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00多年前国运衰颓的晚清，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魂安在乎”？他声称自己四处求索，却“杳不可得”，于是急切地发出了“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的呼号。“中国魂”，或曰“民族魂”“民族优秀传统”，如若在一个朝代已经踪影难觅，那么它离寿终正寝也就不远了。
    100多年后，中华民族早已摆脱了列强欺凌、山河破碎的屈辱；如今，我们正昂首迈步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谆谆教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既曰“命脉”“根基”，又曰“源自”“孕育”，提示我们越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是要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守护好维系国运的“中国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高度自信地走出一条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中国道路，才能高度自信地输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元素。
    军事文艺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在宣传我党思想、展示我军形象、激励官兵斗志、提升部队战斗力等方面，作用不可替代，成就举世瞩目。而今军队改革正日益走向深入，军队文艺承担的历史任务也愈发艰巨。相应地，对于文艺战士的思想人格建设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我军文艺战士如何才能拥有“第一等襟抱”以不辱使命？不可或缺的，就是要把准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洋，积极汲取那些足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有”革命军人理念的民族文化精神，认真领悟，深入研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之真正成为滋养自己人格成长的沃土。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人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纵览数千年古代文艺史，可以看到以惊涛拍岸的力度书写爱国情感，早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写作传统，历史上甚至出现了终其一生不断抒写爱国主题的诗人，比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钱锺书在其《宋诗选注》一书中盛赞陆游道：“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鹤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陆游辞世前写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更以充沛的爱国情感，激励着广大官兵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而寸土必争、战斗到底！
    今人编选有多种古代爱国诗词读本，较有代表性的如郭必勖与冯济泉选释的《历代爱国诗词》（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靳极苍著的《中华爱国诗词详解》（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周振甫编注的《一百首爱国诗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据笔者统计，军事题材的爱国作品在以上选本中所占篇幅均超过50%，比例高者甚至达到了73%，这说明军旅诗词实乃中国古人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主要载体，写作者如屈原、曹植、鲍照、李白、王昌龄、王维、岳飞、陆游、辛弃疾、林则徐等，均以军事题材作品的写作登上了他们所处时代爱国主义的文学顶峰。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忠诚报国。“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诗词中的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争先恐后地杀敌立功，忠心赤胆，报国心切。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尚武与血性。“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诗词中的军人以从军为荣，以杀敌为乐，精武强能，蔑视困难，老而弥坚，威慑敌胆。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牺牲奉献。“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词中的军人不惧个人安危，成就民族伟业，刚烈不屈，义薄云天，勇于献身，至死不渝。
    作为古代军事文艺的接力前行者，部队文艺工作者理应向古代先贤那样，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高扬爱国主义大旗，积极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报效国家的精神力量，不断推出挺立时代潮头的精品力作，使军事文艺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三
    对于中华民族诸多“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曾有精辟的揭示。他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积淀着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英豪的光荣历史，闪现着他们勇攀精神高峰的坚毅神情，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军队文艺工作者要想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兵服务、为兵放歌，就要从这些“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中汲取营养，自觉走进古代先贤的灵魂深处，感受他们一颗颗火热滚烫的仁德爱民之心，从他们身上获得践行使命的精神力量。
    “仁”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在哲学史家张岱年看来，“仁是一个极崇高而又切实的生活理想，不玄远，无神秘，而有丰富义蕴。”在儒家创立者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居于核心地位。仁的含义是爱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进而将“仁”这一伦理范畴与民本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些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的创作方向，系心民瘼、关爱百姓的作家代代涌现，绵延不绝。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的名句。到了当代，他又被赋予一个更加响亮、更为荣耀的头衔——“人民诗人”。他从不以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去悲天悯人，而是走近民众，以“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深切情怀，感同身受地描写民众的喜怒哀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诗作，彰显了他能由一己之苦痛，上升到为天下苍生而苦痛，为天下苍生而放歌。他的诗作甚至深深打动了域外读者。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思曾深情颂扬杜甫说：“我30年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较为高尚的人。”
    杜甫为什么能达到如此之高的人生境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融“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于灵魂深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知行合一，终生践行。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的博大胸襟，通过他的诗作，得到了最生动的书写、最广泛的传播。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深入基层部队，深入基层官兵的心灵世界，要像杜甫这些先贤一样，由己及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对他们的热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切地了解他们，进而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形神兼备地表现他们，使文艺创作更好地服务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才能创作出具有真正生命力的精品力作。
    四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中华民族“尚和合”的思想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范畴是相通的。“和”，“和合”，“太和”等意蕴相通的价值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文化典籍中就已出现，如《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周易》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等。“和”，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至关重要。从传统文化思想出发，挖掘并阐释“和”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人格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是崇尚和谐。从传统文化中的“和”的理念，学者汤一介认为可以推导出一个“普遍和谐”观，其内涵包括“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层面。其中“人与人的和谐”，落实到军队文化建设层面，就是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古代兵书对此多有阐述，如《吴子》说：“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只有搞好军队内部团结，才能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与历史演义小说不乏对这一题旨的展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将相和”故事。蔺相如在解释其何以对负气斗胜的廉颇，一再退避忍让时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一旦醒悟过来，便能放下架子，主动认错，负荆请罪。军队文艺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这些熠熠闪光的思想精华，大力表现当前强军建设中我军官兵促进团结、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以推动军队全面建立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其次是崇尚和平。在儒家“和为贵”“协和万邦”思想的影响下，秦汉以后我国传统军事文化逐渐形成了崇尚和平的主导意识。历代军事诗文也多持“非战”立场，控诉了战争暴力所造成的生灵涂炭、田园荒芜，如汉乐府《战城南》的“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曹操《蒿里行》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世代延续下来的非暴力态度，给一位到达中国明朝的西方人利玛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中国“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敏感捕捉到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渴盼远离战争的善良心态。
    当然，自古以来，中国人并不惧怕战争，虽然厌战，但绝非轻战。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虽然揭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绝不像当时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增强军事实力，对敌人造成巨大的威慑，让他们闻风丧胆，不敢来犯，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的理想境界。长期以来，崇尚“和平”的思想早已融入我军官兵的血液，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不惜流血流汗，殚精竭虑，刻苦训练，就是为了“能打仗、打胜仗”，其最终的目的则是奔向美好的永久和平。对此,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领悟，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军官兵的战斗文化心理，真切塑造出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军事文艺惟有把准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才能无愧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