、呈现，使得一部分人的死亡变为不可见的，她更加清醒而痛彻地提示我们，信息的选择性传播伴随着传播能力的增强，也有可能会使战争的恶果得到扩散，人们无法意识到战争造成的损失，甚至将恶果认作日常生活的寻常基调。可怕的是，在技术发展的作用下，当前战争大有侵入民众日常生活之势。在中国以及中国与外部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侵华战争仍然需要我们进行历史的反思。而对待历史的态度，不仅需要审慎、严肃的态度，更需要对早已内化而不自知的情感结构的自反式省思，以及对应现实与未来的讲述方式，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继续讲“那过去的故事”给孩子们听的缘由。
    如果说，儿童视角使文学获得一种成人退化了的审美与感知能力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小心，儿童视角可能提供了回避伦理判断的借口，儿童世界因此成为一处镜花水月般的乌托邦。这番意思是否言过其实，是否是对儿童文学的一种苛责，我自己在思考和写作时，也不曾有过迟疑与犹豫。然而，也许问题不在于苛责与否，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犹豫与迟疑的态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