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用观决定着史剧的笔法、结构和目的。按照传统章回小说的笔法来看《天下粮田》，及至第36集已经达成了“善恶有报”的结局。按理说，故事到此就可以终止了。但《天下粮田》却没有在这个大团圆的地方收笔，而是又加上了两集。第37集写铁弓南痛悔教子无方，而含恨自戕。第38集写杜霄再次被发配到宁古塔前，与老师刘统勋作别，诉衷肠、送遗谏。
    这种笔法，不仅是我国古典演义小说常用的结构，也是我国古代正史纪传的典型结构。而前者又是渊源于后者的。这就是要在历史故事的终点，对历史经验进行一个小结。自《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以至后代的“赞”、“评”等，历来如此。将史事与史评融于一体，评点“前车之覆”何在，分析荣辱根由，是我国历史叙事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天下粮田》中体现得很鲜明。由此出发，上溯全剧的角色、故事、结构和价值取向，显示出这是一部总结古代政治的古典演绎。
    如果说，前36集重在写乾隆十年至十三年围绕君臣社稷而展开的诸多事，重在写铁靴名臣刘统勋的诸多功与言。那么，后面这两集则重在做一个故事总结，重在于明德。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在笔者看来，这部电视剧作品的故事情节就是围绕这句明训编织的。
    无论是角色设计还是结构特征，该剧的大脉是“廉墨”、“正邪”之间的对立。这和《岳飞传》中岳飞与秦桧、《杨家将》中杨家与潘仁美的角色关系、结构设置是一样的。而所别在于故事，不再以“抗御边患”为依托，而是以民生社稷为纽带了。清流干臣反朝廷中的浊流墨吏，这是农耕时代我们演义小说通用的笔法。
    从角色的价值依托来看，在该剧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无论是乾隆帝、孝贤王妃，还是刘统勋，这些正面角色多次引用《孟子》中的章句，或励志励行、或抗上驭下。这个引用的来源体系，显示出创作者对古典政治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尊崇。由此出发，作品对保田、恳田的重视，就不去深究自秦汉以来，“农战”的社稷观对农事高度重视的这一面。突出的是解决老百姓温饱、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
    这部剧的叙事时段选取在清乾隆十年至十三年。按坊间的大略感觉，这个时段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时段，是天下太平的时段。但该剧就从这个时段里，从“验鸟案”开启了本剧的危机叙事。不能不说创作者在这个结构里，为观众、为社会提示着“居安思危”的观念，为执政者提示着“如履薄冰”的要义。这点在《天下粮仓》剧中即有，到15年后的该剧中仍在，这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盛世必须修德，修德才有盛世，这种源自精神品性的盛世结构说，深深蕴含在本剧之中。
    看《天下粮田》，其实从开端就可以推断出结尾。讷亲出场，就不难让人猜到这是个“惯性奸佞”，刘统勋出镜，铁定就是个良臣。其间的回合冲突，也不出“奸臣当道”、“清流受迫”、“直道反击”、“正必胜邪”的回合套路。笔者以为该剧耐看的地方，在于杜霄这个角色的塑造上，在于他由“狂狷之士”一转再转，而终成奸佞之徒的历程中。
    卒章显志，第38集刘统勋和杜霄的一番交谈，表达了创作者对全局角色和价值观的评点。刘统勋对杜霄的最终评语是“德”不足。接下来，是乾隆看了《救田疏》后，肯定了杜霄“才”有余。全剧就归结于传统的“才德之辩”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中，就从“智伯之亡”为引子，以大篇幅笔墨评论了“才与德”的关系。他总结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也，以至于颠覆者多矣。”他认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主导。推到不能“德才兼备”的极致，他认为：与其得有才的小人，不如得有德的愚人。
    《天下粮田》的德才观与司马光相近，但又有司马光所论不及之处，因为它通过杜霄写出了守德在于持恒的问题。江郎才尽，这是众所周知的。始有德者，也未必能够始终“满血”，却是提及不多的。该剧写刘统勋抬棺赴任，突出的就是他有笃德之志，这是杜霄、乃至谷山都没有的信念。同样值得寻味的是，杜霄是刘统勋的学生，铁箭飞是铁弓南的儿子。《天下粮田》的创作者没有按“龙生龙、凤生凤”的笔法来描绘道德品质“血统家传”的美好图景，这是与岳飞的儿子岳云、三代杨家将都是忠臣的图景不同的。这也是很有警醒意味的。
    《天下粮田》终结于道德论的阐述，但义正词严的铁弓南和刘统勋在全剧中走得如此艰难，且后继乏人。古典的清廉演绎，除了归结于道德修为别无它图，而仅凭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在剧中，前有十大臣被杀、后有十大臣被囚，大清的干部队伍问题似乎都出在了道德方面。而在这前后10年之中，为何出现了如此“渎德败治”的循环局面？问题的根源在于大清的制度局限。创作者没有写出这个症结的根源，故而作品的格局也没有超出古代政治的古典演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