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现代传播方式让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得到当代传承？近年来我国电视人围绕着这个“三传”课题，可谓殚精竭虑，不遑启处。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语英雄》到《中国谜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单是电视综艺节目就做出了多层次的实践，取得了相当好的社会效果。开播于2017年年末的《国家宝藏》，无疑是继续前进中的一个足迹。这个足迹与以往的又不太一样。
    自汉字、成语、谜语到诗词，传统文化由字词，进而延伸至章句，其蕴含无疑是在递进，在升华。然而无论是字词句章，都不出于语言文字这个抽象思维主导的范畴，可知而不可见，其中想象的美可悟得，而形象的美难现。《国家宝藏》的一个突出优长是，它让传统文化以器物的形式具象在观众眼前，《千里江山图》、“各种釉彩大瓶”和石鼓历历在目。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传统文化在这里以实物实证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中国传统书画之道，于《千里江山图》中可见一斑；传统瓷器工艺的复杂流变于“各种釉彩大瓶”上层层叠现，而文字的衍化轨迹于石鼓之上可征。道在器中，器承道法，道器相济，虚实相生。传统文化的精神就在其中。
    当《千里江山图》展开时，解说涉及到了宋代的另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就观众席和荧屏前的百姓而言，知道后作者多，而知前作者少；知张择端者众，而知王希孟者寡；知道工笔画、水墨画者多，知青绿画者少。至于瓷器，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怕也是知唐三彩、青花者占大多数。至于古文字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知石鼓文的观众数量怕远不及知道甲骨文的多。《国家宝藏》第一期节目，虽则重在推出某一历史时期之一物，但兼及此物前后周遭的联结演变。焦点在眼前，背景在其中，前代如彼，后世如此，这种承庚接续、继往开来的传统文化观，既表达了传，又蕴含着统，这在由17种烧制法集成的“各种釉彩大瓶”上展现得尤为充分。而其中所昭示的，传统并非某一点，而是一条起伏连绵的轨迹的道理，更为耐人寻思。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并非某一汪潭水，而是后浪推前浪的长河。新陈代谢，代有传承，代有创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传统文化与世偕行的精神就在其中。
    在《国家宝藏》中，不唯有物还有人。
    其中有古人，如宋徽宗、王希孟、司马池、司马光这些历史当事人；还有冯海涛、仇庆年、故宫志愿者解说团队、梁金生等国宝的研究者、守护者这些今人；既有单霁翔等9位专家博物馆长；还有张国立、李晨、王凯、梁家辉这几位解说演绎者。他们分担着起承转合的各自功能。故而，讲青绿画的叙事线，始自王希孟的画作，承于冯海涛的研摩，转于仇庆年的颜料制作，合于他们与李晨共同宣读的誓词。文化传统的时间脉络，在传承人、传播者的多样性上展开，聚焦于传统文物，衍射于传承之人。这样的人物-角色结构，如众人拾柴，各司其职，相得益彰。传统文化之于和衷共济、众志成城的思考，不唯在器物之中，也在演播室之中。
    上世纪80年代初，张明敏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唱响了《我的中国心》。那首歌描写的是一位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于祖国、故土，有身之所处造成的游子，于民族文化、历史精神，也有神之所系而出现的“游子”。而后者之“游”，相当的根由在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精华给予开掘光大的怠惰，乃至以躺在“四大发明”、长城、熊猫上为满足，无暇深耕、不勤细作，传统文化因而由庞大细密的体系，萎缩为若干断点、标识。文化不自信，必有文化之“游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最深沉的是文化自信。
    《国家宝藏》不仅是此前“字词句章”类节目的延续，更是一种延伸。它初步地展现出对传统文化是综合性、体系性存在的认识，并予以较为生动的多层次展现。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今天的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更加深入了。
    昔有故事，魏惠王说：“寡人之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齐威王对以“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继而列举了四位贤臣以为齐国之宝。《国家宝藏》最终要评选出9件国之重宝。而仅就第一期节目来看，王希孟的创新精神、司马池的求实情操、梁家父子护送石鼓南迁的毅力，这些存在于中华民族性格中的气量、气度和气节，不啻为宝中之重宝。《国家宝藏》的创作者们点到了此处，盼望着卒章时能予以着重。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