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蔡华伟
    有一批视文学为生命、甘于寂寞清贫、冷静观察民众生活、探索社会深刻含义、埋头打造独特语言的人，才有可能产生杰出作品。倘若我们作家诗人中充斥着以“穷怕了”为理由而不顾廉耻、利欲熏心、追求奢侈、欲壑难填之徒，虽可以产生作品，若寄希望于他们创造“高峰”，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只能期望于“有才智的人”
    随着国力提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人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精神生活尚有欠缺，于是对文学高峰有所期待。放眼古今中外，寻找一个高峰林立的时期，看看那是一番什么样景象，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19世纪法国文学就进入我们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个具体参照。
    100年间轰轰烈烈，名家名著高峰迭起
    整个19世纪，从1802年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始，到历经23年劳作完成的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止，中间有拉马丁、维尼、雨果、奈瓦尔、缪塞和乔治·桑；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梅里美；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莫泊桑、凡尔纳、法朗士和洛蒂等作家诗人，有《沉思集》《命运集》《惩罚集》《幻象集》《四夜》和《魔沼》，《红与黑》《高老头》《包法利夫人》和《嘉尔曼》，《恶之花》《月光》《醉舟》和《窗户》，《羊脂球》《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泰伊丝》和《冰岛渔夫》等小说诗歌，约100年间，可谓诗文并茂，高峰迭起，时而轰轰烈烈，时而波澜壮阔，时而鱼龙混杂，时而百舸争流，好一派繁荣昌盛、百花争艳、你追我赶、欣欣向荣的景象。
    雨果是一轮众星拱之的圆满月亮，在他漫长一生中，贯穿始终的是诗歌。他的诗不断跟随时代前进，反映法国半个多世纪政治、社会变化，抒写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共同思想感情。他的才能没有边界，举凡诗歌、小说、戏剧、随笔，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承认与否，雨果都是法国最伟大诗人，也是法语诗艺最伟大开拓者。形象丰富、色彩瑰丽、想象奇特是他的特点，他又把对照原则用于诗歌与小说，别开生面，高峰也。
    司汤达以其鲜明反封建复辟的笔触、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对典型性格塑造出色地采用心理分析方法，而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准确描写法国社会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在此基础上勾画这样一条道路：于连·索莱尔这个农民的儿子如何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而终于失败，并由此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真正幸福，即他的“成功”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失败使他走上幸福之路。司汤达作品不事雕琢而意蕴深刻，精彩纷呈，高峰也。
    巴尔扎克在拿破仑小雕像下面写道：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他果然写下97部作品组成的《人间喜剧》，有声有色地再现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到1848年资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塑造了3000多个形形色色色人物，实现了“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能够充当它的秘书”的宏愿。他是小说艺术伟大革新者，塑造形象特别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他最大贡献，例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拉斯蒂涅、伏脱冷等，都是深入人心的人物。他的秘诀是“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他是一位复杂深刻作家，高峰也。
    福楼拜是法兰西语言冶炼师，穷毕生之力追求完美。对语言，他不仅要求明确，还要求准确和恰当。他认为艺术的最高原则是创造形式美，而形式美首要元素是语言，用词准确，音调铿锵，韵律悠长，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像灵魂与肉体，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他说：“没有美的形式就没有美的思想。”他首倡作者非个人化，即小说的叙述者隐身于叙述之中，开辟现代小说先河。他与乔治·桑的争论表明，他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高峰也。
    感应社会秩序剧烈变革，焕发巨大精神能量
    纵观19世纪法国文学，探究其繁荣昌盛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社会环境变化，贫富差距扩大，科学技术发展，思想意识交流，殖民帝国形成，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等等，一言以蔽之，19世纪法国社会呈现空前复杂性和多样性，社会固有秩序发生剧烈变动，促进了个人解放，焕发出善恶并存的巨大能量，给文学艺术创作提供形式、内容、人物的各种可能性。
    文学创作内部规律决定文学发展走向和规模。例如，社会巨大动荡使民众失去信仰，处于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像盼望甘霖的大地等待着好雨知时，浪漫主义于是流行。想象、感觉、个人以及自然风光大行其道。浪漫主义本身就有对真实的诉求，但是，对想象、感觉、个人、风景的偏爱与追求真实格格不入，于是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影响下，就产生了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观察与描写渐渐不能满足对无限的追求，就有了隐喻、暗示、象征等途径，不直接命名事物而诉诸人的想象，于是而成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是相继产生的3个流派，却并非界限分明，它们相互重叠，相互渗透，促进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贯穿19世纪的三大文学流派延续至20世纪，成为现代派文学各种流派背离或攻击的对象，但却依然屹立不倒，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大。
    文学发展离不开思想支撑和交流滋润，19世纪法国文学于此获益良多。不说孔德、圣西门、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名字，单说德国的瓦格纳、丹麦的易卜生、波兰的肖邦，沃盖子爵翻译的俄国小说，等等，他们都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影响法国的文学与艺术，对形成法国19世纪文学高峰功莫大焉。与此同时，文学批评进步与发展也为文学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圣伯夫、勒南、泰纳等居功甚伟，批评家的声誉和不断崛起的文学高峰同步，所以蒂博代有理由说：“真正的和完整的批评诞生于19世纪。”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世纪法国作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自幼喜欢文学，长大则视文学为生命，他们尊重人、信任人、热爱人，名利之想与生活之享受则在其次。司汤达说过：“有才智的人，应该获得他绝对必需的东西，才能不依赖任何人；然而，如果这种保证已经获得，他还把时间用在增加财富上，那他就是一个可怜虫。”站在高峰上的人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些流传青史的作品，皆由他们创造出来。
    领悟民族复兴丰富蕴含，孜孜以求文学高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回望19世纪法国文学，并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欣赏的同时，思考这种繁荣对我们有怎样的启发。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国家正在崛起，焕发出令人惊叹的力量，国力提升、政权巩固、科技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对国家前途信心倍增等等，有目共睹；另一方面，道德滑坡、信仰丧失、金钱至上、鄙视平凡、诚信缺失等问题冲击着各个领域，也是不争事实。虽然不能与19世纪的法国相类比，但整个社会之活跃、骚动和充满各种机会，为文学想象和表现提供充分可能性。也就是说，社会巨变为文学高峰提供了客观条件。
    文学高峰出现有赖于我们对文学内部规律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否定传统、唯“新”是务的过程。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西方现代派冲击下呈现破碎衰微状态，但在法国，现代派典型形态“新小说”风靡十几年，自20世纪80年代已经不再走红，现实主义传统有效抵制现代派进攻，呈现合流状态。我们一些先锋派小说忽视人物塑造，致力于象征、隐喻或抽象的环境构建，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失去鲜活的生活气息和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成为少数人欣赏或敞开心扉的场地。如今，现实主义潮流有重新崛起之意，值得关注。
    思想深度是文学高峰的必要支撑和必然蕴含。文学作品不是哲学婢女，不是思想传声筒，这已是文学创作者和批评家共识，但这并不意味文学可以没有思想。今天，社会思想形态多样，相互之间或合作渗透，或博弈争锋，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形成文学高峰，关键要从事文学的人有真诚信仰。对于域外文学，或许有一个借鉴或模仿的过程，但我们应该有正确态度，有反思意识。例如对现代派文学，有些人过于乐观，将新小说当成“通向未来小说的道路”，其实它已经走到尽头。传统与创新并不以彼此否定为前提。今天的写作要回到传统，并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而是相续相禅，踵事增华，灌注新的血液，这种新的血液包括了现代派（例如新小说）的贡献。
    社会环境、文学内在规律、思想碰撞，都是产生文学高峰的外在条件，从事创作的人才是高峰出现的充分条件。有一批视文学为生命、甘于寂寞清贫、冷静观察民众生活、探索社会深刻含义、埋头打造独特语言的人，才有可能产生杰出作品。倘若我们作家诗人中充斥着以“穷怕了”为理由而不顾廉耻、利欲熏心、追求奢侈、欲壑难填之徒，虽可以产生作品，若寄希望于他们创造“高峰”，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只能期望于“有才智的人”。所谓“有才智的人”，他所求于金钱的，是独立和自由的保证，故不能过少，过少则可能被迫仰人鼻息；亦不可过多，过多则会受到因金钱而来的种种束缚，乃至“有漂亮的公馆，却没有一间斗室安静地读高乃依”。建设文艺高峰，我们迫切需要一批文艺工作者能够成为“有才智的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