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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眼下的“文学终结”问题的争论，还没有结束。 一些理论大家与学界新锐均参加了讨论。讨论当然地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文学遭遇了危机，文学看来是要终结了，让位于电信时代的图像、网络、多媒体;一派主张文学不会终结，文学应当维护它的传统地位，保持它的本性。我认为两派都有道理，从现在的情况看，说文学受到挑战是事实，文学确实不像过去那样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不像终结又像什么?说文学不会终结也是对的，现在的读者喜欢图像，可也没有彻底地丢弃文学作品，为什么由此会得出文学终结的结论呢? 但是，我又感到，这两派有一个共通的毛病，都陷在20世纪的文学理论的陷阱中，受到20世纪文学理论的巨大制约，不能更清晰地看文学。担心文学终结者，是将文学看错了;坚持文学不会终结者，也将文学看错了。这个相同的错误就是把文学看得太复杂，所以得出或终结或不终结的结论。因此，无论是在终结论者那里，还是在非终结论者那里，他们眼中的文学都是以一种异体的面貌出现的。其实，文学是什么?答案可能是千万种，其中有一种回答：文学是简单的，它是人生经验与人生想像的产物，是人性的故事。有了人生经验要表现，有了人生想像要展开，就有可能创造出文学来。若只是表现在口头上，那就是口头文学;若用文字写下来，那就是书面文学。这人生经验与人生想像，人人都有，所以，人人都有成为作家的可能性。不是只有学富五车的人才能创作。如高尔基，学问就不深。那些动人的民歌，也是不识字的人创造出来的。 但文学的创造，有一个基本的道理要知道，这个创作，要达到情绪的饱满才能进行。所以，文学其实是人性的激动，有了人性人情还不够，非要这种人性人情到了不得不说、不得不写时，才能创作。冲动是创作的心理特征。如果一个批评者用心理学加以分析也许很复杂，可它本来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村妇失去亲人会痛哭，这是抑制不住，哭出来，就呼天抢地，很动人。尽管事后，多事者可以分析，说这里哭得有道理，那里哭得有些矫情，甚至哭得不通人情，可这位村妇的能够哭得出来，是因为她对亲人的怀念之情已经盛不下了，才满溢出来，成为一种人生的艺术。 太史公写传世的巨著《史记》，说是发愤著书，就是因为他心中有孤愤，无法加以表现，就借写史与创造人物来加以表现了。要是运用现代的心理学分析太史公的创作，什么格式塔、深层心理与集体无意识等等，说起来当然是一套理论又一套理论，可一样地也只是肯定发愤著书说，不过是用复杂的方式陈述一个简单的道理而已。中国古代还有“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强调的也是发愤著书，因为诗人遭遇穷困必然产生孤愤，抒发这种情感，叙述人生的曲折及自己对这种曲折的心情，自然成为好作品。至鲁迅，他创作了一系列的杰出作品，与其小小年纪就来往于家与药房之间饱受人世的炎凉，不无直接关系。我总感到，要成为一个作家，没有奇遇不行，没有对人生的奇特体验不行，没有在人性与人情的理解上超出前人与常人的地方也不行。因为惟有这样，他才能形成独特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适合于创作。可惜，在今天，研究者过于看重各种理论对创作的作用，并分析这种种理论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创作，却很少强调文学创作与作家的真情实感的联系。甚至要斩断这种联系，将由作家所分娩的作品这个孩子，从母亲的身边抱有，说这个孩子是如何的独立自足，毫不顾及母子间的这个天然的血缘关系，这怎么能够说清文学呢? 若依此来评价终结论，终结论没有重视文学与人性及其故事的直接关联，所以，在没有论证人性及其故事需要表达是否已经消失的前提下，匆忙地宣布文学的终结，有悖文学的事实，难以产生实际的理论成果。非终结论虽然符合文学的事实，由于忽视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仍然找不到文学继续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非终结论用人需要高级的精神享受来论证文学的存在，殊不知高级享受再高级，也是可以被取代的，在审美史，被取代的高级形式多的是。又用文学深刻而图像浅薄来证明文学不应当被取代，这是对图像的偏见。稍稍往深处一想，中国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构造的，中国文学又何来深刻呢?这种论证，总是在承认其他媒介远胜语言文字媒介的前提下来论证文学的存在，打的是一场防御战，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回到文学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一层面上看文学，也就显得至关重要。可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文学的这个本性已经被20世纪的文学理论加以重重的遮蔽而无法直面了。我个人认为，只有坚决地掀掉笼罩在文学之上的“理论”阴影，文学才会显露它的真山真水，有关文学终结与否的争论也才会尘埃落定。由此，我们也才能释放文学回归生活的力量，这样，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而且还会在新时代里绽放它的新光彩。 2. 那么，是什么东西将文学搞复杂了?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道德主义与政治意识的需要将文学搞复杂了。这一原因可谓源远流长。“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明明写的是男女之情，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要向一个美丽的姑娘求爱，却被腐儒硬说成表现“后妃之德”，拒绝情感，变成了禁欲主义的标本，就是一例。再如所谓的“利用小说反党”说，也是与此相通的，小说本来写的是人物的故事，却被对号入座，成为反党的大毒草。在现在流行的文化研究中，文学再次成为被复杂的受害者。有国外学者将鲁迅等第三世界作家的创作解释成“民族寓言”，有时仅从书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读出巨大的政治含义，并联系到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对立及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反抗，恐怕也与太过明显的政治意识有着直接的关联。殊不知，表现男女的爱情，或人物自身的悲欢离合，或满怀深情地进行启蒙，期望“国民”再造，表现人物悲欢离合，原来是上述文本所呈现的直接含意，可道德评论与政治意识却偏偏在那里作怪，将好端端的文学作品变成了非文学的道德说教或政治斗争，这在研究者这里，可能被视作是发现，却对读者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也无法在文学的视域说清文学是什么这样一个道理，除了增长混乱以外，并没有真正的作用。 其二，是科学成为主义并将文学收编在科学的疆域中将文学搞复杂了。科学原本与文学艺术是分属两个领域的人类精神活动，以此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的丰富性。二者有些交流，也是十分自然的。可用科学来取代文学，要在文学中来贯彻科学精神，是一个让文学不堪重负的举措。1920年代，中国的批评界曾经期望过科学对文学的介入，为此才出现了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的倡导，这对中国文学有过作用。但就是那时，批评界中也是有人主张不能用科学来代替文学的，也不能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代表文学的研究方法。可是，科学成为主义，已经是一种潮流，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向着科学靠拢，也成为一个潮流，这时候，有关文学的解释，也就近乎全盘科学化了。西方20世纪批评中的科学主义路线就清晰可辨。先是形式主义，借用语言学的视角分析文学，文学(主要是诗歌)似乎变成了语法的实验场所，文学自身具有的那种情感，很难在这种研究被重视。再后来又是新批评，将文本孤立起来，注重细部研究，不问作者与时代，认为这样才是真正地研究文学，割裂了文本与其产生的整个文化语境的关系。对文学的心理学研究虽然最为接近于文学创作，可心理学的分析方式，也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的，同样与文学不尽吻合。结果，对文学进行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乃至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比比皆是。文学研究成为其他学科的理论实验场，文学与人性的关系被忽略，文学的那种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在科学主义的研究中丧失殆尽。这样的结果，是在文学理论的目录中增加了不少分支细目，理论工作者看着这些分支细目，自己感到高兴，以为这就是新成果，新贡献，却不能以此真正破解文学的奥秘。科学主义在人文精神面前，在人类的情感面前，在人性的丰富性面前，远非无能为力，而是毫无作为。 其三，是文学研究的职业化将文学搞复杂了。近代以来，文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为了将文学搬进讲堂，必须将文学知识化，才有东西可讲，所以，讲得越复杂，越有知识，越有可能延长讲学的时间，这样，职位才能被延长。夏志清在谈到新批评在美国的情况时，就提到了它与职业的关系：“新批评在美国业已式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新批评的批评方法大家会用，一般英文系的年轻教授，为求职业的保障，非写文章不可，而用‘新批评’的方法分析一首诗，一部小说，是最容易的事：这样这类文章愈积愈多，大家看得烦了，连把‘新批评’过去的成就也估计低了。”(1)反过来说，新批评当年在美国的兴起，也是因为它为学者们提供了了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可较为容易而新颖地分析作品，所以大家接受了它，并乐意使用。可见文学研究职业化后，拥有这种职业的学者，往往是从职业出发而不是从研究对象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结果也就千方百计地试图使用新方法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以便生产成果，满足任职的需要。这一现象，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更加突出，因为职业的竞争更加白热化，挖空心思使用新方法以期获得新成果，也就成为一种职业的规则被大家所接受并狂热地执行着。因此，职业化，其实是将文学研究弄得越来越复杂的一个重要的利益驱动机制。随之，文学在人们的眼中，也就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如此看来，只有当文学研究不是一种职业，那时对文学的理解才能摆脱这种职业利益的驱使而能较为本真地接近文学的本身了。 3. 这样说来，我主张的不就是在文学研究中“绝圣弃智”吗?我不这样看。我想中止的是在文学研究中脱离文学本性的纯粹知识生产，绝的是非文学的知识，弃的是非文学的智慧，这样的知识与智慧越多，对文学的理解越混乱，绝此种圣、此种智，正是文学研究应当选择的道路。回到事物的本身，回到无知无识的状态，也许事物就敞开了它的本性，让你一睹芳容。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我说，文学失而求诸野。这里的“野”指的是民间，因为在民间才有超越利害的学人存在，这样的学人才能真正地从本性上看事物，才能真正地看出事物的问题所在。所以，身在庙堂的学者，或身在学府的学者，要想做出自己的贡献，即使身在高处、热闹处、利益处，也得心在低处、偏静处、无利益处，才能洞悉文学的奥秘。我甚至想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这些从事研究的学者，应当向一般的老百姓学学，问问他们是怎样看待文学的，他们的回答，也许就是关于文学本性的答案。在这方面，我认为蒲松龄是个典范，他的《聊斋志异》值得我们去深思。为什么取名“聊斋”?“聊”就是说，专门的说，运用的是语言文字。为什么取名“志异”?“志异”就是讲述奇异的人间故事，由这些人间故事去展示人性与人情。所以，蒲松龄成功了，他的小说吸引了古人，而且还吸引了今人。蒲松龄从他的听众那里了解了什么是文学的见解以后，满足了他的听众——一般的老百姓。今天的理论工作者，乃至创作者，能够这样真心实意地面对老百姓吗?面对读者吗?读《中国农民调查》时我哭了，因为那故事令人心碎。现在有论者提出当代文坛的优秀之作往往出之于“业余作家”之手，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们能够面对人生，面对读者，写出了人性的千姿百态，才获得了文学的成功。其实从文学史来看，作家的成名之作往往成为作家后来创作的难以逾越的高峰，其中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成名之作往往是这个作家还没有职业化之前的创作，是业余状态中写出来的，是业余之作。另外，通俗文学大行其道，为什么?还不是因为通俗文学关心了老百姓的现实与需要，善于表现人性的故事，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文学是什么?很简单，它是人文的花样。人文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人的生命开出花来，文学就是这生命之花的写照。所以，对文学而言，它是人的生命的自然而然的花开果熟，也是人的生命的自然而然的慰藉安抚。说它是美丽的，因为生命本身美丽它才美丽。说它是写照，因为没有写照，它就不能成为花样。它之所以依赖于语言文字，因为人的生命的内在情感，人的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只能通过语言与文字才能被表达出来，所以，它成为语言文字的艺术。文学是什么?是生命花开，是人性花开。除非生命枯萎，人性荒芜，否则，文学还得继续存在下去。除非生命没有曲折，人性没有故事，否则，文学还得继续存在下去。除非语言文字消亡了，人类不再运用语言文字来叙述人性的故事，否则，文学还得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简单的道理不被打破，文学就得存在。 有的学者为了证明文学的继续下去，用所谓的“文学性的弥散”来证明文学存在，这是抓住现象，错漏了根本，因为要想产生文学性，还是得有生命、人性与语言文字的存在，没有这个前提，文学性就无法产生，所以，与其证明文学性的存在就是文学的存在，不如证明人性的故事存在与语言文字的存在，已经有了文学。我认为，所谓的“文学性的弥散”，已经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将文学性解释成了“形象性”，遂在一切有点形象性的地方找论据来证明文学的存在，这是舍本逐末之举。舍了文学是人性这样的根本问题不去证明，而证明文学是用自己的形象去维护自己的存在，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样的存在与影响本身是太微弱了。 有的学者强调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活动，它因审美的“内视性”而无法被图像的“外视性”所取代，因此才存在，这有道理。但是别人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独特的审美活动一定要成为我们时代的审美活动呢?难道因为它曾经是一种影响巨大深远的审美形式，我们今天就应无条件地接受它吗?我们今天难道没有更新、更好的审美形式来进行更新、更好的审美活动吗?要否定这些反驳的正当性，是困难的。因为反驳者只要坚持时代总是变化的，就足以使得独特论站不住脚。此时，我们若是在人性的层面、生命的层面立论，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为时代的变化，人类的审美趣味的变化，最终都无法撼动生命之根本，人性之内核，语言文字之延续，所以，文学是存在的。因此，尽管我也会认识文学的审美也是一种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审美活动，但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独特，而是因为它根本，与生命与人性连体，才使它万古常青。只有从这个根本上加以说明，才能说明文学是不会终结的。 我的结论是：没有深度的人性表现的文学，在没有图像流行的时代里，早就被淘汰了;有了深度的人性表现的文学，即使面临图像的巨大挑战，也会被读者所接受而爱不释手。决定文学命运的不是是否有了图像，而是文学本身是否能够打动人心，打动人心的就是好作品，打动人心的人性故事，既是人类的实践产物，又永远都是满足人类审美想像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 ———————— (1)夏志清《文学杂谈》，见《鸡窗集》，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作者署名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通讯：215021,江苏苏州市苏州大学(东校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