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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徐渭曾说：要判定一首诗是不是好诗，他必要拿来一读，“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的便是好诗，“如其不然，便不是矣。”(1)我认为，用徐渭判断诗的方式来判断文学，也许可以解决文学是否终结与文学研究是否过时这样的问题，因为一首诗让读者陡然一惊，一篇文学作品能够把读者引进一个令他激动的世界，这样的诗就是好诗，这样的文学就是好文学，而能够将这样的好诗、好文学推荐给读者的，就是好的文学研究。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理解与研究文学时，我们确实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越接近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简单事实，就愈能表达出对于文学的真知灼见，反之，套用大量的理论，说得玄之又玄，不仅无益于理解文学，也会产生思想困惑，在自己设计的思想迷宫中，不知文学为何物，从而悲观地宣布文学过时，文学研究难以为继了。 关于文学的现代定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媒介论，即从文学创作必然地依赖语言而分析文学的性质。早在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就是由一批语言学家组成的，他们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而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对诗歌进行语言要素的形式主义分析。这多少使人觉得他们的“文学性”就是“语言性”，至少他们的“文学性”是隐藏在“语言性”之中的，一个作品，离开了它的语言结构，就失去了产生“文学性”的可能性。此后，英美的新批评受其影响，仍然是在作品之中来寻找文学是什么的结论，它们关于反讽、隐喻、象征等的修辞性解读，再次将对文学的理解聚焦于文学语言之上。无怪于新批评的理论家韦勒克在其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中要从语言角度阐明文学的特殊性，认为：“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阐明文学对语言的特殊应用”，并区分了文学的、日常的和科学的语言的不同特征。但这真的很清楚吗?不清楚。韦勒克这次关于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分活动，颇像法国的纯诗运动只是提出了纯诗与非诗两个概念那样，也只是提出了概念而已，对于这不同概念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涵，是没有给出确切的令人信服的回答的。结构主义批评则将言语现象与人类的语言系统的普通本质联系起来，发展到结构主义叙事学则将言语与故事连接起来，试图证明故事是一种文学预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语言对于文学来讲，无论如何只是媒介，文学的语言或者言语表达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沟通。阅读一个文学作品，决不仅仅只是为了了解字面表达的内容，要是如此的话，一张便条也是文学作品了。有的学者已经将便条视作文学，可这并没有获得普通的认同，这就证明字面的表达及其意义，还不是文学。阅读一个作品，是想了解语言表达所形成的丰富想像，在这里，语言表达有助于读者的想像，却不能桎梏读者的想像，所谓得意忘言是也。这样一来，文学依赖语言媒介，是一个事实，没有这个事实，就没有文学，这就像绘画依赖线条、颜料，音乐依赖旋律一样自然而然，可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它们又决不是仅仅媒介。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既密不可分，像一个风筝那样，被媒介这根红线牢牢地牵扯着，又极限地放飞，自由地拥有一片空间，若无后一方面，一根线与个风筝，静静地躺在地上，或者攥在一个人的手中，那这个风筝，也许还叫风筝，可还有人欣赏它的美丽吗?文学就是一个放飞到天空的风筝，这才拥有它的魅力。所以，文学是需要媒介的，却又超越媒介。 那么文学到底是什么呢?我同意这种观点，文学是简单的，它是通过文字来写或读一个故事，并能促成关于人性或人性变异的想像。因为它是关于人性或人性变异的想像，所以必定要通过简单的故事情节，运用阅读者的想像去深入到人性思考层面才能真正了解与理解文学作品，因此，一般的故事梗概就不能称为文学。 更进一步地说，若是不用什么理论来解读文学，文学就是两个精神主体在人性层面上的对话。因为阅读者不是仅仅为了了解一个故事或者认识一个作家的写作特征来进行阅读的，他更多的是通过故事来理解作家的人性表现和人物人性的不同特征。用林语堂的话说，就是当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以后能够“会心的微笑”，就已经达到了欣赏文学作品的效果。文学并不只是面对有丰富的文学知识的训练的专家们，它更多的是面对一大批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普通人，普通人只是在自己的阅读之后有着欣喜之感，就满足了，这份满足正是文学生产与存在的最佳证明。然而，这却是大部分研究者在研究文学时所忽略的，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实际上就是把文学从高高在上的“言道之物”放在“大众文化”之中来看，大众是读者，大众的趣味、喜好、要求，也就决定着文学到底是什么。确实有人担心这个事实对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因为从这里出发，文学研究的那种故作高深，失去了依据，变得难以让人接受了。比如说有这样的描述：“在网络技术时代文学已经降为文化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它的影响力日见减小。严肃的文学被推向圣坛，通俗文学大行其道。小说的功用正在被电影、电视、摄影、通俗音乐、电子游戏所取代。……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媒体已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娱乐和获取信息的又一个主要途径。在文学边缘化的过程中，小说创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凸现出来。作为储存和表现人类丰富的心理生活，记录过去时代和描述未来时代的小说，长期以来被人类格外看重……然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由于各门学科独立发展及其互相渗透，文学边界内的 ‘入侵者’越来越多。当大众文化、电视置于主流之后，小说叙事描写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更多的冲击，这就使小说的书写变得更加困难;一方面它需要保护自己独有的特性，发挥自己的文体优势;另一方面它又被迫同大众传媒抢夺读者群。”(2)崔少元至少是悲观的，因为他觉得文学读者被其他媒介瓜分了，文学也就难以为继了。但他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欣赏文学作品只是贵族所能享受的特权，老百姓未必能够染指与享受，文学仍然有其自身的发展，显然，读者人数的多少并不能预示文学发展是否具有可能性，因此，他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何况通过网络的传播，网络文学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读者联盟，这些读者显然也同时享受当下许多其他的文化产品，却也没有忽略文学的存在啊。看看“榕树下”、“天涯”等文学网站的注册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在今天，阅读文学作品的人绝不会比以往任何时代少，甚至可以说是大大多于以往的。 事实是文学正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使得研究者或阅读者有些无所适从。例如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写于1973年，被认为是20世纪的佳作之一。整部作品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只有情节的片段，构成故事的素材。它充满了五花八门古怪凌乱的叙述，并涉及现代物理学、导弹工程学、高等数学、侦察技术学、性心理学等数门高深学科，文学的这种跨学科表现似乎成为后现代文学的一种趋势。因此，这引起了不少作家与读者的感叹，他们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整个的现代文学面临重大转型，原有的文学形态似乎正在死亡。其实，文学的表现内容自古以来就是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关联的，既然网络时代来临，专业资源可以共享，那么，文学的表现内容就可以也应当跨越以往的领域，将这个更为丰富的世界纳入自己的表现计划中。这恰恰说明了文学与时代发展是同步的或相应的，只有一条不变，它在这种同步或相应中应当着眼于表现人性，这一点是文学自产生以来历经变迁而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也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重要理由。因此，我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文字表达与意象创造所构成的关于人性的故事来理解，是正确，也是一个简单明白的道理。 重温克罗齐的观点也许不无启发性。克罗齐曾就诗与文学的不同，写过一部专著《诗论》，他要求诗读者同诗作者打成一片，把自己的心灵扩大到诗作者的心灵那样的高度，使自己的心灵同诗作者的心灵相一致，像诗作者一样，在特殊的兴趣和情感上提高自己，在一种类似的净化当中洗涤自己，并像作者一样，迎接美的喜悦。诗在接近人们脑海时则像闪电和霹雳，人的工作则是紧随其后而来，被它牵动，被它陶醉并竭尽所能来捕捉它，徒劳地要求它停下步来，让人欣赏它的面部的第一个线条，因为这时已经消失了。诗有时也会回来，让人们把它看得更完全些，但有时却不会回来;诗人则总是存留下来的，既有他那明朗的语言，也有他那朦胧的语言，正是那朦胧的语言在期待，在要求能澄清这些朦胧语言的光束，这一点也许会做到，也许不会做到。于是诗人就乞求宽容。因为在诗中，我们不仅可能遇到不完美之处，而且也可能遇到非诗的东西，作为诗读者，就应该知道诗人们灵魂的绝顶重要部分，它既同诗有别，又同诗结合在一起，并从诗中汲取营养，从而构成一个并非静止的而又辨证的统一体，这就是克罗齐的有名的“复现”观点。假如我们把这里的“诗”换成“文学”，就是我所要求的阅读主体与文本主体的共同复活了，复活后的两个主体在人性的层面上实现了精神的对话与交流。可以说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核心内涵，与文学就是人性的对话这一观点相一致的。 虽然上述的观点看似简单，却可以借此重释某些流行观点。提出文学终结的德里达，是通过“明信片”等来说明文学旧有媒介发生了本质性的革命而导致读者身份的变化，举例“情书”试图说明固定读者的阅读方式已经被互联网时代的群体阅读方式所取代，因此，“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根据德里达的看法，米勒进一步阐述了在电信时代“印刷业的发展鼓励并且强化了主客体分离的假想;自我裂变的整体(separate unity)与自治，‘作者’的权威;确切无疑地理解他人的困难或者不可能……”(3)这是从人自身的裂变及人际交流的困难角度来说明文学存在的艰难。即使这一切都是一个事实，我依然认为米勒对文学的理解并不能证明文学本身的不合时宜。文学强调的是阅读者与文本主体的对话，并不要求双方达成完全的一致才能进行对话，相反，“理解是在寻找一个与发话者话语相对立的反驳”。(4)因此有一些交流的困难并不能证明交流就不存在，就不需要交流了，相反，愈是交流困难愈是需要交流，文学在这一方面，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另外，也不能从购卖者的角度说明文学的不受欢迎，文学的“阅读者”身份与“购卖者”完全不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持有人，可以是购卖者，但拥有文学作品的人则是阅读者，也就是说，“阅读者”必定通过“阅读”文学才能复活“文本主体”，才能进行对话，这里的“阅读者”根本不可能有自我裂变，相反，通过阅读形成了两个“自治”的主体。从这一点来讲，米勒的错误包括德里达的错误都是忽略了文学的“阅读者”这个重要因素而导致的，关键在于阅读者的产生根本与媒介革命所造成的冲击没有必然的否定联系联系：媒介革命能够产生新的文化接受者与接受方式，但也仍然可以保持原有接受者与接受方式，并能够继续培养自己的接受者与接受方式。电信时代可能产生大批新的阅读者，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或明信片也仍然获得文学阅读所带来的应有的阅读快感，有阅读者对于文学就是幸事，怎会是文学的终结呢?所谓的过时不过时，合不合时宜，完全看阅读者的实践行为即对话行为，是否还在继续，若是继续的，对文学的需要就存在，在对话中实现文学的目的，就不是虚空的，因此文学也就毫无疑义地存在着。 今天，文学所面临的难题是：缺乏了人性的飞扬，已经引发不起来读者的阅读兴趣了，这样的文学当然地被边缘化了。可一些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走红，原因恐怕还是它们能够把握这种时代的脉搏与人性的奇妙，才能够获得读者的青睐。所以，我认为，说文学死亡了，不如说某一种文学形态死亡了，或文学的体能衰弱了，并非一切的文学样式都死亡了或衰弱了。至少，网络文学就十分兴盛，怎么能由此得出文学死亡的结论呢? —————— (1)《答徐北口》。 (2)崔少元《后现代主义与欧美文学》第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1期。 (4)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第204页，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作者署名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上海理工大学印刷出版学院艺术系。 通讯：200234，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站 (责任编辑：admin) |