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2日至14日，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创造新时代的新史诗”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琼海举行。我们将陆续刊登论坛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引领、精神支柱、道德教养、知识哺育，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区别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重要标识。”
    重振文学的崇高品格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几千年的时光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过无数的艰难困苦，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历经沧桑孕育出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而使我们的民族能够不断克服阻碍历史前进的陈旧痼疾与颓败陋习，生生不息。
    但是，毋庸讳言，在今日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创造着诸多世界奇迹的同时，精神领域里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正在悄然泛滥。浮躁虚华、附庸跟风、沽名钓誉、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令质疑民族历史、否定民族英雄的风潮成为时髦；在崇尚“娱乐至死”的口号下，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的恶俗现象屡禁不止；特别是戏说历史、抹黑英雄的现象频现于各种媒体，颠覆着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优秀价值取向。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给一个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带来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地指出，这就是企图让我们这个民族“魂无定所，行无依归”。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图谱，民族英雄是这个图谱中的精神坐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平庸的民族，不敬仰英雄的民族是没有价值观的民族。现实生活的严酷已经证明，道德沦丧往往是从歪曲本民族历史和贬低丑化英雄开始的。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明白这样一个并不精深的道理：要想打败一支军队，首先要摧垮这支军队的精神和意志；要想搞垮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先要割断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忆以及这个民族的精神传承，使这个国家和民族彻底丧失信念的依托，从精神上釜底抽薪是涣散乃至颠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手段。
    19世纪英国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国库的殷实，不取决于城堡的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的华丽，而取决于这个国家国民品格的高下。”
    精神品格的高下，将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
    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我们有必要重振文学的崇高品格。
    崇高是什么？
    中国古人认为，崇高就是“志于道，据于德”的个人操守；就是“法古今完人，养浩然正气”的价值取向；就是“崇高之位，忧重责深”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就是“登崇高之丘，临万里之流”的博大胸怀。
    孙中山先生心目中的崇高，是“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鲁迅先生认为，具有崇高品格的人是“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而毛泽东将崇高品格的标准定义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重振文学的崇高品格，就是用文学的方式探索有崇高特性的为人之道和行为特征，以及探索塑造崇高品格的文化渊源与实现途径，从而弘扬崇高的美感与魅力。古希腊名著《论崇高》中认为，文学的崇高品格应该体现在五个方面：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动人的激情，辞格的使用、高雅的措辞和有尊严的结构。中国的古人们认为，崇高的特点是简单淳朴，是真纯的情感，是诚实的劳动，是无私的奉献。就文学的基本原理而言，文学的崇高品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处于尖锐对立与严峻冲突时所呈现出来的美感，崇高品格之美是人性的冲突之美，这是文学意义上冲突的本质，也是文学魅力的根本所在。
    英雄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之一
    作为军旅作家，我认为军人的崇高品格就是英雄主义。
    狭义而言，这个情感始终是中国军旅文学的精神主调；广义而言，这个情感也是人类文学史上不朽经典的精神主调。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希望自己的军队由一群自私卑劣的懦夫组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人如果缺少了英雄主义精神，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必将是屈辱或者悲惨的。世界文学史上，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无一不是英雄主义的史诗。对于民族命运而言，英雄主义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依旧需要，如果我们还想让子孙后代有尊严地活着的话。
    应该指出的是，宣扬英雄行为的不合理，是在给自私卑劣寻找合理性。作为一支军队，如果自私卑劣合理了，必将逃不脱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的结局，尽管这支军队可以军号震天、仪仗华丽；作为一个国家，如果自私卑劣合理了，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永远不会给子孙后代留下象征民族荣耀的凯旋门，尽管这块土地上可以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同样，在文学创作中，如果自私卑劣合理了，这样的文学产品永远进入不了人类精神的经典殿堂，尽管这样的作品可以名噪一时。
    虽然“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主体，不是将军而是士兵。我写作的“战争系列”《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就是那些在历史巨变中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的普通士兵的英雄谱。我在写作《朝鲜战争》的时候，曾采访过那场惨烈异常的松骨峰战斗的主力团团长范天恩。这位战后惟一被收入日文版的《朝鲜战争名人录》的中国团长，身材高大疾病缠身，已经没有力气再用语言来描述那场战斗，更不愿提及自己的英雄行为，老泪纵横的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真正打起仗来，英雄是那些士兵。”是的，在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和谋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牺牲的士兵，他们绝大多数是贫苦农家的子弟，为了一份自己有生之年也许无法看到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宁愿承受难以想象的艰辛，甚至宁愿义无反顾地赴死。他们的崇高简朴而真诚，他们是我笔下的英雄好汉。
    “人民创造历史”，是历史唯物论的核心
    重振文学崇高的美学品格，就是尊崇人民为创造历史的英雄。
    在75年前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以大篇幅再次强调和阐述了这个命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出现最多的词汇就是“人民”二字。
    中国的文学事业从来就是人民的事业。文学的使命与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文学产生于人民，人民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文学服务于人民，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是人民生活命运的写真。作家从来不是孤立于人民群体之外的特殊分子，人民养育了作家和艺术家，人民是作家艺术家恩重如山的父母。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角。否认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英雄辈出的历史，否认这块土地上的广大人民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真正推动者，中华民族至今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进程将是无法解释的。在文学意义上，我主张的英雄观是广义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铁肩担道义，不媚的风骨、不随流的独立，同情、公正、博爱，执著的理想主义，对独立思考权利的捍卫以及对真理的固执求索等等，都是构成文学崇高美学品格的基本要素。
    媒体和评论家在评述我的“近代史系列”著作《1901》和《1911》时，常常使用“以细节还原历史”这句话。崇尚历史细节的本质是什么？是对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动力——人民的高高托举。没有一代又一代细微如沙粒泥土的普通百姓的勤劳、智慧和奉献，以及无论在什么样的苦难中都能生生不息活下去的坚韧，历史将索然无味，尽管历史的书页上往往被涂满紫带黄袍、六宫粉黛。
    我的写作，是为我值得骄傲的祖先，为中国人民树碑立传。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以载道是崇高品格的精神根基。文学从来不是个人狭隘的情感宣泄和呻吟，而是肩负着滋养人类心灵和托举社会道义的神圣使命。古往今来，凡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被长久流传并成为经典的，无一不是作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的抒发。文学的良知和职责，即是人民对文学事业的嘱托。人民是文学作品优劣的惟一评判者。文学从来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也不是用来评奖获奖的，只有把个体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作品，才可能得到人民的赞赏，而这个赞赏应该是褒奖文学作品最重要、最荣耀的奖项。
    重振文学崇高的美学品格是当代作家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要求我们在精神上要与时代同步，在文学境界上要有大格局，在文学视野上要见大风云，在文学力量上要能担当起大气象。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新时代对所有文学工作者的期望，才能不愧于人民作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