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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认为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转型，它所依靠的主要推动力是政治。政治既是改变现实的一种力量，也是引发作家诗意的一种想像。这表明在文学史上存在着文学与政治相关联的一体时期，它出现在政治转型与文学转型的同步期，建构了雏形状态的中国现代的文学政治学。 关键词：清末民初;文学转型;政治功用;文学政治学 1.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文学的人们对于政治有一种惧怕，因为极左思潮与文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在那次的被称着新时期的文学转型中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建立在对于政治的某种规避、疏离与否定之上。我们曾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想以其向着形式主义的转向，代表了文学思想的拓展、提升与审美化。当将这样的思想认知贯彻在对于此前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中，形成了鲜明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倒向文学而轻政治，几乎成为学术思考的典型特征。为了赋予这一思想更为充分的合法性，沿用这种思想来观察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中国文学思想的现代发生过程，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双线推进说”，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派”与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派”之间的冲突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内在矛盾与紧张，并由此考察它的走向。尤其是从审美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不畅、多经波折、无法创新的缺失，统统归之于“功利派”。现在再来检讨这一观点，很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这不是说“双线推进说”就一定不能成立，在概述这段历史方面，似乎还没有比其更为出色的史观思想。但用这样一个统一的史观去观察不同的历史节点，若不能认识不同历史节点的特殊性，不能认识到这个统一的史观在介入各个历史节点时，要做作出自己的调整，才能建立合理的阐释方法，那是错用了这个统一的“双线推进说”，从而抹杀了历史节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具体来看，用“双线推进说”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发生过程时所犯的盲目性就是用了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文学与政治分离的“冲突说”来取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与政治之间相统一的“融合说”。其实，两个历史节点在政治、文学的现状及二者关系上均有所不同。80年代的新时期所面对的是极左思潮留下的政治遗产，文学之园饱受摧残后百花凋零，重新起步的文学是相当幼稚的，因此，文学与政治处在一种相当对立、相当紧张的状态中，不能摇脱政治的过强干预，文学就不能独立发展。此时兴起的二元思维将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转型所面临的境况却相当不同。当时的封建旧政治处于崩溃中，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想像亦处于极度混乱与飘移中，文学不是受制于政治不能发展，相反，因为缺乏民族国家的强大依托，文学与人心一样，同样成为时代焦虑中失去方向的迷惘现象之一种。此时的文学因传统、时势的影响而羼弱，却不缺乏传统的形式，也不缺乏创作文学的作者队伍。对于新时期，惟有追求文学分离政治的独立，才利于文学的发展;可对于清末民初，不仅要谋求文学的发展，也要谋求政治的发展，才能在同步的状态下重建民族国家想像。因此，用对立状态中形成的理论观点去观察一个非对立状态，削足适履，一点也不奇怪。在观察清末民初文学转型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冲突说”而是“融合说”，这种融合体现了清末民初文学转型中政治功用的独特性及文学与政治关联的直接性，惟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一段历史及建立合适的具有充分叙述能力的历史观点。 2. 如果说，新时期的文学转型是通过文学对于政治的规避来实现的，那么，在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中，当时所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等，则是通过对政治功用的发挥从而实现文学与政治的共生来实现的。政治既是实践的活动，即改变现实的一种力量，同时，也是引发作家诗意的一种想像，与文学紧密相关。这时候，政治作为一种时代的活动而成为诗学的通道是敞开的。结果，我们看到这样三种典型现象：或者从政治出发谈论文学，如柳亚子、梁启超等，政治与文学是不冲突的。或者是一会儿谈文学，一会儿谈政治，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文学与政治也是不冲突的。或者是从文学出发谈政治，如鲁迅、周作人等，文学与政治也是不冲突的。我们发现，此时的文学与政治处于一种天然的关联中，文学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文学，二者相辅相成，从文学到政治的转换是自然的，从政治到文学的转换也是自然的。一般讲来，这样的状态是：政治需要文学，文学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个任务;文学参与政治，政治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文学，确实出现了政治即文学，文学即政治的局面。 看柳亚子吧，他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难以厘清。但柳亚子谈文学是从政治出发的则毫无疑问，他在谈到《二十世纪大舞台》作为一种“优伶社会之机关”时，大呼“黄帝子孙受建虏之荼毒久矣。中原士庶愤愤于腥膻异种者，何地蔑有?徒以民族大义，不能普及，亡国之仇，迁延未复。今所组织，实于全国社会思想之根据地，崛起异军，拔赵帜而树汉帜。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烈快剧，则中国万岁!《二十世纪大舞台》万岁!”(1)民族革命与文学创造的统一，是柳亚子的期望。问题是：按照二元的“冲突论”，戏剧与政治之间是不相融的。可在柳亚子眼中，这二者是合一的，要想有民族革命的政治，就得有体现了民族革命政治的戏剧来帮助它实现这个目的。就当时的戏剧现状言，“万族疮痍，国亡胡虏，而六朝金粉，春满红山;覆巢倾卵之中，笺传《燕子》;焚屋沈舟之际，唱出《春灯》。世固有一事不问，一书不读，而鞭丝帽影，日夕驰逐于歌衫舞袖之场，以为祖国之俱乐部者……”(2)所以，改革戏剧与改革政治是统一的，改革戏剧就是改革政治，改革政治也就是改革戏剧。在此种情况下，戏剧与政治的内容是高度统一的，均体现了民族革命的精神。 梁启超是一位更重要的理论家，他出入于政治与文学之中，谈文学是重政治效用的，可与诗学并不相隔。梁启超提出了“政治小说”的口号，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为了发表“区区政见”，亲自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的最为著名的观点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3)其积极面自不言说，其消极面被后人视为“以政治性取代艺术性”。(4)但从整体的角度反观梁启超的诗学观，则难以得出相近的结论。梁启超仍然是一位诗学建构的有心人，他从政治进入诗学的途径似乎并没有因为重视政治而有所阻隔。一般所言的政治与文学的冲突，在梁启超的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他的诗学内容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诗性的。我们发现了两点：其一，梁启超谈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紧紧把握了心理这个中介，所以实现了从政治到诗学的转换，且不露痕迹。如谈到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时，谈的是小说影响人心的“熏、浸、刺、提”四个方面，再转而论及小说的影响政治活动，当然说得颇有道理而令人信服。其二，他从早期论文时重视心理与趣味的特性，发展到后期的特别重视情感的作用，写下《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情圣杜甫》等文，主张“艺术是情感的表现”，(5)认为“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6)这是主张“情本位”。如此高度地强调文学与情感的关系，当然不会因为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而忽略文学特性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出现了，对于梁启超而言，似乎没有人像他那样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又似乎没有人像他那样特别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尽管他对于这两者的强调相隔时间较久，意义同样是重大的。比较而言，别的理论家之所以不能像梁启超这样跨越时间的阻隔来谈论文学的不同功能与性质等问题，这正好证明了梁启超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本来就是相当深刻、极为辩证的。他的论证文学，先谈政治，但接着谈心理，再接着谈情感，还谈形式等因素，结合起来看，政治与诗性的内容是平衡的，他所谈的不仅是政治小说或政治文学，其实是政治诗学。设想，若梁启超没有将小说与政治关联起来，他能有这样的贡献吗?由此可知梁启超的将小说与政治相关联，对于小说的转型及其对小说性质的认识，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认为，与其在彼时将小说与政治隔开而让小说的地位得不到提高，小说的性质得不到新的阐释，还不如在彼时让小说与政治相结合，以实现小说的转型与重新定位。政治的功用在小说的现代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决不能因为后来的政治干预导致文学衰弊而加以否定。 再看鲁迅与周作人，他们在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提倡“立人国”，这是政治任务;又提倡“摩罗诗人”的创作，并认为文章应当“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等，亦是统一地去看文学的本质与政治的作用，决无在二者间制造分裂的意图。至五四前后，陈独秀与李大钊谈文论诗，所持观点也是政治的与诗性的。陈独秀一方面主张用文学来做改造社会的工具，但在论及文学性质时，又强调其审美的一面，认为文学原非为载道而设，只是文以代语与描写美妙而已。(7)这是自相矛盾?还是通过对立来达到平衡?我们认为这属于后者。李大钊曾主张通过思想、学理、主义、精神与优美文艺的结合来发展新文学，因此被视为是一个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意识的政治人物，但他也讲过应当为文学而创作文学，不以文学自身以外的东西来要求文学。(8)这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李大钊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同于陈独秀，仍然是一种对立中的统一观，保持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某种特殊的平衡性。 由柳亚子、梁启超、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论述可知，在认识文学的性质时，政治不仅不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同时也可以是一种内在力量，通过对政治的强调，推动对于文学的认识。这表现在：改变了文学的版图，一批通俗的文学体裁如小说、戏剧等得到了优先确认;政治的功用与文学的特性共存，二者不仅没有冲突，相反却获得同等的认可;政治的介入正构成了其时的独特的诗学内涵，出现了雏形状态的中国现代的文学政治学的理论。 3. 我们认为在文学史上，存在着文学与政治相关联的一体时期，这个一体时期往往出现在政治转型与文学转型同步的时期，也即处于文化的转型期。从发生的角度看，此时的政治与文学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无政治功用之需要，就无文学之转型。文学不借政治难以展开，政治不借文学难以完成。一旦这个转型期过去了，这样的统一也就不复存在。区别在于：转型期是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目标是一致的，即反对旧制度与旧思想。非转型期是政治与文学的分离期，二者的目标分化。政治的继续斗争与文学的可能游离，政治的重新制度化与文学对于制度的天然的批判，构成了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由一体化分解而进入了分裂并峙状态，构成新的关联方式。因此，我们既不能从非转型的时期来观察这个转型期，也不能期望转型期的特性将会继续延续到非转型期。这正是我们观察不同历史节点的关键所在。在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中，充分发挥政治功用而不伤及诗学建构，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其一，政治的乌托邦性质，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幻想，是各派能够大体趋同的信念基础。处于乌托邦中的政治与文学似乎是不成熟的，正是这种不成熟成为它们相结合的重要因素。相反，当后来的政治趋于明朗，离建立真正的政治制度越来越近时，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倒是加强了。 其二，政治的独立与文学的独立在当时还没有分离，政治的发展没有影响甚至削弱文学的发展，政治与文学之间处于热恋期。文学作为想像政治的一种活动，鉴于政治处于并不干涉文学的状态中，这种想像是自由的。文学将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姿态投身政治之中，而政治则因自身力量的扩张需要以及制度化程度的相对低下而对文学保持了一种放任的态度。文学保持了独立，也就保持了活力。 其三，身份的暧昧。说其是文人，他是政治家;说其是政治家，他又是文人。这种文人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们保持两方面的诉求：文学的诉求与政治的诉求。你听说过在屈原、李白、苏东坡、陆游、范仲淹等人的身上有过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强烈冲突吗?因此，文学与政治的冲突是建立在更为严格的现代分工基础上的。即使像王国维那样主张超越政治，诚如徐中玉先生指出：“他在诗人中最称赞屈原、陶潜、杜甫、苏轼四人，……但这四人难道都是独立于政治、事功之外的?”(9)徐中玉先生认为王国维的超功利的观点，只是为了防止在认识文学的性质时走向极端而已。这说明就是王国维，他的身份也是暧昧的。 如此论述，并不表明我们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想重回一体不分的状态，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中，并非如后来设想的那样，是仅仅依靠了审美主义的力量才达成了转型的目的。相反，正是政治的强劲介入，通过文学对政治的想像，发挥了政治的功用，才完成了这次转型，并使得这次转型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学与政治相联系的基础，从而参与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想像的展开过程。倘若躲身于一隅，文学凭何可以参与这样一种伟大的过程?即使在后来的参与中产生了文学的非本质的异化，应当说，这是代价，却不是可以规避的理由。 就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而言，这场转型的实现，就相当充分地体现了与政治纠结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既完成了转型，使得这场转型具有了独特的内涵;并形成了新的遗产，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发展。探讨其间的复杂性及走向，对于重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话语，将是有一定意义的。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史上，并非如后来的学者所言，只有永恒的冲突而无相对的统一。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有两个意义：其一，看清历史的真实，以免用后人的眼光打量历史。其二，为文学政治学寻找到更多的理论资源。 —————— (1)(2)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339页、3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文选》下，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4)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5)(6)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文选》下，第135页、15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7)参考《答曾毅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8)参考《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 (9)徐中玉《针对时弊 反映社会——〈文学理论集•导言〉》，本社编《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第52页，1999年。 作者简介： 刘锋杰，男，1953年生，安徽泾县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从事文学理论与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 高磊：男，1980年生，安徽亳州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从事文学理论与现当代批评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