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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儒学读本》导论: 儒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

http://www.newdu.com 2017-12-13 未知 吴光 参加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从多元文明和而不同的立场出发,着眼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实现世界和平,科学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塑造世界观、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巨大历史功绩,从十五个方面总结了以儒学为主导、多元发展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代问题的重要启示,提出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弘道要求。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高度肯定了儒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明了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值得广大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那么,儒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学说,它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它在21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中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并得以复兴与发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论述。
    (一)、三盛三衰:儒学的形成与演变
    儒学起源于殷周时代,形成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殷商统治者很迷信“上帝”和“天命”,而且盲目崇信“天命”的永恒性和绝对性。周人也继承了殷人的宗教意识而相信上帝授予“天命”的神话。但在现实层面,周人却看到:周族领导者文王、武王和周公等通过人事上、政治上的施行德政,以“小邦周”取代了“大国殷”,使“天命”转移到周天子身上。这使周人认识到上天是公正无私的,总是帮助品德高尚的人,民心不是恒久不变的,只有敬德爱民,才能长久地保持天命。这是哲学思维摆脱宗教意识的第一步。周朝建立后,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分封诸侯,建立了以宗法制为特点的封建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社会需要某种伦理和道德观念来维护,于是,周人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和维护这种制度的 “孝”、“礼”价值观念,但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合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思想学说。这一任务是由孔子和他的弟子完成的。
    从两千多年儒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儒学经历了“三盛三衰”六个时期。第一期为春秋末到战国末,经历二百多年,是儒学形成、发展时期,也是儒学的第一个兴盛期。这个时期儒家最主要的代表是孔丘、孟轲和荀况,代表作是《论语》、《孟子》和《荀子》。孔子及其弟子生在春秋末期的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思想。“仁”范畴的提出,不仅沟通了亲缘之情的“孝”与规范人际关系的“礼”,还沟通了人事与天命、人道与天道。因为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有“仁心”。“仁心”来自于与生俱来的亲缘之情——“孝”,因此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孝”情的落实便是“仁心”的发散,就有了人伦,有了规范人际关系的礼仪制度。于是,就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为本体、以“礼”为外在规范、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学”理论。至此,儒家思想系统化了,并形成了儒家学派。
    第二期为战国末年至汉武帝执政的近百年间,为儒学的第一个衰退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法家专制政治,焚书坑儒,沉重地打击和摧残了儒生,压制了儒学的发展。西汉建国后,虽然汉高祖起用儒生叔孙通等制定朝仪,文帝、景帝又解除民间藏书的禁令,并设立经学博士,使儒学有所复兴,但汉初出于休养生息的政治需要,主要是尊奉道家黄老之学。
    第三期自汉武帝执政到东汉分裂为三国的三百多年间,是两汉经学的兴盛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采取“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设立“五经博士”学官,设置培养统治人材的中央级教育机构——太学等。确立了经学形式的儒学新形态,继而出现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东汉初期,皇帝亲自主持白虎观讲经会议,钦定“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使儒学从思想上与制度上取得了“独尊”地位。此为儒学之二盛。
    第四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七百多年,封建王朝经历了数度分合的动荡时期,儒家思想文化受到了道教、佛教的极大冲击。魏晋时期,经学衰落,玄学大兴;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逐渐完成了中国化进程而大兴,儒学虽然在纲常伦理制度上仍占统治地位,但在思想文化上缺乏活力,处于停滞、低落状态,此为儒学之二衰。
    第五期为宋、元、明、清时期,历时八百多年,是儒学第三个兴盛期。两宋时期,涌现了众多的儒家思想和儒学派别,形成了由周敦颐、张载发其端,程颢、程颐成其说,朱熹集其成的理学派,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以及王安石的“新学”和三苏代表的“蜀学”等等。元、明、清时期,儒学基本上处于“一家独尊”地位,在理论上也有创新,出现了阳明心学、明清实学等。
    第六期自清末至当代,是传统儒学全面衰落和现代新儒学的酝酿重建时期。这一时期,传统儒学在各种外来新思潮的冲击与批判下,暴露了本身的许多弱点,并随着君主制度的崩溃而失去了制度依靠,从而走向全面衰落。但儒学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也酝酿了思想创新。“五四”之前,出现了郑观应、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儒家和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儒家,“五四”之后,则出现了梁漱溟、马一浮、贺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形成了所谓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等新儒家学说。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从多元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寻求儒学定位的当代新儒学,如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刘述先、成中英的新儒家诠释学,林安梧的“后新儒学”论,牟钟鉴的新仁学论,吴光的“民主仁学”论、龚鹏程、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论,蒋庆的“政治儒学”论,陈明、姚中秋的“新儒教”论等等。这预兆了儒学复兴新时代的到来。
    如果从各个时期形成的儒学形态及其理论特点来看,则可以将传承两千多年的儒学归纳为六种基本形态,即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学。
    (二)、儒学的性质定位、根本精神与基本特征
    对于儒学的性质,现代新儒家、非儒家或反儒家学者看法各不相同,即使在新儒家内部,见解也有很大差异。我们认为,儒学是“以德为体,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而集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为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根本精神就是道德人文精神。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对理想道德境界与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所以儒学所追求的,首先在于确立道德理性。但儒学的道德理性并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空想,而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艺术。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与西方以人权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如果将儒学的根本精神定位在“伦理本位主义”,就可能误导人们只重视外在的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而忽略儒学的根本价值所在。一些反儒家的学者便是这样定位儒学性质的。而将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就必然引导人们去发掘儒学的内在价值,指导人们树立道德理想、完善道德人格、关怀人生意义、追求人生幸福,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多元和谐的文明社会。
    儒学具有五大基本特性,即道德理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和开放性。
    首先是道德理性。所谓道德理性,就是确立道德的主体性地位,人生与社会的终极理想以道德为依归。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讲道德之“仁”是人立于世界的根本依据。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是讲人是有道德、有善性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离了道德之“仁”、道德之“义”,人便与禽兽无异。所以,确立道德理性是儒学的根本特性。
    其次是人文性。儒学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关怀人的生死存亡。马厩失火了,孔子首先问的不是马而是有没有伤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儒学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就君子人格。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君子人格;孟子“穷则独善起身,达者兼善天下”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所谓“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的君子德操,体现的都是同一种人文精神。
    第三是整体性。儒学以整体宏观地把握自然、社会、人生为理性思考的方向。“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源远流长。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块“双鸟舁日”(俗称“双凤朝阳”)的象牙雕饰,鸟是越民族的图腾,太阳代表自然界,它正体现了古人向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思维特色。良渚文化的羽冠、人面、兽身三位一体的玉琮也体现了万物一体的思想观念。儒家的大同就是“太和”,是追求最高的和谐境界,即整体和谐。
    第四是实用性。儒学的实用性表现为经世致用、修己安人。孔子在回答关于“君子”标准的问题时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后儒讲内圣外王,讲修己治人,讲经世致用,都是要求将道德修养的目的落实到安定民生、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事业之中,而不是空谈道德。可见,儒学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理论。
    第五是开放性。这表现为重视兼容和谐、与时俱进,重视开放和变革。儒家认为“文”(文明)与“质”(质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般而言,文明的发展是由简到繁,从野蛮到文明。但文明走向一个更高层次时,往往又变繁为简。就像服装的变革一样,古人从裸体到树叶遮体到粗服便衣到长衫旗袍,直到今天的西装革履,是由简到繁、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但后来,人们感到长衫不便,于是改穿短褂,现在,许多人又嫌穿西装打领带麻烦,而喜欢穿T恤或休闲装了。这是应时变化,取其简便。可见由简到繁固然是文明的进步,但有时候,简化却是文明发展的更高层次。儒学就是抱持文明进化的历史观看待历史的,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历史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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