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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全人类格局中的世界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各民族交往和联系的加深以及民族片面性的日益消失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世界文学”来临的现实基础与可能。同时，马克思认为，以资产阶级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形式是“虚假的共同体”或者说是“冒充的共同体”。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吉登斯语）。此言虽略显夸张，但是，人类今天的命运确乎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指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之间，也是指每一个地球村村民之间。当今世界呼唤“真实的共同体”的出现，共同面对人类、每个民族、同时也是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遭遇的威胁与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里，文学艺术、哲学美学有自己的使命，需要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其培育的可能性。历史地看，今天讨论这种文学、文化的世界性，自然不能再被限定在源发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也非拘囿于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东方中心主义”的新世界，而是在全人类格局中，旨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性。 当代世界，中国文艺理论创新不足，影响不大，更难说有什么话语权、主导权，固然与中国长时期的并不太高的国际地位有关，与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魅力和吸引力不足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当代的中国文艺实践及其发展模式总体而言是基于西方现代性文艺发展的路径，并由此在创作和欣赏两方面都形成了相应的审美心理、情感结构。单就一些具体创作实践而言，很可能某些中国当代文艺创作早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当代乃至更早的现代性艺术水平，但是正如宋代诗歌无论怎样完美，也注定无法超越盛唐诗歌艺术的影响力和震撼力，中国现代性文艺实践如果走不出西方现代性的世界，难以走自己的路，中国文艺理论也就难以获得创新性发展的土壤和基础。因此，中国当代文艺创作“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瞩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如果要创作这种世界性的、人类性的文艺作品，自然需要作家艺术家有这样的全人类性的视野、情怀、胸襟、格局和追求。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谈得上形成面向世界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文艺理论。 四是人民主体的价值指向性。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人民文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价值维度，是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根本方向。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不但掷地有声地重申：“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而且，他更是突出强调，人民的文艺就是既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也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作为文艺的价值评判的主体。这是习近平文艺思想最鲜明的价值色彩，也是其区别于那些标榜“去意识形态”或“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文艺理论话语最显著的理论特质。 新时期以来文艺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及其变体“泛意识形态化”，成为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潮，这股思潮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或以价值中立的知识论方式出现，或以普遍人性论的方式出现，或以生命意识论方式出现，或以形式中心论的方式出现，不一而足，这里大谈人、人性、主体、心理、生命、无意识、形式、结构、符号、程序，置换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话语范畴，人民、劳动、阶级、党性、现实、倾向性、意识形态等等都成为有意无意规避的对象，即使偶尔出现，也成为被掏空内涵的漂浮的能指。当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越来越远离人民这个价值指向的时候，也就是文艺理论越来越失去中国性、当代性的时候，以至于近些年有学者不得不重新提出“新人民文艺”“人民美学”。人民性的价值指向应是当代中国文艺、中国文艺理论不可或缺的灵魂和精神内核。当然，如何深刻理解人民的内涵，如何真正实现为人民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构建，切实彰显文艺的人民性，这是需要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艰苦的实践的，任重道远，但这里大有可为，因为“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文艺理论也才能成为时代文艺健康发展的航灯。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